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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代表，是历史积淀的结果。从它里面能够折射出当地人的经济价值观念和人情风俗习惯。洮州方言是洮州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民族的迁徙、融合。从多民族长期的经济、文化、习俗的相互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一特殊的语言——洮州方言。
【关键词】洮州方言 历史渊源 周边影响 民族融合
洮州包括今天的临潭和卓尼以及洮河流域大部分地方。这里除了居住着大量的汉族以外，还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洮河流域。民族之间长期的影响和发展就形成了今天的洮州方言。我将从历史渊源和周边民族影响两方面谈谈洮州方言的形成。
据历史记载，洮州自古以来民族迁徙比较频繁。应该追溯到秦汉魏晋时期。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对洮州方言的影响和发展更为广阔，北方有东北的鲜卑、北京的蒙满、羌族吐谷浑部族都是洮州方言形成的支流。明朝统一后，朱元璋为了巩固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耕经济，军民大迁徙。基本造就了洮岷一带语言的根基。至今还流传着“南京是我家，有我亲爹妈”。民族的迁徙所带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融合和语言的变化。各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这无疑促进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发展，这种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发展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相互交流才能建立，所以，统一的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土著文化是形成洮州方言的文化之一。洮河境内的卓尼县扎古鲁镇塔杂村发现的灰紫色陶罐、陶壁厚实，制作粗糙，捏制痕迹清晰，在夏河县桑科、甘家也有发现。从出土的辛甸文化（临潭县石门乡庄子园遗址）彩陶上可以看到犬形图案，是羌戎文化特征，表明羌戎在甘南地区活动历史悠长久远因三苗在江淮荆江间兴起，于是舜迁三苗只三危地区。这些原来居住在南方的苗民被迫迁到西北，与当地氏族融合变成了西羌族。夏后氏兴起于西羌，据洮、岷、河、湟等地区，未归夏朝管辖。一直到三国时期，甘南境内的临潭、卓尼一带大部分已经归属曹魏陇西郡所辖。西晋原驻辽东的鲜卑慕容吐谷浑与羌融合，占据洮西（今卓尼县临潭县境内）、洮阳（今临潭县古战乡牛头城）。唐蕃分辖甘南从唐代文物《唐李将军碑》、《洮州钟铭、石堡城战楼颂》和今年来在卓尼县卡车羊巴乡巴地下出土的陶骆驼、菱花镜、雕花砖墓葬遗物，证实了唐石堡城为唐、蕃的长期经营。蒙古在洮州的历史，元太祖二十二年，成吉思汗率师渡河攻金积石州。二月攻破洮州、河州、西宁。忽必烈元八年元政權建立后，甘南地区属宣政院辖，属吐蕃等处宣慰司统领，置洮州，下领可当县（今临潭县新城镇。）洪武十二年，命归附明朝的元洮州土指挥王星吉巴、洮州底古族百户难修节在古洪和郡旧址筑洮州城（今临潭县新城镇，设洮州卫）。随沐英西征而来的金朝兴，范英宗、陈晖，回族人敏大镛，丁贵等六人为千户，留在洮州戍守。卓尼吐司“些地”部族原为吐蕃东征军队“虎部”。永乐二年些地率部北行，征服了迭部县达拉沟等十八族，越泰乌杂矩山脉后，沿洮河至卓尼县境内雷马沟定居。明末，蒙古再入洮州，明为抵制蒙古干扰，三度设置洮岷兵备道，在洮州卫城外围三大沟口设古战、关洛和恶藏三堡以为门户。从以上历史记载来看洮州方言是在北方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基础上容纳了众多少数民族语言，最终形成了洮州方言。
周边环境方面来看，洮州方言基本属于北方方言，大量交际语言在读音上都吸纳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陕西方言曾为官方语言（唐），陕西方言对洮州方言的影响也尤为深刻，甚至在语调、音节上基本属于词宗方言。陕西方言影响主流来自近代。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是流动人口中的主要群组。为了时代的需要大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中很多一部分知识青年被派遣到甘南地区援藏，这部分人群大多来自陕西、河南。他们的来到将本地的语言文化色彩一并带进了异地他乡。随着陕西和河南更多的知青走进甘南以及洮河流域的。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之陕西的秦腔，河南的梆子也在洮河流域盛行起来了几十年。一直到世纪之交在洮州人民的文化舞台上占主打地位的还是秦腔、河南梆子。洮州向北接壤河洲（临夏）、临洮，所以北路方言受临夏和定西方言的影响深远。清朝同治年间将近十二年的撒拉族、回族战乱，波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老百姓躲避战乱，族群迁亡，陕西、甘肃地区“汉回人民空之大半”。陕甘青海距离临夏很近，而甘南接壤临夏青海，所以很多难民都逃荒到了甘南地区的洮河流域，这里人口少，生活相对安定，当地老人们依旧记得这一生活场景。这次战乱其实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
总的来说洮州方言形成的因素就是受以上两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全永康 主编. 甘南大词典·历史地理（征求意见稿）[M]. 2013.
[2] 洮州厅志·卷十·名宣.
[3]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语言文字应用[M]. 2007.
