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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一个个贪官纷纷落马，这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在这些好事中总是夹杂着一些不严肃、不和谐的音符。一些媒体不去认真总结女贪官的贪汚腐败行为对社会的经验教训和对人生的启迪意义，却总爱在这些女贪官的发迹原因上大做文章，不管有影没影，先给她戴上一个“以色谋权”的帽子再说，把严肃的反腐败政治斗争庸俗化、色情化。
墨染效应要不得
鲁迅先生说过：“一看到胳臂就想到大腿，就想到性器官，就想到性交，就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力唯有在这方面特别发达。”从鲁迅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一有女贪官落马就想到性交易这种联想不是偶然的，这早已成为某些国人的思维定势。不过，这种关于性的思维定势，除了因为一些国人在性方面的想象力特别发达外，还源于一些人以墨染效应为基础的阴暗心理。
墨染效应是光环效应的对立面，两者都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所不同的，后者是对一个人正面特质的放大，而前者则是对一个人负面特质的放大。光环效应就是从一个人的某一优点出发，推论这个人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的心理效果，即所谓“一好遮百丑”；墨染效应则与之相反，它是从一个人的某一缺点出发，推论这个人只有缺点而没有优点的心理效果，即所谓“一罪定终身”。这两种心理效应都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客观反应，而只不过是认知者的主观标定，而这种主观标定折射出来的往往是标定者思想境界的高低。
有一则关于苏东坡和佛印禅师聊天的故事，彰显出两人境界的不问。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聊天，苏东坡突然向佛印禅师发问：“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禅师脱口而出：“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却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苏东坡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她妹妹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人的心态不一样，决定了人们看问题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也不一样。心态积极的人往往倾向于正面归因，而心态消极的人往往倾向于负面归因。中国人，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都是擅于负面归因的人。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加剧了中国人的负面归因倾向。诚如笔者在拙著《转型期的中国人》中所说：“社会结构转型就像一场核裂变：一方面它释放出无比巨大的热能，推动社会前进；另一方面它也释放出大量的破坏性力量，它把人性中最疯狂、最丑陋的欲望释放了出来，使人类丧失理性。”
这就是说，转型期的不良社会环境使中国人的心态变得险恶、阴暗，在这种世道人心下，出现“墙倒众人推”以至于“落井下石”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把这些社会失败者当作自己的个人猎物，认为是可以对他(她)们进行任意蹂躏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社会本位和法治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江湖意识和个人恩怨的强烈。那些成为媒体记者猎物并被任意糟踏的对象，往往是这些“无冕之王”的替罪羊，他们把自己的一些念头或经历投射到这个替罪羊身上，于是就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他（她）人的推测，就有对他（她）人人格尊严和个人名誉严霜刀剑似的伤害。
阳光心理不可少
这种墨染效应还表现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态度上，人们一般都把他们称作“刑满释放犯”。既然已经改造好了，释放了，回归社会了，为什么还给人家留一个让人永远摆脱不掉的消极身份标定？过去有一段时间，对那些被划为右派后来摘掉帽子的人用“摘帽右派”来称呼人家，同样是对这些人人格不尊重的表现。这种极左的思潮在10年动乱那个非常时期发展到顶峰。当时盛行的口号是，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不仅要打翻在地，而且要再踏上10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并果断地纠正了这种左倾错误，提出了“给出路的政策”。他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列宁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不要采取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犯错误的呢？在这里关键要区分是君子的一时之失，还是小人的故意之恶。即使对那些贪官和罪犯，也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敏感细微的人文情怀，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认真改造和重新做人。远离墨染效应和负面归因，是让国人心理阳光起来的重要心理机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是突破一看到女贪官就想到色情交易思维惯性的社会机制。只要社会上人人心里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霾，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多一些信任和友爱，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有和谐的阳光心理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