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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阔步前进的30年，正是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通过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两次解放的历史背景、过程形式、主题内容进行比较发现，当中的许多宝贵经验和规律为新时期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比较 诉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去年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讲话，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今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文章。作为“一大法宝”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是我党改革开放30年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曾经说过：“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①可以说，改革开放阔步前进的30年，也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其中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处于改革开放关键的转折期，影响尤为显著。一个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另一个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与我们广泛变革的时代息息相关，与我们所从事的全新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那么，到底思想解放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为了在当前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大胆探索、开拓前进，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两次思想解放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寻其中的规律，总结有益的经验，为新时期新阶段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价值的启不。
一、改革开放关键期两次思想解放的历史比较
1．历史背景之比较
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与一定的时代有关，与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相联系。改革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尤其如此。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为背景。“文革”十年，极“左”盛行，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濒于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人们在冷静的思索中，热切地企盼我们党能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然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却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给纠“左”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在党内外群众的思想中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
第二次思想解放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严重政治风波为背景。1989年年内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国际上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右助长“左”，“左”右相通，“左”的思想出现回潮。例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疑虑和困惑。
由此可见，实际上思想解放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提出来的。第一次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发生的。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下，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办的时候发生的。它们都涉及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的选择问题。
2．过程形式之比较
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第一次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启动源。1978年5月12日《光明日报》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讨论的范围从思想界扩展到政界，从上层波及到下层，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大讨论，从5月到12月，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讨论，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到12月中旬全党的思想逐渐得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普遍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为启动源，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先后巡视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底4月初，中央以2号文件的形式将谈话内容向全党作了传达，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开始学习贯彻谈话精神。经过大半年时间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学习贯彻，为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这两次思想解放的过程看，它们都经过了一段时间(长的7个多月)的发动、酝酿、准备过程。没有一定时间的发动、酝酿、准备，就形成不了高潮，也就不可能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两次都有其各自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一次思想解放，以理论界的学理之争为发轫，不久参与者向更大的范围扩展，讨论问题的政治性质逐渐明朗和公开化，在讨论受到压制、围攻之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支持讨论，使讨论免遭夭折。然后，讨论渐成星火燎原之势。第二次思想解放，则以党的领袖们的谈话和讲话形式为发轫，党中央下发文件或通知，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领袖的谈话和讲话对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和理论是非产生了巨大作用。通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人们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思想认识渐趋统一。
3．主题内容之比较
改革开放转折时期思想解放各有具体的时代内容，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告别了“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的是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告别了“体制崇拜”。从两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一个寻找”、“一个关键”、“三个解放”来进行的，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三点基本启示。
“一个寻找”，就是寻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从1949年至1966年长达17年的时间里，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发努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失误，从1957年到1978年，“左”的思想在党内的统治长达20多年，十年动乱，更是极“左”，把党和国家推向了绝境。因此，可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寻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有探索，但是，是不成功的，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真正找到并不断拓展、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失败乃成功之母”，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促使了我们的思考和觉醒。
“一个关键”，就是关键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③“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④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的过程是我们逐渐搞清楚这个关键问题的过程。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⑤等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始终是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而进行。
“三个解放”，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模式固定化、自己的错误实践经验的极端化中解放出来。过去和现在束缚我们思想的东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二是斯大林创造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三是我们自己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导致的错误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理论与经验。新时期思想的解放，要求继续从以上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创造新思想、新理论，以新的思想、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状态来一个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
