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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吃喝，作为一个当今社会的丑恶现象，被世人深恶痛绝。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发现公款吃喝却有着历史渊源，是依附在东方文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款吃喝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与政权的更迭，历史的教训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公款吃喝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相伴而生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支配财富的欲望。吃喝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自然被统治者用来体现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按理说，吃喝的层次是与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而公款吃喝是建立在掌有国家资源，慷国家之慨的基础上，其背后的推手就是权力。周公的《周礼·天官》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他对不同等级的配肴上菜、摆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所以宴乐的排场从来都是彰显地位的方式，宴会上的庭食千品，旨酒万钟，以及钟鼓铿锵，管弦晔煜，都是他们贵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后皇帝登基有元会宴，建号改元有定鼎宴，寿有万寿宴，其它如鹿鸣宴、琼林宴、烧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则出现了官员们的饯别、接风的宴会，《汉书》也说：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公款吃喝到了宋代可以说得到了空前发展。 《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义务，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又规定，“各监司及其官属、帅司等处，及其所差干办公事官，于廨宇地址，应赴筵会而赴者，听送酒食”，朝廷定制拨付茶宴费。《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如斯利润，自然大大地推进了公私饮食行业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饭铺“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办”；《东坡七集·奏议》说：官营酒坊也为抖揽生意，“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即博彩）买酒牌子”。吃了还有拿，《朝野杂记》载：两宋时各衙门支用公使钱宴请迎送有明账，叫“公使苞苴”，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核算：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加一次有饰演的“张乐”。
《后汉书》说：“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人人热衷于应付送礼，哪里还有心思办公？所以，历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费吃喝的规矩。汉景帝时有规律，官员就职、离任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本地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庆元条法事类》载：两宋时除规矩“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关于妓乐助兴，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义务经由应官家丁”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期，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矩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除去录用；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夺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孝宗怒而诎之。但朱熹揭露了知台州唐仲友贪污犯警之罪，个中搜罗“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而且“逾滥”到每行宴饮，必召妓女，却没了下文。
虽然做陪客不自在，但可以挤上宴席，就是在享用一种待遇；而接受世人谄谀，显示自己的存在，则是官长、绅士们的专利，何况还可以慷国民之慨，图自己的益处，何乐而不为？要希望这些人搞妥庶民的事，也就基本上无望了。
