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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思路，以鲁朗国际旅游小镇为研究对象，从幸福发展的角度出发将该景区实施旅游生态移民后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表现纳入了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构建出旅游生态移民的指标体系，并对鲁朗的生态移民影响进行了测度。
关键词：旅游生态移民；生态移民影响；生态幸福指数；测评；鲁朗镇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意义
以西藏林芝鲁朗景区为研究对象，从幸福发展的角度对该景区旅游生态移民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旅游生态移民的合理模式，为旅游生态移民以及实现居民幸福、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内容
基于幸福发展视角，借助幸福指数所涵盖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政策等维度来阐述旅游生态移民影响的可行性；从鲁朗景区农牧民对于旅游生态移民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角色转变、心理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适应性，分析不同层面的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旅游生态移民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征。从研究范围上看，国家、省域等大中型范围的研究居多；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对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较多，例如Sheryl R、Geofrey W等学者的研究强调不能忽视居民利益；Alexandra Winke、Markos Ezra等学者的研究则重点强调了生态移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旅游生态移民的专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检索得出：已刊出的文献报道多从旅游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生态移民的相关问题，对旅游生态移民这一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的理论关注相对不足。国内目前关于旅游生态移民代表性的研究例如谭子林（2001）、聂建波（2009）、王从从（2011）等研究人员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的旅游生态移民现象给景区植被恢复情况带来的影响、旅游生态移民原因、景区拆迁及移民对策以及旅游生态移民当地产生的影响等研究的关注；马宝龙（2007）、石德生（2008）、解彩霞（2009）等对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点藏族农牧民生活状态、思想方式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此外，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旅游生态移民模式、旅游生态移民后续旅游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三、基于生态幸福指数视角的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测度
（一）研究案例点简况
研究案例点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东部的鲁朗镇，距离八一镇约80公里，紧邻川藏公路，总面积为2516.9平方公里，景区的平均海拔3700米左右，现已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素有“鲁朗林海”、“东方瑞士”之称。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要考察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设过程中的旅游生态移民的影响，以幸福指数综合考量未迁出的景区的农牧民、被迁出地农牧民以及景区的旅游资源生态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及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同样需要确定各个层级指标的权重。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自然生态角度等方面设计出细分原始量化的指标。采用德尔菲技术，得到了最终的反馈结果，从而最终确定了指标体系（含权重）。
（三）数据统计分析
课题组于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7月31日、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8日对鲁朗景区共进行了2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9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6.8%，采用了问卷发放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调查对象包括安置点内被迁出的农牧民、未迁出的农牧民以及造访景区的游客；问卷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关的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感知题项、旅游生态补偿的形式、标准和满意度以及游客对于景区生态环境、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等方面信息。
1. 主观性指标数据统计分析
诸如“C3安置点农牧民对新的工作待遇的满意度”、“C4安置点农牧民对当地物价情况的满意度”等主观性测评指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将各个指标设计为一句容易被调查对象所理解的语句，每个语句对应5个褒贬色彩逐一递增的选项，各选项一次对应的分值为1、2、3、4、5，根据被调查者的作答情况统计出相关题目所对应的均值。统计结果见表2所示。
2. 客观性指标的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客观指标的相关数据， 由此计算出指标体系中客观指标的具体数值，结果见表3所示。
3. 生态幸福指数测算
从鲁朗镇生态旅游移民的发展实践来看，尽管在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设的过程中，旅游移民活动早已存在，但规模不大，而且安置区距离迁出地较近，这些均保证了旅游移民的积极效应。根据指标体系权重，将表3与表4之中的数值带入指标进行计算，最终得出目标层数值--即鲁朗镇旅游生态移民过程中生态幸福指数为1.32。从各个细分指标的原始数值方面来分析，由于多数正向指标的数值较高，负向指标的数值较低，因此即使在没有横向参照物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认定鲁朗镇在旅游生态移民过程中的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尚不明显；相比之下，主要的积极影响体现在自然生态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两个层面，而经济维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物价受到了旅游供求波动的影响，加上交通和物流的问题，物价居高不下；此外，农牧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表明食物方面的花费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依然较大；旅游收入已经构成了农牧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且迁出的农牧民与原著人口的年综合收入之差并不明显；在访谈中发现，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和景区对迁出的农牧民在旅游参与方面给予一定的机会与照顾，因此安置点农牧民对新的工作待遇的满意度较高；但是，由于鲁朗景区尤其是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正处于开发阶段，从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还处于探索期，因此在景区的管理效率、员工的服务质量以及旅游产品的功能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测评指标经济维度的数值不高。 