概括地说，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主要解决了方向和道路问题，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进一步深化关于方向、道路认识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了姓“社”姓“资”问题，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所有制结构理论上重点突破，取得了对姓“公”姓“私”问题的新认识。可见，转折时期的两次思想大解放是一个前后紧密联系、承前启后的逻辑发展过程。由此可以得出三点启示：1.思想大解放是一个从整体认识的突破到具体认识的深化的递进过程，没有对总体(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认识的突破也就不可能有对具体途径和方法(体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分配方式等)的新认识，前一次思想解放既为后一次思想解放准备条件，又向后一次思想解放提出新要求和新目标。2.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的艰巨性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须以对前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的确认为前提和基础，并以此确定自己的突破方位和深度。3.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深化了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而使我党一方面运用不断增强的驾驭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为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调整和改进掌握和利用规律的方式和手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二、解放思想的当代诉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系列的阶段性特征。它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我国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关键期，改革开放需要思想解放，科学发展更需要解放思想。那么，与前两次思想大解放相比，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将会有哪些不同呢?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前面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这一次偏重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线，不能完全按照毛泽东晚年讲的办，要走出新路，所以这个思想一解决，国家马上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第二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干，迷雾破除后，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马上发展起来了，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第二，如果说前面两次思想解放都是还利于民的话，那么这一次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的是还权于民。一是要让民间组织有权利，二是要使政府还原成一个法治、服务型的政府，更深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还权于民的过程。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并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多是从规制上完善还权于民的机制与制度建设。
第三，前两次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更偏重于制度创新，或者叫规制建设。比起前两次，现在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困扰，着力点已不是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规制建设。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十七大提出来新一轮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几步走，首先是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真正从以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体，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08年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历史的比较与现实的分析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面对未来，哪些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哪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第三次思想解放必须而且能够作出有力地回答。这同样也表明了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
第一，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前所述，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须以对前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的确认为前提和基础，前两次思想解放的最大成果在于产生了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说，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提出了首要的基本理论命题，初步构筑了理论框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加深了对首要的基本理论命题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以此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然而解放思想是常提常新的事情，党的十六大以来，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条件下，我们又取得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成就，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断深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辨证统一的，把握发展规律，增强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和改进掌握和利用规律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发展规律的探索。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中。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绕不开。二是搞市场经济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二是阶段性社会矛盾的爆发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三个“绕不开”预示着新世纪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任重而道远；三大挑战中预示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将会表现更加突出，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
第三，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应成为我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常态。从改革开放转折时期的两大思想解放来看，它们都身处历史关键时期，都离不开我党政治精英人物们的大力推动。然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只要实践在继续、在发展，就存在思想和实际，客观和主观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就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于新时期、新阶段的我们，旗帜已经树立，道路已经选择，解放思想应转化为党和政府各级官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常态。这是由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所决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更多地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探索，并更为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不仅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关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等，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的矛盾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使矛盾具有了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奇特现象，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大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所有这些机遇和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进一步解放思想作为工作思维的常态摆在突出的位置。
第四，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过程中衡量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应是“以人为本”。回顾前两次的思想解放，人们不禁思索：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那么，今天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我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应坚持“以人为本”，以维护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由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1)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追求与解放思想的目标归宿内在统一。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指人民群众，这里的“本”就是根本宗旨，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以解放思想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目标上所持的根本立场。
(2)解放思想的源泉来自人民，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解放思想的成果应归人民共享。改革开放30年，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来源于普通群众，而且必需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拥护才能得以贯彻实施。大到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小到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解放思想的主力军。“国富民强”永远是我们解放思想所不懈追求的远大目标。
(3)新世纪新阶段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现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全国的人民变成政治人，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讲“政治”；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08年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注投资创造社会财富。相对于第一个30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也带来一个问题，搞经济主义、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浮躁急躁的情绪，激烈竞争的心态造成国人的精神问题众多。物质主义的社会环境追求以物为本，单纯追求GDP、追求高享受、不断攀比，心浮气躁。回到眼前，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注释]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312页。
②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37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责任编辑/李宏君）
