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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色·戒》中对结尾的处理是汉奸的胜利和革命者的失败，李安用影片阐释了民族主义，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被解构的过程。
[关键词]《色·戒》民族主义 想象的共同体 解构
李安的电影《色·戒》。轰动一时。电影上映之后，各种评论铺天盖地，在好评如潮的同时，骂声也是此起彼伏。一片硝烟弥漫的景象。很多人对李安的不满来源于影片对于爱国立场的模糊和对汉奸的人性化处理。
这部影片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本来张爱玲的原著就已经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汉奸和爱国者的故事，经过李安的处理，电影离人们熟悉的忠奸是非分明的概念化电影更远了。易先生这个人物，没有以以往电影中那种汉奸式的令人憎恶的面目出现，而女主人公——王佳芝，也不是人们印象当中那种革命烈士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优柔善感的小女子。让一些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影片的结尾：汉奸的胜利和革命者的失败。
这部电影的高潮和焦点也都集中在影片的结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王佳芝的改变，或者叫变节，其实就是两种因素作斗争的结果：民族主义和自我。王佳芝一开始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决定执行中统当局交给她的任务一一刺杀易先生，可见民族主义曾经对王佳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后，王佳芝经过思想极度的斗争，最终抛弃了民族主义，而选择了回归自我。王佳芝为什么会有如此选择?这是个值得研究和分析的选择。
民族主义，民族，这些词语，最初对王佳芝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是后来却失去了它们开始时候的力量。那么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这些激动人心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
比较休·赛顿《民族和国家》中写道：“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那么也就是说，民族本不存在，它是被人们建构出来的一个假象。当千千万万的人一致认为他们虽然素未谋面，却因为文化渊源相同等因素彼此相互关联，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的时候，民族就产生了。
具体到中国，无论是影片中的还是现实中的。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也是同样的。当然。每个国家的民族想像的构建过程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并非从古就有。陶东风先生认为“古代所谓‘中国’即是天下。并无政治意义上的，与别的民族国家相对的国家之义，而所谓民族的差别也只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那么中国的民族观念是从何时开始构建的呢?‘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即是现代性的内核之一)冲击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既非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成长出现，也不是本土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反殖民、反扩张的产物，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它导源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华夏中心观的破灭。甚至可以说它是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出来的。回顾中国历史，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严复等一部分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把西方的“国家”、“民族”的概念传人中国，而后。“五四”运动大大开启了中国人关于民族的想象，新的民族的观念大致于此形成。一次次战争深化了中国人的这种印象，而抗日战争则把它推向高潮(此时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时期)。人们感到中国人团结一致的抵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在战争的推动下在人们的头脑中日渐清晰。这也是人们每逢谈起那段岁月就感慨万千，激动不已的原因。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安德森强调了书籍和报纸对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性。报纸中报道的事件被任意的挑选和并列在一起，表明它们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小说和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
在影片中。王佳芝出演的话剧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起了类似安德森所说的报纸和小说的在构建想象共同体时的作用。
话剧的情节大意是王佳芝给她哥哥做了一件衣服。因为哥哥为国家牺牲了，王佳芝就把本要送给她哥哥的衣服送给了一个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也是和她哥哥一样的一个爱国青年，并且正在为国出力。话剧给人造成一种革命者前赴后继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国家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存在的共同体。这种感觉通过表演被强化。这就使王佳芝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感到具体而真实，似乎整个国家、民族、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关，也不认识的人都因为抗战而产生了紧密而亲切的联系。
