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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小孩儿据说自生下来就没说过话，日久天长，父母以为他天生是哑巴，也就认了命——如果是个迷信的人，就会反省自己或自己的祖先干过什么缺德的事，不过在一个崇尚科学的新世界里，人们早已从因果报应的诅咒里解脱出来了。接着说这个小孩儿，有一天吃饭，他突然说：“汤太咸了！”
父母当然既喜且惊，自然还有点疑惑，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说第一句话？”孩子说：“在此之前，一切正常。”也就是说，以前并不需要用到语言。
这不能只当笑话来看。
我们若只能说正确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我们说话。“汤太咸了”也是一句相对正确的话，口味咸淡各人不同，也许妈妈尝了觉得一点不咸。所以汤尝起来咸了一点，也属于正常现象。按这个酷小孩儿的逻辑，这句话也不必说。
我当然不会跟笑话较劲，即使没有幽默感，别人笑的时候我也会假装听懂了笑话。
这个笑话揭示的是言论自由的前提：那就是不必要求你一定说正确的话。美国甚至有宪法专家说，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允许胡说八道。只让人说正确的话，那世界上就一句话也没有，或者只有疯子。
哥白尼、伽利略否认地心说，达尔文宣扬进化论，开始都是惊世骇俗的“胡说八道”，有人还因此被烤熟了。所以，胡说八道似乎一直不属于有价值的东西，用刑罚伺候更是说明挑战大众共识的后果相当严重。把自己说死也因此成为人类社会里经常出现的事情。
哥白尼、伽利略与达尔文几位终得昭雪的胡说八道者却让人有了这样的假设：胡说八道可以，除非你以后能证明自己正确。这个难度很大，大家天天胡说八道，像前面这样的人物能出几个？绝大多数人是正宗地、地道地胡说八道，永远不可能变得正确。抛开人道的观点，把他们烤了，也争议不大。据我观察，我所处社会的认知水准正处于这个阶段，如果你是个批评家的话，一定得是个圣人，说错一句话都不行，更不用说纯粹地胡说八道了。
我希望社会能前进一步，给纯粹的胡说八道以正面意义，批评也罢，发现也罢，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起点都在捕风捉影。用迪尔凯姆的话来说，社会学的研究，能且只能从感觉开始，慢慢校正。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疯子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他想：只要我坚持说正确的话，别人就不知道我是疯子。在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地球是圆的”这个判断绝对正确，于是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说：“地球是圆的！”而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的疯癫。
我每天碰到许多人，他们都跟我说：“地球是圆的！”于是我每天祈祷许多次：让人们胡说八道吧，不然他们都像疯子一样只会说正确的废话。
（编辑：关晓星）
父母当然既喜且惊，自然还有点疑惑，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说第一句话？”孩子说：“在此之前，一切正常。”也就是说，以前并不需要用到语言。
这不能只当笑话来看。
我们若只能说正确的话，那么就不需要我们说话。“汤太咸了”也是一句相对正确的话，口味咸淡各人不同，也许妈妈尝了觉得一点不咸。所以汤尝起来咸了一点，也属于正常现象。按这个酷小孩儿的逻辑，这句话也不必说。
我当然不会跟笑话较劲，即使没有幽默感，别人笑的时候我也会假装听懂了笑话。
这个笑话揭示的是言论自由的前提：那就是不必要求你一定说正确的话。美国甚至有宪法专家说，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允许胡说八道。只让人说正确的话，那世界上就一句话也没有，或者只有疯子。
哥白尼、伽利略否认地心说，达尔文宣扬进化论，开始都是惊世骇俗的“胡说八道”，有人还因此被烤熟了。所以，胡说八道似乎一直不属于有价值的东西，用刑罚伺候更是说明挑战大众共识的后果相当严重。把自己说死也因此成为人类社会里经常出现的事情。
哥白尼、伽利略与达尔文几位终得昭雪的胡说八道者却让人有了这样的假设：胡说八道可以，除非你以后能证明自己正确。这个难度很大，大家天天胡说八道，像前面这样的人物能出几个？绝大多数人是正宗地、地道地胡说八道，永远不可能变得正确。抛开人道的观点，把他们烤了，也争议不大。据我观察，我所处社会的认知水准正处于这个阶段，如果你是个批评家的话，一定得是个圣人，说错一句话都不行，更不用说纯粹地胡说八道了。
我希望社会能前进一步，给纯粹的胡说八道以正面意义，批评也罢，发现也罢，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起点都在捕风捉影。用迪尔凯姆的话来说，社会学的研究，能且只能从感觉开始，慢慢校正。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疯子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他想：只要我坚持说正确的话，别人就不知道我是疯子。在现代地理学背景下，“地球是圆的”这个判断绝对正确，于是他见到每一个人都说：“地球是圆的！”而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的疯癫。
我每天碰到许多人，他们都跟我说：“地球是圆的！”于是我每天祈祷许多次：让人们胡说八道吧，不然他们都像疯子一样只会说正确的废话。
（编辑：关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