[关键词]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比较 诉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去年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讲话，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今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的文章。作为“一大法宝”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是我党改革开放30年来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曾经说过：“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①可以说，改革开放阔步前进的30年，也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其中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处于改革开放关键的转折期，影响尤为显著。一个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另一个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与我们广泛变革的时代息息相关，与我们所从事的全新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那么，到底思想解放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为了在当前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大胆探索、开拓前进，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两次思想解放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探寻其中的规律，总结有益的经验，为新时期新阶段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价值的启不。
一、改革开放关键期两次思想解放的历史比较
1．历史背景之比较
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与一定的时代有关，与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相联系。改革转折时期的思想解放尤其如此。第一次思想解放以十年“文革”和两年徘徊为背景。“文革”十年，极“左”盛行，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濒于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党、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人们在冷静的思索中，热切地企盼我们党能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然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却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给纠“左”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在党内外群众的思想中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
第二次思想解放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严重政治风波为背景。1989年年内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国际上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右助长“左”，“左”右相通，“左”的思想出现回潮。例如，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疑虑和困惑。
由此可见，实际上思想解放都是在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提出来的。第一次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发生的。第二次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下，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办的时候发生的。它们都涉及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的选择问题。
2．过程形式之比较
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都有其各自的发展过程，这些过程既有个性，又有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第一次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启动源。1978年5月12日《光明日报》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此为导火线引发了全国的大讨论，讨论的范围从思想界扩展到政界，从上层波及到下层，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大讨论，从5月到12月，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讨论，各种思想观点的交锋，到12月中旬全党的思想逐渐得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普遍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邓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为启动源，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先后巡视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3月底4月初，中央以2号文件的形式将谈话内容向全党作了传达，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开始学习贯彻谈话精神。经过大半年时间全党和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学习贯彻，为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这两次思想解放的过程看，它们都经过了一段时间(长的7个多月)的发动、酝酿、准备过程。没有一定时间的发动、酝酿、准备，就形成不了高潮，也就不可能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两次都有其各自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一次思想解放，以理论界的学理之争为发轫，不久参与者向更大的范围扩展，讨论问题的政治性质逐渐明朗和公开化，在讨论受到压制、围攻之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挺身而出，支持讨论，使讨论免遭夭折。然后，讨论渐成星火燎原之势。第二次思想解放，则以党的领袖们的谈话和讲话形式为发轫，党中央下发文件或通知，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领袖的谈话和讲话对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和理论是非产生了巨大作用。通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人们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思想认识渐趋统一。
3．主题内容之比较
改革开放转折时期思想解放各有具体的时代内容，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告别了“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的是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告别了“体制崇拜”。从两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一个寻找”、“一个关键”、“三个解放”来进行的，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三点基本启示。
“一个寻找”，就是寻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从1949年至1966年长达17年的时间里，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奋发努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失误，从1957年到1978年，“左”的思想在党内的统治长达20多年，十年动乱，更是极“左”，把党和国家推向了绝境。因此，可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寻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有探索，但是，是不成功的，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真正找到并不断拓展、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当然，“失败乃成功之母”，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促使了我们的思考和觉醒。
“一个关键”，就是关键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③“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④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的过程是我们逐渐搞清楚这个关键问题的过程。正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⑤等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始终是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而进行。
“三个解放”，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模式固定化、自己的错误实践经验的极端化中解放出来。过去和现在束缚我们思想的东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二是斯大林创造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三是我们自己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导致的错误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理论与经验。新时期思想的解放，要求继续从以上三个方面实现突破，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创造新思想、新理论，以新的思想、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精神状态来一个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
概括地说，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主要解决了方向和道路问题，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在进一步深化关于方向、道路认识的基础上，着重解决了姓“社”姓“资”问题，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所有制结构理论上重点突破，取得了对姓“公”姓“私”问题的新认识。可见，转折时期的两次思想大解放是一个前后紧密联系、承前启后的逻辑发展过程。由此可以得出三点启示：1.思想大解放是一个从整体认识的突破到具体认识的深化的递进过程，没有对总体(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认识的突破也就不可能有对具体途径和方法(体制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分配方式等)的新认识，前一次思想解放既为后一次思想解放准备条件，又向后一次思想解放提出新要求和新目标。2.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的艰巨性和国际环境的复杂性，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须以对前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的确认为前提和基础，并以此确定自己的突破方位和深度。3.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深化了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而使我党一方面运用不断增强的驾驭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为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调整和改进掌握和利用规律的方式和手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二、解放思想的当代诉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一系列的阶段性特征。它表明，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我国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关键期，改革开放需要思想解放，科学发展更需要解放思想。那么，与前两次思想大解放相比，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将会有哪些不同呢?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前面两次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论证，这一次偏重的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第一、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划清界线，不能完全按照毛泽东晚年讲的办，要走出新路，所以这个思想一解决，国家马上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分田到户、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第二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市场经济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干，迷雾破除后，证券市场、资本市场马上发展起来了，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发展理念就是要解决利益格局的调整，这个任务比前两次更艰巨。