话剧的演出取得了成功，这让素不相识的观众和演员因为同一情节而激动，产生了共鸣，产生了一种彼此联系的感觉。这也就更加强化了王佳芝头脑中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概念。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动人景象，——在王佳芝的想象中变得清晰，这对于她的其他同学也是一样。
于是他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制定了刺杀易先生的计划，决心为国家、民族出点力气。有的同学在这次计划中出钱，有的出力，而王佳芝，出让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民族”、“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背后有什么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出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生而为一个中国人或者别的国家的人，对某一个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宿命。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让这群大学生在“民族”的概念中感受到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他们心中诱发了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王佳芝一样被激起了这种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并且在真正投身革命工作，也就是刺杀行动中以后，这种无私的奉献带给王佳芝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正如张爱玲在小说中写道“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这使她献出贞操所带来的羞耻感被这种看似更崇高的感觉所淹没。这一点，也支持着王佳芝把刺杀计划进行到底；献身是为了国家民族，既然已经献了，如果半途而废，那么第一次失身就失去了意义。
除了无私奉献会激起一个人自我的满足感外，归属感对于人来说也很重要。归属感就是人类的另一种心理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认同的感觉。被别人认同，被家庭认同，被某个集体认同。总之需要有个群体来认同自己，否则人就会孤独而不堪忍受。影片中。王佳芝的母亲去世了。父亲远在他乡并且再婚。 她失去了家庭的归属感，那么她很自然的转而寻求一种想象中的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这也是一种支持她的精神力量。
基于以上原因，在几年后，王佳芝再次遇到邝裕民时，她又很快地答应了继续参与刺杀计划。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她对邝裕民说，也是对她自己说“我傻，反正就是我傻。”这说明她也隐约的感觉到了自己行动的盲目性，感到盘旋在她头上的民族主义有点空洞。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
关于王佳芝的这种感觉，陶东风先生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参照“中国20世纪的文化重建运动担负了过于沉重的社会功利目的，或者说救亡目的，以致超越的或哪怕是相对超越的精神价值的建构始终未能完成。这是一个事实，它使得“五四”实用主义式的救亡图强，缺少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而最终无法获得合法性的资源。从而也很难成为知识分子中强有力的认同基础。鲁迅在《摩罗斯力说》中就批判过这种不问是非的民族扩张主义。
王佳芝对共同体的追寻，是她头脑中的一种想象的追求。但她所想象的这个共同体其时已经被中统当局收编了，并且被利用了。中统当局利用爱国人士的这种心理，领导人们进行了一场名为爱国者与汉奸的斗争。其实也是一场蒋与汪之间的斗争。这是两个集团的权力之争，王佳芝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她的工作具体化为一种刺杀另一名中国人的行动。(本段影片中对于上层组织未作详细说明，但却是小说的蓝本——郑苹如刺丁事件这一事实。)
安德森说“民族被想像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事实就是如此。代表国家与民族的组织在给她布置任务的同时，还交给她一颗药丸。这是指给她的两条路：谋杀别人或者自杀。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王佳芝以为她记住了民族大义，以为她已经和千千万万的民族同胞融进了一个共同体。然而事实上，她并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她的自我。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和个人——真实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她悲剧的根源。共同体由于其想象性导致了其虚假性和软弱性，在强烈而真实的自我体验面前(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想象的共同体慢慢褪去了它的五彩光环和影响力。真实的自我在逐步清晰、强化。从一次次的真实的肉体接触中，王佳芝感到的是易先生对她心灵的抚慰，以及情感与肉体的双重充实。张爱玲写道“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虽然王佳芝不愿承认这句话。但其实她已经用行动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与正确。影片中，王佳芝说易先生不但往她身体里钻，还向蛇一样往她心里钻。最后时刻，一颗六克拉的钻戒让易先生彻底的钻进了王佳芝的心里。影片中。闪闪发光的钻戒。易先生的深情款款的眼神和感人至深的话语，是如此真实，相对于虚无缥缈的民族主义。前者的力量足够强大，足够占满王佳芝的全部感情。王佳芝，她只是一个小女子，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只能选择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是否有权责备王佳芝的选择?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性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首要法则，那么是献身于想象中的共同体，还是服从自己的心灵的声音，回归真实的自我，哪一个对王佳芝更具有吸引力?