【本文系2017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校本课程《似洮水流珠——洮州方言的特点》的分析与研究，课题批准号：GS[2017]GHB1915。】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潭县第一中学）
【关键词】洮州方言 历史渊源 周边影响 民族融合
洮州包括今天的临潭和卓尼以及洮河流域大部分地方。这里除了居住着大量的汉族以外，还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尤其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洮河流域。民族之间长期的影响和发展就形成了今天的洮州方言。我将从历史渊源和周边民族影响两方面谈谈洮州方言的形成。
据历史记载，洮州自古以来民族迁徙比较频繁。应该追溯到秦汉魏晋时期。从整体来看少数民族对洮州方言的影响和发展更为广阔，北方有东北的鲜卑、北京的蒙满、羌族吐谷浑部族都是洮州方言形成的支流。明朝统一后，朱元璋为了巩固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耕经济，军民大迁徙。基本造就了洮岷一带语言的根基。至今还流传着“南京是我家，有我亲爹妈”。民族的迁徙所带来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融合和语言的变化。各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这无疑促进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发展，这种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发展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相互交流才能建立，所以，统一的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土著文化是形成洮州方言的文化之一。洮河境内的卓尼县扎古鲁镇塔杂村发现的灰紫色陶罐、陶壁厚实，制作粗糙，捏制痕迹清晰，在夏河县桑科、甘家也有发现。从出土的辛甸文化（临潭县石门乡庄子园遗址）彩陶上可以看到犬形图案，是羌戎文化特征，表明羌戎在甘南地区活动历史悠长久远因三苗在江淮荆江间兴起，于是舜迁三苗只三危地区。这些原来居住在南方的苗民被迫迁到西北，与当地氏族融合变成了西羌族。夏后氏兴起于西羌，据洮、岷、河、湟等地区，未归夏朝管辖。一直到三国时期，甘南境内的临潭、卓尼一带大部分已经归属曹魏陇西郡所辖。西晋原驻辽东的鲜卑慕容吐谷浑与羌融合，占据洮西（今卓尼县临潭县境内）、洮阳（今临潭县古战乡牛头城）。唐蕃分辖甘南从唐代文物《唐李将军碑》、《洮州钟铭、石堡城战楼颂》和今年来在卓尼县卡车羊巴乡巴地下出土的陶骆驼、菱花镜、雕花砖墓葬遗物，证实了唐石堡城为唐、蕃的长期经营。蒙古在洮州的历史，元太祖二十二年，成吉思汗率师渡河攻金积石州。二月攻破洮州、河州、西宁。忽必烈元八年元政權建立后，甘南地区属宣政院辖，属吐蕃等处宣慰司统领，置洮州，下领可当县（今临潭县新城镇。）洪武十二年，命归附明朝的元洮州土指挥王星吉巴、洮州底古族百户难修节在古洪和郡旧址筑洮州城（今临潭县新城镇，设洮州卫）。随沐英西征而来的金朝兴，范英宗、陈晖，回族人敏大镛，丁贵等六人为千户，留在洮州戍守。卓尼吐司“些地”部族原为吐蕃东征军队“虎部”。永乐二年些地率部北行，征服了迭部县达拉沟等十八族，越泰乌杂矩山脉后，沿洮河至卓尼县境内雷马沟定居。明末，蒙古再入洮州，明为抵制蒙古干扰，三度设置洮岷兵备道，在洮州卫城外围三大沟口设古战、关洛和恶藏三堡以为门户。从以上历史记载来看洮州方言是在北方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基础上容纳了众多少数民族语言，最终形成了洮州方言。
周边环境方面来看，洮州方言基本属于北方方言，大量交际语言在读音上都吸纳了广大北方地区的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陕西方言曾为官方语言（唐），陕西方言对洮州方言的影响也尤为深刻，甚至在语调、音节上基本属于词宗方言。陕西方言影响主流来自近代。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是流动人口中的主要群组。为了时代的需要大部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中很多一部分知识青年被派遣到甘南地区援藏，这部分人群大多来自陕西、河南。他们的来到将本地的语言文化色彩一并带进了异地他乡。随着陕西和河南更多的知青走进甘南以及洮河流域的。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之陕西的秦腔，河南的梆子也在洮河流域盛行起来了几十年。一直到世纪之交在洮州人民的文化舞台上占主打地位的还是秦腔、河南梆子。洮州向北接壤河洲（临夏）、临洮，所以北路方言受临夏和定西方言的影响深远。清朝同治年间将近十二年的撒拉族、回族战乱，波及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老百姓躲避战乱，族群迁亡，陕西、甘肃地区“汉回人民空之大半”。陕甘青海距离临夏很近，而甘南接壤临夏青海，所以很多难民都逃荒到了甘南地区的洮河流域，这里人口少，生活相对安定，当地老人们依旧记得这一生活场景。这次战乱其实也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过程。
总的来说洮州方言形成的因素就是受以上两方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全永康 主编. 甘南大词典·历史地理（征求意见稿）[M]. 2013.
[2] 洮州厅志·卷十·名宣.
[3]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语言文字应用[M]. 2007.
【本文系2017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称：校本课程《似洮水流珠——洮州方言的特点》的分析与研究，课题批准号：GS[2017]GHB1915。】
（作者单位：甘肃省临潭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