第二，如果说前面两次思想解放都是还利于民的话，那么这一次在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的是还权于民。一是要让民间组织有权利，二是要使政府还原成一个法治、服务型的政府，更深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还权于民的过程。还利于民和还权于民并举，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更多是从规制上完善还权于民的机制与制度建设。
第三，前两次是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更偏重于制度创新，或者叫规制建设。比起前两次，现在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困扰，着力点已不是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规制建设。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十七大提出来新一轮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分几步走，首先是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真正从以经济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为主体，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08年的“大部制”改革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历史的比较与现实的分析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面对未来，哪些是我们应该继承的，哪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第三次思想解放必须而且能够作出有力地回答。这同样也表明了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
第一，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前所述，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须以对前一次思想解放的成果的确认为前提和基础，前两次思想解放的最大成果在于产生了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说，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提出了首要的基本理论命题，初步构筑了理论框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加深了对首要的基本理论命题的认识并进一步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以此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然而解放思想是常提常新的事情，党的十六大以来，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条件下，我们又取得了新世纪新阶段的新成就，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期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到一点，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不断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断深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辨证统一的，把握发展规律，增强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能够帮助我们调整和改进掌握和利用规律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发展规律的探索。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比较明显的表现在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中。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绕不开。二是搞市场经济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二是阶段性社会矛盾的爆发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三个“绕不开”预示着新世纪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任重而道远；三大挑战中预示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新世纪新阶段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将会表现更加突出，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
第三，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应成为我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常态。从改革开放转折时期的两大思想解放来看，它们都身处历史关键时期，都离不开我党政治精英人物们的大力推动。然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只要实践在继续、在发展，就存在思想和实际，客观和主观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就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于新时期、新阶段的我们，旗帜已经树立，道路已经选择，解放思想应转化为党和政府各级官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常态。这是由新世纪新阶段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所决定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更多地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探索，并更为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不仅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关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等，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的矛盾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使矛盾具有了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奇特现象，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大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所有这些机遇和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进一步解放思想作为工作思维的常态摆在突出的位置。
第四，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过程中衡量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应是“以人为本”。回顾前两次的思想解放，人们不禁思索：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那么，今天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我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新世纪新阶段解放思想应坚持“以人为本”，以维护最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由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
(1)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追求与解放思想的目标归宿内在统一。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原则和最高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的“人”就是指人民群众，这里的“本”就是根本宗旨，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以解放思想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目标上所持的根本立场。
(2)解放思想的源泉来自人民，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解放思想的成果应归人民共享。改革开放30年，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来源于普通群众，而且必需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拥护才能得以贯彻实施。大到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小到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解放思想的主力军。“国富民强”永远是我们解放思想所不懈追求的远大目标。
(3)新世纪新阶段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现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30年，全国的人民变成政治人，大家都在搞阶级斗争，讲“政治”；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到2008年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关注投资创造社会财富。相对于第一个30年，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是经济人也带来一个问题，搞经济主义、个人主义、享受主义，浮躁急躁的情绪，激烈竞争的心态造成国人的精神问题众多。物质主义的社会环境追求以物为本，单纯追求GDP、追求高享受、不断攀比，心浮气躁。回到眼前，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科学发展观，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真正使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
[注释]
①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312页。
②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37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责任编辑/李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