中统当局利用民族——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给王佳芝带来的是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伤害(第一次失身给同学)，甚至要求王佳芝无条件的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可以说，王佳芝感觉到的‘民族”只是对王佳芝无限的索取，而没有任何回馈和报答。“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相较之下，易先生作为一个和王佳芝对等的个体，给她信任。给她肉体上的快感，给她精神上的抚慰，给她物质上极大的满足——钻戒。王佳芝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当她去掉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只是作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的时候。她自然而然的倒向了真实，放弃了想象。对于她的选择。我们站在人性的层面上，显然是无可指责的。
以上就是影片一步步解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我们通过观看影片，可以感觉到这种解构的过程并不突兀，而十分自然。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再谴责谁对谁错，而是应该想一想怎样能让每个个体都过得很幸福。只有个体的幸福得到了保障，人作为拥有人权的人被尊重，人们在得到的同时。也会更愉快地付出和给予。
[关键词]《色·戒》民族主义 想象的共同体 解构
李安的电影《色·戒》。轰动一时。电影上映之后，各种评论铺天盖地，在好评如潮的同时，骂声也是此起彼伏。一片硝烟弥漫的景象。很多人对李安的不满来源于影片对于爱国立场的模糊和对汉奸的人性化处理。
这部影片确实有它的独特之处，本来张爱玲的原著就已经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汉奸和爱国者的故事，经过李安的处理，电影离人们熟悉的忠奸是非分明的概念化电影更远了。易先生这个人物，没有以以往电影中那种汉奸式的令人憎恶的面目出现，而女主人公——王佳芝，也不是人们印象当中那种革命烈士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而是一个优柔善感的小女子。让一些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影片的结尾：汉奸的胜利和革命者的失败。
这部电影的高潮和焦点也都集中在影片的结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王佳芝的改变，或者叫变节，其实就是两种因素作斗争的结果：民族主义和自我。王佳芝一开始在民族主义的鼓舞下，决定执行中统当局交给她的任务一一刺杀易先生，可见民族主义曾经对王佳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后，王佳芝经过思想极度的斗争，最终抛弃了民族主义，而选择了回归自我。王佳芝为什么会有如此选择?这是个值得研究和分析的选择。
民族主义，民族，这些词语，最初对王佳芝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是后来却失去了它们开始时候的力量。那么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这些激动人心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
比较休·赛顿《民族和国家》中写道：“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那么也就是说，民族本不存在，它是被人们建构出来的一个假象。当千千万万的人一致认为他们虽然素未谋面，却因为文化渊源相同等因素彼此相互关联，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的时候，民族就产生了。
具体到中国，无论是影片中的还是现实中的。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也是同样的。当然。每个国家的民族想像的构建过程都有其特殊性。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并非从古就有。陶东风先生认为“古代所谓‘中国’即是天下。并无政治意义上的，与别的民族国家相对的国家之义，而所谓民族的差别也只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那么中国的民族观念是从何时开始构建的呢?‘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现代性(民族国家的观念本身即是现代性的内核之一)冲击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既非伴随国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成长出现，也不是本土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反殖民、反扩张的产物，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回应。它导源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华夏中心观的破灭。甚至可以说它是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出来的。回顾中国历史，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严复等一部分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把西方的“国家”、“民族”的概念传人中国，而后。“五四”运动大大开启了中国人关于民族的想象，新的民族的观念大致于此形成。一次次战争深化了中国人的这种印象，而抗日战争则把它推向高潮(此时是中国人民族主义思想高涨的时期)。人们感到中国人团结一致的抵抗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在战争的推动下在人们的头脑中日渐清晰。这也是人们每逢谈起那段岁月就感慨万千，激动不已的原因。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安德森强调了书籍和报纸对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性。报纸中报道的事件被任意的挑选和并列在一起，表明它们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小说和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的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
在影片中。王佳芝出演的话剧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起了类似安德森所说的报纸和小说的在构建想象共同体时的作用。
话剧的情节大意是王佳芝给她哥哥做了一件衣服。因为哥哥为国家牺牲了，王佳芝就把本要送给她哥哥的衣服送给了一个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也是和她哥哥一样的一个爱国青年，并且正在为国出力。话剧给人造成一种革命者前赴后继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国家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存在的共同体。这种感觉通过表演被强化。这就使王佳芝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感到具体而真实，似乎整个国家、民族、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关，也不认识的人都因为抗战而产生了紧密而亲切的联系。
话剧的演出取得了成功，这让素不相识的观众和演员因为同一情节而激动，产生了共鸣，产生了一种彼此联系的感觉。这也就更加强化了王佳芝头脑中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概念。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动人景象，——在王佳芝的想象中变得清晰，这对于她的其他同学也是一样。