从社会文化维度方面来看，景区的治安良好，在调查时间段内并未出现犯罪事件，因此犯罪率记为0；多数被调查者对于旅游生态移民在邻里关系方面造成的影响持积极态度，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89；未迁出的农牧民对鲁朗景区的社会风气变化的感知程度较高，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87；安置点农牧民对于就业机会的满意度为3.53，表明多数安置点的移民能够享有较多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原著农牧民对旅游开发参与程度的感知情况一般，该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为3.17，主要原因在于鲁朗景区的开发上不完善，农牧民在旅游开发方面的参与程度不高；涉及到游客感知的调查中，“鲁朗景区活态文化的保持程度”这一项的均值为3.15，表明多数游客认为鲁朗景区尤其是鲁朗镇的活态文化的旅游吸引力不足；“游客对鲁朗景区游憩功能的感知”所对应的指标均值为4.22，表明多数游客对于鲁朗景区旅游游憩功能的评价较高；安置点（已迁出）和未迁出农牧民对自身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程度评价较高，该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为4.16。
从自然生态维度所对应的几项指标均值来分析，“未迁出农牧民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感知”和“游客对景区生态环境的感知”两项的均值较高，分别为4.33和3.87；相比之下，“游客对旅游产品的原生态程度的感知”以及“安置点农牧民对于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的感知”两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均小于3，表明旅游产品需要在原生态属性方面进一步提升，并且农牧民开始意识到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关于鲁朗景区的旅游生态补偿的调查显示：安置点农牧民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满意度较高，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69；而从客观题调查结果发现，多数农牧民所获得的生态补偿渠道为现金发放形式，其他形式的旅游生态补偿并未出现。
四、问题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鲁朗景区在旅游产品质量和培育高端旅游市场上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周边的重点社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建筑建造、景观风貌、设施配套、行为活动等都有待进一步改造，形成鲁朗国际小镇的重要支撑。
（二）民族自然生态保护不够
过分开发自然旅游资源，使生态旅游陷入了恶性循环（主要指当地居民的传统的生活风貌、生活状态、传统的工艺等等）的状况。
（三）旅游商业化色彩已浮出水面
旅游开发的不断推进，物价水平发生了变化，占用农地、住宅地等现象对当地农牧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鲁朗景区旅游生态移民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角色转变、心理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不适应性，不同层面的影响了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
五、对策及建议
（一）新的旅游模式的提出--幸福旅游
幸福旅游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旅游，不仅是指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能够极大的自我实现，而且包含着旅游目的地的农牧民主观幸福感。将幸福发展模式理念引入到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测评研究之中，从而综合量化、对比研究出旅游生态移民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二）加快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
提高旅游景点规划建设水平，实行专家论证和审批制度，建立健全旅游景区制度化建设，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三）注重生态旅游的保护开发
相关部门应加大旅游生态补偿力度，尊高品位开发和利用民俗旅游资源，防止“庸俗化”。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特性，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还可以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四）生态补偿形式要多元化
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坚持环保优先，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第二，加快生态补偿立法，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义务。
第三，积极开展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研究。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多资源税费的征收及使用管理办法。
（五）生态移民的政策需求
1. 政府相关单位“挂帅”，解决部门合作发力问题
为做好景区旅游生态移民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及时成立生态移民工作指挥部，高规格配置指挥部成员。
2. 整合部门资金，解决搬迁建设资金短缺问题
要积极整合有关部门，解决资金不足、资金短缺问题，使生态移民能顺利开展下去，让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设施更加完善。
3. 依托城镇化发展，解决移民生存发展问题
在生态移民的同时，应加强移民劳动技能培训工作，确保生态移民户搬迁后就业问题和生产生活问题。
4. 综合规划建设，解决安置点公共服务问题
综合规划建设，将依照现代化小区模式对生态移民点进行综合建设，配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后续生产生活问题。
六、研究的局限性
幸福指数从主观层面测评被调查者对于现象或问题的态度，尽管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客观指标来防止测评结果的过于主观化，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但诸如生态足迹之类的测评方法尚未引入到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中。此外旅游生态移民的负面效应尚不明显，因而对于西藏林芝鲁朗景区旅游生态移民的负面效应的分析并不透彻。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还需要针对本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策。
参考文献：
[1]Sheryl R， Geofrey W. Evaluating eco-tourism：The case of North Sulawesi，Indonesia.Tourism Management，1999（20）.
