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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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经组织安排,我从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调到绥蒙公安局(“九一九”起义后改称绥远公安厅,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年初,我刚在卓资山县(现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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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经组织安排,我从晋绥公安总局保卫队调到绥蒙公安局(“九一九”起义后改称绥远公安厅,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任侦察员。1949年年初,我刚在卓资山县(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山县)负责侦破了一起杀人案件,
Organized in 1948, I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Jinsui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o the Sui Me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renamed as Sui Yuan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fter the September 19 Incident, now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served as a scout. In early 1949, 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tection of a murder case in Zhuo Shishan County (now Zhuo Shishan County, Wulanchabu,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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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
贫民工厂的经费来源大致分为五类:(1)实业行政经费和政府拨款,(2)盐税、捐,(3)债券、奖券,(4)日常收入,(5)个人财力的投入。经费来源反映了近代具有安抚贫民慈善性质的贫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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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读《世纪》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王鹏的文章《〈大公报〉一则报道决定红军长征终点》，文章的观点与收入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中的文章《到底是哪一张报纸“定乾坤”》相同，即都认为红军长征途中因党中央领导人偶阅天津《大公报》有关国民党在陕北“剿匪”的报道，这才决定把长征的“终点”确定在陕北。其实，关于决定了红军长征的终点的报纸，不止一家《大公报》，其他还有一家《山西日报》。当然，如果以这
参加决死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南犯,国土沦丧。我放弃了在河南故乡教书的舒适生活,投笔从戎,在晋南曲沃县参加了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决死队是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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