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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成熟的焚香熏香仪规礼制，从汉代开始悉心书写。古诗中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好意境，就是香丸在香炉里焚烧所造成的特定气氛烘托而成的。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是极为悠久。古人重视对香花香草的采集，本意是让人生活在洁净与清香的环境中。进入春秋战国以后，为了持久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芬芳气息，古人便把取自植物或动物的香料做成饼状、团状，放在青铜或陶瓷香炉里慢慢焚烧，或装进绣囊内贴身佩带，让自己的身体终日处于经久不散的清香之中。
中国比较成熟的焚香熏香仪规礼制，从汉代开始悉心书写。除了贵族与士人对香事高度重视之外，还得益于与西域的通商往来，国外名贵香料的引进，以及影响更为深远的佛教传入与本土道教兴盛，从此，中国香事的两大基本功能进一步强化。一是祛邪除秽，净身醒脑。二是礼敬神明，增英祖灵。
如果将中国的香史与器物史合并一起考察的话，会发现一条闪亮的线索：随着香事格局的不断完善与高度仪式化，与香有关的器物也随之成熟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香事是一门强调感官刺激和心灵感应的生活艺术，它要求器物的精美程度，也须在审美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汉代的香炉多用铜、陶制成，香炉的外形多设计成山峰状，并有高浮雕的装饰，重现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博山。炉盖上有多个小孔，香料点燃后，烟气便从小孔逸出，袅袅上升，香气四散，经久不散。这类香炉俗称“博山炉”。除了博物馆的陈列外，我们在古玩商店里也可经常看到青铜或釉陶的博山炉。也许与主人朝夕相处，古人便将博山炉当成随葬品，一起深埋黄土，它们借此被保存至今，成了中国香事早期阶段的实物珍档。
唐代是中国大量吸纳外来文明的强盛时期，在香事上，也主动从西域或东南亚等地引进高级香料及香具。特别是本朝金银器的打造，借鉴了西域的样式与图案，结构上更趋机巧灵活，样式更加丰富，可用于厅堂，使得熏香、闻香等诸般闲事，成为流行于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时尚。两宋在行政版图上有所收缩，但在唐代文明的基础上，完成了生活艺术化的共识与定型，并迎来了器物史与香史的一个高峰。
不过我们要说明一点，在汉唐及两宋这一千年里，我们在古代绘画中可以看到许多用香的场面，但看不到炉中插线香的情景——因为线香是到明代才出现的。在这个时期，焚香所用的香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散末。比如宋代洪刍所著《香谱》中记载，有延安郡公将玄参、甘松香等多味原料研成末，加炼蜜和匀，做成的香丸，要么如鸡头米，要么或梧桐子。这种香丸晾干后，置于香炉里慢慢焚烧，时间较长。古诗中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好意境，就是香丸在香炉里焚烧所造成的特定气氛烘托而成的。
当然，香丸、香饼并不是直接置于香炉之中的，它需要先将松炭烧透后放在香炉内，然后用特制的香灰把松炭填埋起来，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松炭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在香灰上还须放上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簿而硬的“隔火”，小小香丸、香饼就是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微火烤焙，慢慢将芬芳挥发出来的。《陈氏香谱》里还记载：“如钱许，每一饼可经昼夜”，“内府香饼，每一板可经昼夜”。