于是他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大学生在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制定了刺杀易先生的计划，决心为国家、民族出点力气。有的同学在这次计划中出钱，有的出力，而王佳芝，出让的是自己的青春和身体。
“民族”、“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背后有什么强大的力量。为什么会在人们心中激发出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生而为一个中国人或者别的国家的人，对某一个个体来说，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宿命。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让这群大学生在“民族”的概念中感受到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他们心中诱发了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王佳芝一样被激起了这种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并且在真正投身革命工作，也就是刺杀行动中以后，这种无私的奉献带给王佳芝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正如张爱玲在小说中写道“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这使她献出贞操所带来的羞耻感被这种看似更崇高的感觉所淹没。这一点，也支持着王佳芝把刺杀计划进行到底；献身是为了国家民族，既然已经献了，如果半途而废，那么第一次失身就失去了意义。
除了无私奉献会激起一个人自我的满足感外，归属感对于人来说也很重要。归属感就是人类的另一种心理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认同的感觉。被别人认同，被家庭认同，被某个集体认同。总之需要有个群体来认同自己，否则人就会孤独而不堪忍受。影片中。王佳芝的母亲去世了。父亲远在他乡并且再婚。 她失去了家庭的归属感，那么她很自然的转而寻求一种想象中的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这也是一种支持她的精神力量。
基于以上原因，在几年后，王佳芝再次遇到邝裕民时，她又很快地答应了继续参与刺杀计划。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她对邝裕民说，也是对她自己说“我傻，反正就是我傻。”这说明她也隐约的感觉到了自己行动的盲目性，感到盘旋在她头上的民族主义有点空洞。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
关于王佳芝的这种感觉，陶东风先生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参照“中国20世纪的文化重建运动担负了过于沉重的社会功利目的，或者说救亡目的，以致超越的或哪怕是相对超越的精神价值的建构始终未能完成。这是一个事实，它使得“五四”实用主义式的救亡图强，缺少价值理性的深层支撑而最终无法获得合法性的资源。从而也很难成为知识分子中强有力的认同基础。鲁迅在《摩罗斯力说》中就批判过这种不问是非的民族扩张主义。
王佳芝对共同体的追寻，是她头脑中的一种想象的追求。但她所想象的这个共同体其时已经被中统当局收编了，并且被利用了。中统当局利用爱国人士的这种心理，领导人们进行了一场名为爱国者与汉奸的斗争。其实也是一场蒋与汪之间的斗争。这是两个集团的权力之争，王佳芝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她的工作具体化为一种刺杀另一名中国人的行动。(本段影片中对于上层组织未作详细说明，但却是小说的蓝本——郑苹如刺丁事件这一事实。)
安德森说“民族被想像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事实就是如此。代表国家与民族的组织在给她布置任务的同时，还交给她一颗药丸。这是指给她的两条路：谋杀别人或者自杀。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王佳芝以为她记住了民族大义，以为她已经和千千万万的民族同胞融进了一个共同体。然而事实上，她并没有忘记，也无法忘记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她的自我。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民族——想象的共同体。和个人——真实的自我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她悲剧的根源。共同体由于其想象性导致了其虚假性和软弱性，在强烈而真实的自我体验面前(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想象的共同体慢慢褪去了它的五彩光环和影响力。真实的自我在逐步清晰、强化。从一次次的真实的肉体接触中，王佳芝感到的是易先生对她心灵的抚慰，以及情感与肉体的双重充实。张爱玲写道“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虽然王佳芝不愿承认这句话。但其实她已经用行动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与正确。影片中，王佳芝说易先生不但往她身体里钻，还向蛇一样往她心里钻。最后时刻，一颗六克拉的钻戒让易先生彻底的钻进了王佳芝的心里。影片中。闪闪发光的钻戒。易先生的深情款款的眼神和感人至深的话语，是如此真实，相对于虚无缥缈的民族主义。前者的力量足够强大，足够占满王佳芝的全部感情。王佳芝，她只是一个小女子，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只能选择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我们是否有权责备王佳芝的选择?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性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首要法则，那么是献身于想象中的共同体，还是服从自己的心灵的声音，回归真实的自我，哪一个对王佳芝更具有吸引力?
中统当局利用民族——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给王佳芝带来的是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伤害(第一次失身给同学)，甚至要求王佳芝无条件的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可以说，王佳芝感觉到的‘民族”只是对王佳芝无限的索取，而没有任何回馈和报答。“说一个人无偿的奉送自己，这是荒谬的和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不合法的、无效的，就只因为这样做的人已经丧失了自己健全的理智。”相较之下，易先生作为一个和王佳芝对等的个体，给她信任。给她肉体上的快感，给她精神上的抚慰，给她物质上极大的满足——钻戒。王佳芝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当她去掉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只是作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的时候。她自然而然的倒向了真实，放弃了想象。对于她的选择。我们站在人性的层面上，显然是无可指责的。
以上就是影片一步步解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我们通过观看影片，可以感觉到这种解构的过程并不突兀，而十分自然。今天的人们不应该再谴责谁对谁错，而是应该想一想怎样能让每个个体都过得很幸福。只有个体的幸福得到了保障，人作为拥有人权的人被尊重，人们在得到的同时。也会更愉快地付出和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