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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明太祖自朱元璋至崇祯帝朱由检，（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本文主要是对明史·志第三十七“乐”的第一段进行简要翻译并进一步剖析和评价。
关键词：明史；礼乐；雅俗杂出
一、翻译部分
古代圣明的君王，为了使国家可以安定、功业可以成就，因而制作乐，以契合天地的本性，类同万物的性情。天神来到而使民心协和。音乐，可以抒发人心中的声音。君心和睦，天下之间便没有不协和的。因此，音乐，上能作用于君主，下能化育百姓。秦、汉以后，这个道理渐渐衰败，音乐的思想体系与国家的政治治理不在彼此通融，而且民间的风俗一天天趋于奢侈淫靡。明朝兴起后，明太祖下定决心实行雅正之乐。这时，朝中文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等人都通晓音律，互相研究切磋整理改定。由于旧制空乏缺略，想要返还上古音，没有途径。明太祖也正以民情苟且浇薄，要求用严厉的刑法来约束，对于躬行中庸之道，谦和之道的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文皇帝询问黄钟的乐律，群臣百官没有一个能应答人。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时代，宫廷乐器悬挂四面的制度只是文字上有记载而已。朝廷宴享，郊坛祭祀，教坊乐官、道士之流，轻慢亵渎草率简略。刘翔、胡瑞为此深深慨叹。世宗以制礼作乐为己任，张鹗、李文观察研究，以精审的音律而受人赏识而被优待或重用，最终也是没有成就。原因在于学士大夫的著述只能论说乐律的理论，而实施于五音六律，便多不协和，乐官能记录音乐的实际演奏，却不明白它的含义，因此整个明代没有人能明辨。经考察得知明代制礼作乐，大致集中了汉、唐、宋、元人的旧有制度，只是稍微改变了它的名称。凡是声音仪容的次序，礼器、礼数的繁琐规定，在当时并不是不能明确地全部举出来，只是雅俗杂糅，无法予以规正。所以全部列于篇中，以供考察的人使用。
二、分析、评论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这句话主要讲了在秦汉之前，我国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治理者手中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礼乐是较为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从教化的角度来说，礼和乐实际上是一件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礼制的设立，创造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二是以乐教为手段，通过陶冶人的内心情感来促使人们把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秦国统一后，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人。重要的是他听取了丞相李斯的提议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事件，对当时的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与断层。而到了汉代汉武帝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就成为了统治地位的标志。单从这一角度来讲的话，与明史里面“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这句话的记载是矛盾的，不具有说服力，所以这部分资料可信度，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这一段主要是讲述了明代各位帝王与群臣为制约所采取的措施，明初，朱元璋重建礼乐，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突出了教坊司的作用，将之与太常寺并列，同置于礼部管辖之下。在乐制改革上，基本延用宋代的大晟律，并侧重于乐章的重订，以典正和平为风格宗旨。朱元璋非常注重礼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强调乐章文学的讽谏作用。朱元璋的本意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乐章的政教功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弊端。明孝宗时期，教坊司内杂剧充斥，都御史马文升上书称教坊司内“狎语连天”，要求皇帝下令整治。然而，喜好杂剧的明孝宗对此置之不理。正德年问，明武宗朱厚照耽乐嬉游。因此，刘瑾等人在宫廷内大肆从事杂戏活动。昏聩的正德帝，甚至封伶人为官，以至于朝野震动。然而，即便如此杂戏直到明末也未从宫廷中消失。明亡之后，廷杂戏艺人流落民间，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戏剧时代。
三、对“雅俗杂出”的理解
明代宫廷音乐创作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雅乐与俗乐两部分。雅乐则以道教神乐为主，俗乐则以民间戏曲为主。宋元以来，由于战乱，以及元朝统治阶级的不重视，礼乐文化衰落很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元璋在祭祀活动中只能以道教的神乐作为主体。其后，俗乐渐渐融入雅乐，甚至影响力大大超过雅乐，俗乐与雅乐不同，其不是依靠政治而存在的，因而不易受政治动荡的影响。
从总体上而言，关于明代的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自身没有将制度落实到实处。以钟鼓司为代表的宫廷音乐机构，对于后世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明代的宫廷礼乐制度在音乐上所做出的貢献应当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其制度本身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对于音乐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带来明代“雅俗杂出”新气象。
