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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纪念王稼祥同志，本刊特约请中联部的几任部长撰文，以表示对王稼祥同志的缅怀之情。
王稼祥同志不仅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对国际事务也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他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先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首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他担任中联部部长长达15年之久，是新中国党的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以丰富的经验、深邃的思想和勤勉的工作，为党的对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奠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对外交往准则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要求与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的新形势，党中央决定，于1951年1月16日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首任部长。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王稼祥同志广泛开展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流工作，组织安排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和交往活动，并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国际问题的重要思想。中联部组建初期，王稼祥同志就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对外交往的准则，并精辟而朴素地概括为“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即：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各国党互相支持，相互合作，就像“一家人”。但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往往把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又不完全是一家人。在处理与外国党的关系方面，王稼祥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思想，反对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讨和决定。各国共产党都处于平等地位，其他任何党都不能也无权对别国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实践证明，这些独到的思想符合党际关系和对外工作的规律，为后来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我党对外工作的宝贵理论财富。
二、树立了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王稼祥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到中联部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主管对象国和对象党的情况。他抓住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搞调研，善于借鉴国外经验教训并运用于国内工作。毛泽东主席称赞他“能思考问题”。他教育中联部的各级干部要通晓业务知识，提倡搞调研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韧性，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要有卧薪尝胆的恒心。他还总结、整理出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经验，例如，写文章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深厚的文字功底、丰富准确的材料的“三个基本条件”，搞调研要定质、定量、定时、定任务的“四定”原则，向中央报送材料要新、要快、要短、要尖、要深、要广的“六要”方针等。他重视调查研究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影响着中联部几代人的思想和作风，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弘扬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崇高品格
王稼祥同志一生坚持真理、服从真理，表现出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品格。1951年，斯大林在会见王稼祥同志时曾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王稼祥同志当场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态度，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对外工作遇到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发表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全面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第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避免加剧紧张局势；第三，在国际斗争中注意策略，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正处于上升阶段，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所谓“三和一少”，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1979年，党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历史证明了王稼祥同志观点的科学性。
四、展示了严于律己、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王稼祥同志只讲过，不讲功。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但王稼祥同志从不向别人谈论这些，以至于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对王稼祥同志的评价时，许多人包括已经共同生活了３０多年的夫人——朱仲丽同志，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王稼祥同志以党的事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把革命作为“终身的寄托”。1972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请求从事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生命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一心牵挂的仍然是党的事业。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王稼祥同志不仅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对国际事务也非常熟悉。新中国成立后，他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先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首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他担任中联部部长长达15年之久，是新中国党的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以丰富的经验、深邃的思想和勤勉的工作，为党的对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奠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对外交往准则的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要求与我党建立联系和加强往来的新形势，党中央决定，于1951年1月16日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首任部长。在中联部工作期间，王稼祥同志广泛开展了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交流工作，组织安排了许多重要的会议和交往活动，并在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国际问题的重要思想。中联部组建初期，王稼祥同志就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对外交往的准则，并精辟而朴素地概括为“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即：中国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各国党互相支持，相互合作，就像“一家人”。但同时，每一个共产党往往把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又不完全是一家人。在处理与外国党的关系方面，王稼祥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思想，反对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探讨和决定。各国共产党都处于平等地位，其他任何党都不能也无权对别国党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实践证明，这些独到的思想符合党际关系和对外工作的规律，为后来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我党对外工作的宝贵理论财富。
二、树立了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王稼祥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到中联部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主管对象国和对象党的情况。他抓住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搞调研，善于借鉴国外经验教训并运用于国内工作。毛泽东主席称赞他“能思考问题”。他教育中联部的各级干部要通晓业务知识，提倡搞调研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韧性，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要有卧薪尝胆的恒心。他还总结、整理出很多调查研究的方法和经验，例如，写文章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深厚的文字功底、丰富准确的材料的“三个基本条件”，搞调研要定质、定量、定时、定任务的“四定”原则，向中央报送材料要新、要快、要短、要尖、要深、要广的“六要”方针等。他重视调查研究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影响着中联部几代人的思想和作风，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弘扬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崇高品格
王稼祥同志一生坚持真理、服从真理，表现出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品格。1951年，斯大林在会见王稼祥同志时曾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设想。王稼祥同志当场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态度，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对外工作遇到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发表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全面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第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避免加剧紧张局势；第三，在国际斗争中注意策略，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正处于上升阶段，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所谓“三和一少”，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1979年，党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历史证明了王稼祥同志观点的科学性。
四、展示了严于律己、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王稼祥同志只讲过，不讲功。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但王稼祥同志从不向别人谈论这些，以至于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对王稼祥同志的评价时，许多人包括已经共同生活了３０多年的夫人——朱仲丽同志，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所起的关键作用。王稼祥同志以党的事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把革命作为“终身的寄托”。1972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请求从事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生命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一心牵挂的仍然是党的事业。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