知道了明代以前的用香情况，就可明白汉代的博山炉，在唐宋时期完成了生活艺术化后，室内的小型香炉何以多制成动物样式。因为动物形状的香炉与博山炉相同的是也分上下两截，下半部焚香，上半部出气。但不同的是，香料加工得更加精细密致，焚烧时间更加持久，而此时铜器与陶瓷的制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工匠们在文化人的指导下，完全能做得更加精巧，在审美水平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动物造型、特别是传说中的各种瑞兽，在农业立国和崇尚佛道信仰的中国，很容易获得使用者的美好联想与牢固感情，早在唐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已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那么入选香炉基本造型中的鸭子，作为最早为先民驯化的家禽，它性格温和内敛，羽毛美丽但不复杂，整体造型优美柔软，可塑性与表现性都是很强的。事实上，在商周的青铜器及春秋时期的金银器上，就出现了鸭子的变体形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件大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形香熏。
这件熏炉为模制，鸭头与鸭背等上半部为盖，鸭腹及双足等下半部用来装香料，以子口相合。鸭头、腹、尾均施用墨绿色低温铅釉，吻、足采用黄色低温铅釉，颈、腹侧涂黄釉，翅及背羽镌刻处填孔雀绿釉。鸭足与中空方形底座相连，底座书“大明成化年制”青花楷书双线方款。底座侧面镂空作海棠形，施铅绿釉，座面与座足饰以茄皮紫釉。整体构思巧妙，造型优美，色彩搭配和谐，鸭子流畅灵活的曲线最后被方形的底座牢牢收住，于素雅中体现隽永之味，确实是一件实用与观赏两种功能集于一体的艺术珍品。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它最早呈现在境外藏家眼前时，已经碎成十几块，后经内地文物专家精心修复，妙手回春，得以忠实地恢复原貌，让这只美丽的鸭子延续了当年出窑时的鲜活生命。从审美角度看，它的价值并没太大稀释。
当然，这只鸭子并不孤独。1987年春至1988年冬，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东北侧明清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一大批官窑残件，其中就有带成化款的官窑三彩鸭形香熏。或许出窑时稍有瑕疵吧，被督窑官砸成45块碎片后掩埋地下，出土后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花三个月的时间修复完成。修复后的鸭形香熏高25.3厘米，重现香熏的神采，肉眼根本看不出它的粘接缝。
成化一朝共23年，与弘治、正德两朝为一个阶段，上承永乐、宣德旧制，下启嘉靖、万历新貌，在品种、造型和纹饰上有继承，有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成化一朝，宫廷交派景德镇的瓷器产量是很大的，在历史档案中虽找不到具体的数字，但《明史·食货志》概括性地叙述了当时烧造之多：“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具久，费不赀。”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所说，成化朝的瓷器，不仅因斗彩的空前绝后之作而负盛名，其青花和颜色釉，同样属于明瓷中的珍品。黄釉、孔雀绿釉等到了成化一朝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从传世品及官窑遗址挖掘碎片看，成化一朝的颜色釉还有青花黄彩、青花红彩、青花绿彩、白釉刻填酱色釉、白地绿彩、红地绿彩、孔雀蓝地绿彩等器。
素三彩是在明清两代生产的，以黄、绿、紫三色釉为主的瓷器品种。素三彩是在涩胎上以彩釉填绘早已刻好的纹样，再经低温烧成。与唐三彩、宋三彩制作工艺相似，唯涩胎成瓷独树一帜。素三彩的釉色除黄、绿、紫外，还有黑、白，因不用红色而被称为素三彩。但也有极少数器物用红釉点缀，故有“三彩带红，价值连城”之说。素三彩始于明代，至弘治、正德时已极为精致，是明代彩瓷中的珍品，清康熙年间也是一个流行品种。
可以说，成化一朝红釉、黄釉、孔雀蓝釉等彩瓷的烧造经验与成品，为素三彩的横空出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众所周知，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首先是满足宫廷之需的，这件素三彩鸭形香熏也应该是专为宫中所制。成化帝与万贵妃都喜好佛、道，在宫中焚香使用香炉香熏也是题中应有之事。不过从北京故宫目前所知的遗存看，没有明代的素三彩鸭形香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明代景泰蓝鸭形香熏，无论形状与样式，都与这件素三彩瓷器鸭形香熏十分相似，设计思路也相近，都分上下两半部分，都是鸭子站在一个方形的底座上，都将鸭颈和鸭嘴作为引气向上的通道和散气孔。由此可见，鸭形香熏在明代，即使不是批量生产的流通商品，也一定是被宫廷接受并喜欢的器物。