[2]谭子林，江方明.武陵源风景区拆迁地植被恢复已全面完成[J].湖南林业，2002（07）. [3]聂建波.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景区内建筑、居民拆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9.
[4]王从从.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5]解彩霞.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基于格尔木市两个移民点的调查[J].青海社会科学，2009（03）.
[6]马宝龙.困境与对策：三江源区藏族生态移民适应性研究一以果洛州扎陵湖乡移民为例[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03）.
[7]石德生.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适应--以格尔木市长江源生态移民点为例[J].2008（04）.
[8]Liang M-Z （ 梁明珠） ，Wang W （王 为）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ocal residents transferring and village reutilization at an ecotourism site： A case study of Nankunshan Ecotourism Zone，Guangdong. Economic Geography （ 经济地理） ，2004（04）.
[9]Yao J （姚 娟），Tian S-Z （ 田世政）. The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area of ecotourism for the model of entirety movement with community resident： A case study about Xinjiang Kanars Ecotourism Scenic Ar-ea. Forestry Economics （ 林业经济），2007（06）.
[10]Shi J-R（石坚韧） . Protection and remedy of architec-t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blocks in tourismcity. Economic Geography （ 经济地理） ，2010（03）.
[11]Luo G-H （骆桂花） . Investigation on the Three River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and the industry’s follow-up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2）.
[12]赵宏利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生态经济，2009（07）.
*基金项目：2015年西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目“幸福发展视角下的旅游生态移民措施影响测度---以鲁朗景区为例”（项目号：2015QCX065）。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
关键词：旅游生态移民；生态移民影响；生态幸福指数；测评；鲁朗镇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内容
（一）研究意义
以西藏林芝鲁朗景区为研究对象，从幸福发展的角度对该景区旅游生态移民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旅游生态移民的合理模式，为旅游生态移民以及实现居民幸福、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内容
基于幸福发展视角，借助幸福指数所涵盖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政策等维度来阐述旅游生态移民影响的可行性；从鲁朗景区农牧民对于旅游生态移民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角色转变、心理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适应性，分析不同层面的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旅游生态移民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特征。从研究范围上看，国家、省域等大中型范围的研究居多；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对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注较多，例如Sheryl R、Geofrey W等学者的研究强调不能忽视居民利益；Alexandra Winke、Markos Ezra等学者的研究则重点强调了生态移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联系。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旅游生态移民的专门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文献检索得出：已刊出的文献报道多从旅游学的角度切入来研究生态移民的相关问题，对旅游生态移民这一实践中已经出现的问题的理论关注相对不足。国内目前关于旅游生态移民代表性的研究例如谭子林（2001）、聂建波（2009）、王从从（2011）等研究人员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的旅游生态移民现象给景区植被恢复情况带来的影响、旅游生态移民原因、景区拆迁及移民对策以及旅游生态移民当地产生的影响等研究的关注；马宝龙（2007）、石德生（2008）、解彩霞（2009）等对于三江源生态移民点藏族农牧民生活状态、思想方式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此外，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旅游生态移民模式、旅游生态移民后续旅游产业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三、基于生态幸福指数视角的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测度
（一）研究案例点简况
研究案例点位于西藏林芝地区林芝县东部的鲁朗镇，距离八一镇约80公里，紧邻川藏公路，总面积为2516.9平方公里，景区的平均海拔3700米左右，现已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素有“鲁朗林海”、“东方瑞士”之称。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要考察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设过程中的旅游生态移民的影响，以幸福指数综合考量未迁出的景区的农牧民、被迁出地农牧民以及景区的旅游资源生态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及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同样需要确定各个层级指标的权重。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文化、自然生态角度等方面设计出细分原始量化的指标。采用德尔菲技术，得到了最终的反馈结果，从而最终确定了指标体系（含权重）。