官吃代代有，朝朝有不同。要说吃得震古烁今，吃得山河变色，明朝可谓登峰造极。话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以他特有的性格订立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有些甚至可以用“严酷”来形容。比如，严禁宦官干政、规定公款宴请四菜一汤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中叶以后，全国上下弊病丛生，宦官把持朝政、锦衣卫一手遮天，官家吃喝风气大炽、因而后世有人说明朝其实是被“吃垮”的。明朝的吃货们吃得十分变态：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之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就是说将鹅鸭关在烧得铁皮滚烫的笼子里头，放碗调了佐料的清水，鹅鸭吃不住烫就去喝水，如此往复，烫熟的鹅鸭连佐料也不要加了。如要吃驴羊肉了就是把驴羊栓在门外，想吃那块就割哪一块，带着血呢，绝对新鲜。而驴羊的声声惨叫似乎更能激起吃货的食欲。这样的烹饪法做出来的菜味道一定就好吗？不见得。至少心肠软点儿的人是咽不下去的，可是那时候流行这个吃法，不这样吃就OUT了，所以只有这样吃才显得符合时代潮流。彼时的吃货涵盖了各色人等，又以官吃最富代表性。嘉靖朝的奸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藩，生活奢侈得已接近了登峰造极，日享珍馐百味，不要说餐具理所当然是由金银等贵金属做的，就连尿壶便盆都是用金银打造的。这对父子最大的爱好是设着法儿捞钱，且每当贪赃受贿满一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贺。明目张胆地宣传自己的生财之道，下属们当然懂得其中意思，于是纷纷为下个一百万添砖加瓦。严嵩倒台后，仅从他家抄没的金银酒具就有17000余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上官家宴请也就成了迎来送往的主要工作，而官宴除了政府财政负担，官府还想出别的法子转移支付，就是“吃派饭”，这个“派饭”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官家请客由下面人埋单。埋单的不全是辖下的私营老板或者个体户，而是基层官员、普通百姓全都有份儿，说到底就是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此法一时成了民不聊生的直接原因。史载，某次上级领导一行到南京巡视工作，按规定得由南京当时行政区域内的上元、江宁两县地方的基层官员“坊长”轮流接待。天气不错，上级领导心情很好地带着十三个同僚游山玩水。照当时每人接待标准一吊（千钱）钱惯例预算，面上的接待费用预算即需一万三千钱。除此之外，领导秘书司机当然是少不了花钱的。领导视察照例还要带上专门厨师，这也是必须要打点的，否则他们在领导吃的菜里头加点巴豆番泻叶之类，领导吃坏了肚子，账则要算在接待方头上。视察的领导们轰轰烈烈用完餐，就开始了游山玩水之类的正式节目，这时候接待方当然得安排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并派人抬着“攒盒”跟着，内置美食预备领导随时野炊……这一套下来所耗资财自然不菲。就南京这次接待，轮值的这户坊长家或许正好遇到财政危机，而接待上级领导却是不允许打折扣的，所以只得卖掉一处房产来搞好这次接待。过后，这个“坊长”眼看家里日子是没法过了，竟然自缢而死，家里大树一倒妻子也跟着投水而亡了。因为吃，竟然吃得接待方家破人亡。上上下下这通胡吃海喝，吃坏了党风吃坏了胃。再说那时候的党是阉党当道，风气本来就乌烟瘴气，坏得已经无法再坏。至于吃货们是不是因此吃坏了胃则没有记载。可大家伙都好这一口，味道鲜美呀，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忒有面子，最关键的是都是公款吃喝或者由别人买单，不吃白不吃，常常是三个菜就够吃了，非得摆上一百零八道大菜，吃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气势排场不能亏。对大明而言，就吃喝一项着实增加了许多经济总量，然朝廷那点财政底子哪够这样吃法？结果李闯王来了，他造反的革命口号就是：吃他娘，穿他娘。而此时明朝国库里连买子弹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乖乖地高举双手投降。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可以说，公款吃喝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相伴而生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支配财富的欲望。吃喝是人类基本需求之一，自然被统治者用来体现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按理说，吃喝的层次是与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而公款吃喝是建立在掌有国家资源，慷国家之慨的基础上，其背后的推手就是权力。周公的《周礼·天官》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他对不同等级的配肴上菜、摆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间歌舞助兴等都作了具体规定。所以宴乐的排场从来都是彰显地位的方式，宴会上的庭食千品，旨酒万钟，以及钟鼓铿锵，管弦晔煜，都是他们贵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后皇帝登基有元会宴，建号改元有定鼎宴，寿有万寿宴，其它如鹿鸣宴、琼林宴、烧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县制以后，则出现了官员们的饯别、接风的宴会，《汉书》也说：西汉后期，政局屡变，地方官调动频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
公款吃喝到了宋代可以说得到了空前发展。 《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职制令》还规定：“国信使传宣义务，准许赴公筵；因点检或议公事也许赴酒食；各发运司监司遇圣节许赴公筵；巡历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费并依例听受。”又规定，“各监司及其官属、帅司等处，及其所差干办公事官，于廨宇地址，应赴筵会而赴者，听送酒食”，朝廷定制拨付茶宴费。《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如斯利润，自然大大地推进了公私饮食行业的发展，《东京梦华录》记载：饭铺“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办”；《东坡七集·奏议》说：官营酒坊也为抖揽生意，“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即博彩）买酒牌子”。吃了还有拿，《朝野杂记》载：两宋时各衙门支用公使钱宴请迎送有明账，叫“公使苞苴”，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核算：庆历三年，以渭州政府为例，除支应过往以外，本署官员动用公使钱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会，加一次有饰演的“张乐”。