关键词：明史；礼乐；雅俗杂出
一、翻译部分
古代圣明的君王，为了使国家可以安定、功业可以成就，因而制作乐，以契合天地的本性，类同万物的性情。天神来到而使民心协和。音乐，可以抒发人心中的声音。君心和睦，天下之间便没有不协和的。因此，音乐，上能作用于君主，下能化育百姓。秦、汉以后，这个道理渐渐衰败，音乐的思想体系与国家的政治治理不在彼此通融，而且民间的风俗一天天趋于奢侈淫靡。明朝兴起后，明太祖下定决心实行雅正之乐。这时，朝中文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等人都通晓音律，互相研究切磋整理改定。由于旧制空乏缺略，想要返还上古音，没有途径。明太祖也正以民情苟且浇薄，要求用严厉的刑法来约束，对于躬行中庸之道，谦和之道的根本，没有时间顾及。文皇帝询问黄钟的乐律，群臣百官没有一个能应答人。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时代，宫廷乐器悬挂四面的制度只是文字上有记载而已。朝廷宴享，郊坛祭祀，教坊乐官、道士之流，轻慢亵渎草率简略。刘翔、胡瑞为此深深慨叹。世宗以制礼作乐为己任，张鹗、李文观察研究，以精审的音律而受人赏识而被优待或重用，最终也是没有成就。原因在于学士大夫的著述只能论说乐律的理论，而实施于五音六律，便多不协和，乐官能记录音乐的实际演奏，却不明白它的含义，因此整个明代没有人能明辨。经考察得知明代制礼作乐，大致集中了汉、唐、宋、元人的旧有制度，只是稍微改变了它的名称。凡是声音仪容的次序，礼器、礼数的繁琐规定，在当时并不是不能明确地全部举出来，只是雅俗杂糅，无法予以规正。所以全部列于篇中，以供考察的人使用。
二、分析、评论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这句话主要讲了在秦汉之前，我国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治理者手中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礼乐是较为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从教化的角度来说，礼和乐实际上是一件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礼制的设立，创造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二是以乐教为手段，通过陶冶人的内心情感来促使人们把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秦国统一后，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在战国诸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人。重要的是他听取了丞相李斯的提议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事件，对当时的中国文化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与断层。而到了汉代汉武帝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就成为了统治地位的标志。单从这一角度来讲的话，与明史里面“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这句话的记载是矛盾的，不具有说服力，所以这部分资料可信度，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这一段主要是讲述了明代各位帝王与群臣为制约所采取的措施，明初，朱元璋重建礼乐，在国家机构设置上，突出了教坊司的作用，将之与太常寺并列，同置于礼部管辖之下。在乐制改革上，基本延用宋代的大晟律，并侧重于乐章的重订，以典正和平为风格宗旨。朱元璋非常注重礼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强调乐章文学的讽谏作用。朱元璋的本意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乐章的政教功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弊端。明孝宗时期，教坊司内杂剧充斥，都御史马文升上书称教坊司内“狎语连天”，要求皇帝下令整治。然而，喜好杂剧的明孝宗对此置之不理。正德年问，明武宗朱厚照耽乐嬉游。因此，刘瑾等人在宫廷内大肆从事杂戏活动。昏聩的正德帝，甚至封伶人为官，以至于朝野震动。然而，即便如此杂戏直到明末也未从宫廷中消失。明亡之后，廷杂戏艺人流落民间，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戏剧时代。
三、对“雅俗杂出”的理解
明代宫廷音乐创作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雅乐与俗乐两部分。雅乐则以道教神乐为主，俗乐则以民间戏曲为主。宋元以来，由于战乱，以及元朝统治阶级的不重视，礼乐文化衰落很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元璋在祭祀活动中只能以道教的神乐作为主体。其后，俗乐渐渐融入雅乐，甚至影响力大大超过雅乐，俗乐与雅乐不同，其不是依靠政治而存在的，因而不易受政治动荡的影响。
从总体上而言，关于明代的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自身没有将制度落实到实处。以钟鼓司为代表的宫廷音乐机构，对于后世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明代的宫廷礼乐制度在音乐上所做出的貢献应当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其制度本身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陷，对于音乐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带来明代“雅俗杂出”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