（三）数据统计分析
课题组于2015年7月27日至2015年7月31日、2015年12月29日至2016年1月8日对鲁朗景区共进行了2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9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6.8%，采用了问卷发放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以保证问卷的有效回收率，调查对象包括安置点内被迁出的农牧民、未迁出的农牧民以及造访景区的游客；问卷在内容上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关的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感知题项、旅游生态补偿的形式、标准和满意度以及游客对于景区生态环境、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等方面信息。
1. 主观性指标数据统计分析
诸如“C3安置点农牧民对新的工作待遇的满意度”、“C4安置点农牧民对当地物价情况的满意度”等主观性测评指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将各个指标设计为一句容易被调查对象所理解的语句，每个语句对应5个褒贬色彩逐一递增的选项，各选项一次对应的分值为1、2、3、4、5，根据被调查者的作答情况统计出相关题目所对应的均值。统计结果见表2所示。
2. 客观性指标的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了客观指标的相关数据， 由此计算出指标体系中客观指标的具体数值，结果见表3所示。
3. 生态幸福指数测算
从鲁朗镇生态旅游移民的发展实践来看，尽管在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建设的过程中，旅游移民活动早已存在，但规模不大，而且安置区距离迁出地较近，这些均保证了旅游移民的积极效应。根据指标体系权重，将表3与表4之中的数值带入指标进行计算，最终得出目标层数值--即鲁朗镇旅游生态移民过程中生态幸福指数为1.32。从各个细分指标的原始数值方面来分析，由于多数正向指标的数值较高，负向指标的数值较低，因此即使在没有横向参照物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认定鲁朗镇在旅游生态移民过程中的表现出来的消极影响尚不明显；相比之下，主要的积极影响体现在自然生态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两个层面，而经济维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原因在于旅游开发过程中当地物价受到了旅游供求波动的影响，加上交通和物流的问题，物价居高不下；此外，农牧民的恩格尔系数较高，表明食物方面的花费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依然较大；旅游收入已经构成了农牧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且迁出的农牧民与原著人口的年综合收入之差并不明显；在访谈中发现，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和景区对迁出的农牧民在旅游参与方面给予一定的机会与照顾，因此安置点农牧民对新的工作待遇的满意度较高；但是，由于鲁朗景区尤其是鲁朗国际旅游小镇正处于开发阶段，从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还处于探索期，因此在景区的管理效率、员工的服务质量以及旅游产品的功能方面均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也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测评指标经济维度的数值不高。 从社会文化维度方面来看，景区的治安良好，在调查时间段内并未出现犯罪事件，因此犯罪率记为0；多数被调查者对于旅游生态移民在邻里关系方面造成的影响持积极态度，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89；未迁出的农牧民对鲁朗景区的社会风气变化的感知程度较高，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87；安置点农牧民对于就业机会的满意度为3.53，表明多数安置点的移民能够享有较多的平等的就业机会；原著农牧民对旅游开发参与程度的感知情况一般，该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为3.17，主要原因在于鲁朗景区的开发上不完善，农牧民在旅游开发方面的参与程度不高；涉及到游客感知的调查中，“鲁朗景区活态文化的保持程度”这一项的均值为3.15，表明多数游客认为鲁朗景区尤其是鲁朗镇的活态文化的旅游吸引力不足；“游客对鲁朗景区游憩功能的感知”所对应的指标均值为4.22，表明多数游客对于鲁朗景区旅游游憩功能的评价较高；安置点（已迁出）和未迁出农牧民对自身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程度评价较高，该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为4.16。
从自然生态维度所对应的几项指标均值来分析，“未迁出农牧民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感知”和“游客对景区生态环境的感知”两项的均值较高，分别为4.33和3.87；相比之下，“游客对旅游产品的原生态程度的感知”以及“安置点农牧民对于旅游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的感知”两项指标所对应的均值均小于3，表明旅游产品需要在原生态属性方面进一步提升，并且农牧民开始意识到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关于鲁朗景区的旅游生态补偿的调查显示：安置点农牧民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满意度较高，该项指标的均值为3.69；而从客观题调查结果发现，多数农牧民所获得的生态补偿渠道为现金发放形式，其他形式的旅游生态补偿并未出现。
四、问题分析
（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鲁朗景区在旅游产品质量和培育高端旅游市场上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周边的重点社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建筑建造、景观风貌、设施配套、行为活动等都有待进一步改造，形成鲁朗国际小镇的重要支撑。
（二）民族自然生态保护不够
过分开发自然旅游资源，使生态旅游陷入了恶性循环（主要指当地居民的传统的生活风貌、生活状态、传统的工艺等等）的状况。
（三）旅游商业化色彩已浮出水面
旅游开发的不断推进，物价水平发生了变化，占用农地、住宅地等现象对当地农牧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鲁朗景区旅游生态移民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角色转变、心理及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不适应性，不同层面的影响了农牧民幸福指数水平。
五、对策及建议
（一）新的旅游模式的提出--幸福旅游