《后汉书》说：“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人人热衷于应付送礼，哪里还有心思办公？所以，历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费吃喝的规矩。汉景帝时有规律，官员就职、离任及巡视时接受宴请，都应交伙食费，否则免官；北魏献文帝时，官员到本地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协从罪论；《庆元条法事类》载：两宋时除规矩“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关于妓乐助兴，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义务经由应官家丁”外，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期，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规矩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刘藻，因“在任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干道五年，新知峡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日事饮宴，殊不事事”，被除去录用；淳熙三年，知嘉州陆游，因“燕饮颓放”被夺职；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胡元质常相聚宴，“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孝宗怒而诎之。但朱熹揭露了知台州唐仲友贪污犯警之罪，个中搜罗“亲会宴集经月，姻族内外，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而且“逾滥”到每行宴饮，必召妓女，却没了下文。
虽然做陪客不自在，但可以挤上宴席，就是在享用一种待遇；而接受世人谄谀，显示自己的存在，则是官长、绅士们的专利，何况还可以慷国民之慨，图自己的益处，何乐而不为？要希望这些人搞妥庶民的事，也就基本上无望了。
官吃代代有，朝朝有不同。要说吃得震古烁今，吃得山河变色，明朝可谓登峰造极。话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以他特有的性格订立了一系列的治国措施，有些甚至可以用“严酷”来形容。比如，严禁宦官干政、规定公款宴请四菜一汤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中叶以后，全国上下弊病丛生，宦官把持朝政、锦衣卫一手遮天，官家吃喝风气大炽、因而后世有人说明朝其实是被“吃垮”的。明朝的吃货们吃得十分变态：宰杀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之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就是说将鹅鸭关在烧得铁皮滚烫的笼子里头，放碗调了佐料的清水，鹅鸭吃不住烫就去喝水，如此往复，烫熟的鹅鸭连佐料也不要加了。如要吃驴羊肉了就是把驴羊栓在门外，想吃那块就割哪一块，带着血呢，绝对新鲜。而驴羊的声声惨叫似乎更能激起吃货的食欲。这样的烹饪法做出来的菜味道一定就好吗？不见得。至少心肠软点儿的人是咽不下去的，可是那时候流行这个吃法，不这样吃就OUT了，所以只有这样吃才显得符合时代潮流。彼时的吃货涵盖了各色人等，又以官吃最富代表性。嘉靖朝的奸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藩，生活奢侈得已接近了登峰造极，日享珍馐百味，不要说餐具理所当然是由金银等贵金属做的，就连尿壶便盆都是用金银打造的。这对父子最大的爱好是设着法儿捞钱，且每当贪赃受贿满一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贺。明目张胆地宣传自己的生财之道，下属们当然懂得其中意思，于是纷纷为下个一百万添砖加瓦。严嵩倒台后，仅从他家抄没的金银酒具就有17000余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地方上官家宴请也就成了迎来送往的主要工作，而官宴除了政府财政负担，官府还想出别的法子转移支付，就是“吃派饭”，这个“派饭”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是官家请客由下面人埋单。埋单的不全是辖下的私营老板或者个体户，而是基层官员、普通百姓全都有份儿，说到底就是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此法一时成了民不聊生的直接原因。史载，某次上级领导一行到南京巡视工作，按规定得由南京当时行政区域内的上元、江宁两县地方的基层官员“坊长”轮流接待。天气不错，上级领导心情很好地带着十三个同僚游山玩水。照当时每人接待标准一吊（千钱）钱惯例预算，面上的接待费用预算即需一万三千钱。除此之外，领导秘书司机当然是少不了花钱的。领导视察照例还要带上专门厨师，这也是必须要打点的，否则他们在领导吃的菜里头加点巴豆番泻叶之类，领导吃坏了肚子，账则要算在接待方头上。视察的领导们轰轰烈烈用完餐，就开始了游山玩水之类的正式节目，这时候接待方当然得安排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并派人抬着“攒盒”跟着，内置美食预备领导随时野炊……这一套下来所耗资财自然不菲。就南京这次接待，轮值的这户坊长家或许正好遇到财政危机，而接待上级领导却是不允许打折扣的，所以只得卖掉一处房产来搞好这次接待。过后，这个“坊长”眼看家里日子是没法过了，竟然自缢而死，家里大树一倒妻子也跟着投水而亡了。因为吃，竟然吃得接待方家破人亡。上上下下这通胡吃海喝，吃坏了党风吃坏了胃。再说那时候的党是阉党当道，风气本来就乌烟瘴气，坏得已经无法再坏。至于吃货们是不是因此吃坏了胃则没有记载。可大家伙都好这一口，味道鲜美呀，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忒有面子，最关键的是都是公款吃喝或者由别人买单，不吃白不吃，常常是三个菜就够吃了，非得摆上一百零八道大菜，吃已经不重要了，主要是气势排场不能亏。对大明而言，就吃喝一项着实增加了许多经济总量，然朝廷那点财政底子哪够这样吃法？结果李闯王来了，他造反的革命口号就是：吃他娘，穿他娘。而此时明朝国库里连买子弹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好乖乖地高举双手投降。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