幸福旅游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旅游，不仅是指游客在旅游目的地能够极大的自我实现，而且包含着旅游目的地的农牧民主观幸福感。将幸福发展模式理念引入到旅游生态移民影响测评研究之中，从而综合量化、对比研究出旅游生态移民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二）加快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
提高旅游景点规划建设水平，实行专家论证和审批制度，建立健全旅游景区制度化建设，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三）注重生态旅游的保护开发
相关部门应加大旅游生态补偿力度，尊高品位开发和利用民俗旅游资源，防止“庸俗化”。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特性，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还可以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
（四）生态补偿形式要多元化
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应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探索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坚持环保优先，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第二，加快生态补偿立法，从法律上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和各生态主体义务。
第三，积极开展生态补偿标准确立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研究。
第四，要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多资源税费的征收及使用管理办法。
（五）生态移民的政策需求
1. 政府相关单位“挂帅”，解决部门合作发力问题
为做好景区旅游生态移民工作，政府要高度重视，及时成立生态移民工作指挥部，高规格配置指挥部成员。
2. 整合部门资金，解决搬迁建设资金短缺问题
要积极整合有关部门，解决资金不足、资金短缺问题，使生态移民能顺利开展下去，让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设施更加完善。
3. 依托城镇化发展，解决移民生存发展问题
在生态移民的同时，应加强移民劳动技能培训工作，确保生态移民户搬迁后就业问题和生产生活问题。
4. 综合规划建设，解决安置点公共服务问题
综合规划建设，将依照现代化小区模式对生态移民点进行综合建设，配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后续生产生活问题。
六、研究的局限性
幸福指数从主观层面测评被调查者对于现象或问题的态度，尽管指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客观指标来防止测评结果的过于主观化，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但诸如生态足迹之类的测评方法尚未引入到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之中。此外旅游生态移民的负面效应尚不明显，因而对于西藏林芝鲁朗景区旅游生态移民的负面效应的分析并不透彻。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还需要针对本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提升和完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策。
参考文献：
[1]Sheryl R， Geofrey W. Evaluating eco-tourism：The case of North Sulawesi，Indonesia.Tourism Management，1999（20）.
[2]谭子林，江方明.武陵源风景区拆迁地植被恢复已全面完成[J].湖南林业，2002（07）. [3]聂建波.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景区内建筑、居民拆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9.
[4]王从从.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1.
[5]解彩霞.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基于格尔木市两个移民点的调查[J].青海社会科学，2009（03）.
[6]马宝龙.困境与对策：三江源区藏族生态移民适应性研究一以果洛州扎陵湖乡移民为例[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7（03）.
[7]石德生.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适应--以格尔木市长江源生态移民点为例[J].2008（04）.
[8]Liang M-Z （ 梁明珠） ，Wang W （王 为）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ocal residents transferring and village reutilization at an ecotourism site： A case study of Nankunshan Ecotourism Zone，Guangdong. Economic Geography （ 经济地理） ，2004（04）.
[9]Yao J （姚 娟），Tian S-Z （ 田世政）. The impact on the management of scenic area of ecotourism for the model of entirety movement with community resident： A case study about Xinjiang Kanars Ecotourism Scenic Ar-ea. Forestry Economics （ 林业经济），2007（06）.
[10]Shi J-R（石坚韧） . Protection and remedy of architec-tur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blocks in tourismcity. Economic Geography （ 经济地理） ，2010（03）.
[11]Luo G-H （骆桂花） . Investigation on the Three River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and the industry’s follow-up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02）.
[12]赵宏利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生态经济，2009（07）.
*基金项目：2015年西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训练计划项目“幸福发展视角下的旅游生态移民措施影响测度---以鲁朗景区为例”（项目号：2015QCX065）。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