我们认为这具世所罕见的素三彩鸭形香熏，堪称香事上的绝唱，也是对“瑞脑销金兽”式的用香姿态的深情回望。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中国人用香的历史是极为悠久。古人重视对香花香草的采集，本意是让人生活在洁净与清香的环境中。进入春秋战国以后，为了持久地享受来自大自然的芬芳气息，古人便把取自植物或动物的香料做成饼状、团状，放在青铜或陶瓷香炉里慢慢焚烧，或装进绣囊内贴身佩带，让自己的身体终日处于经久不散的清香之中。
中国比较成熟的焚香熏香仪规礼制，从汉代开始悉心书写。除了贵族与士人对香事高度重视之外，还得益于与西域的通商往来，国外名贵香料的引进，以及影响更为深远的佛教传入与本土道教兴盛，从此，中国香事的两大基本功能进一步强化。一是祛邪除秽，净身醒脑。二是礼敬神明，增英祖灵。
如果将中国的香史与器物史合并一起考察的话，会发现一条闪亮的线索：随着香事格局的不断完善与高度仪式化，与香有关的器物也随之成熟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香事是一门强调感官刺激和心灵感应的生活艺术，它要求器物的精美程度，也须在审美上获得极大的满足。
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汉代的香炉多用铜、陶制成，香炉的外形多设计成山峰状，并有高浮雕的装饰，重现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博山。炉盖上有多个小孔，香料点燃后，烟气便从小孔逸出，袅袅上升，香气四散，经久不散。这类香炉俗称“博山炉”。除了博物馆的陈列外，我们在古玩商店里也可经常看到青铜或釉陶的博山炉。也许与主人朝夕相处，古人便将博山炉当成随葬品，一起深埋黄土，它们借此被保存至今，成了中国香事早期阶段的实物珍档。
唐代是中国大量吸纳外来文明的强盛时期，在香事上，也主动从西域或东南亚等地引进高级香料及香具。特别是本朝金银器的打造，借鉴了西域的样式与图案，结构上更趋机巧灵活，样式更加丰富，可用于厅堂，使得熏香、闻香等诸般闲事，成为流行于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时尚。两宋在行政版图上有所收缩，但在唐代文明的基础上，完成了生活艺术化的共识与定型，并迎来了器物史与香史的一个高峰。
不过我们要说明一点，在汉唐及两宋这一千年里，我们在古代绘画中可以看到许多用香的场面，但看不到炉中插线香的情景——因为线香是到明代才出现的。在这个时期，焚香所用的香料，是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散末。比如宋代洪刍所著《香谱》中记载，有延安郡公将玄参、甘松香等多味原料研成末，加炼蜜和匀，做成的香丸，要么如鸡头米，要么或梧桐子。这种香丸晾干后，置于香炉里慢慢焚烧，时间较长。古诗中所谓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美好意境，就是香丸在香炉里焚烧所造成的特定气氛烘托而成的。
当然，香丸、香饼并不是直接置于香炉之中的，它需要先将松炭烧透后放在香炉内，然后用特制的香灰把松炭填埋起来，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松炭能够接触到氧气，不至于因缺氧而熄灭。在香灰上还须放上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簿而硬的“隔火”，小小香丸、香饼就是放在这隔火板上，借着微火烤焙，慢慢将芬芳挥发出来的。《陈氏香谱》里还记载：“如钱许，每一饼可经昼夜”，“内府香饼，每一板可经昼夜”。
知道了明代以前的用香情况，就可明白汉代的博山炉，在唐宋时期完成了生活艺术化后，室内的小型香炉何以多制成动物样式。因为动物形状的香炉与博山炉相同的是也分上下两截，下半部焚香，上半部出气。但不同的是，香料加工得更加精细密致，焚烧时间更加持久，而此时铜器与陶瓷的制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工匠们在文化人的指导下，完全能做得更加精巧，在审美水平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动物造型、特别是传说中的各种瑞兽，在农业立国和崇尚佛道信仰的中国，很容易获得使用者的美好联想与牢固感情，早在唐宋以前的漫长岁月中已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那么入选香炉基本造型中的鸭子，作为最早为先民驯化的家禽，它性格温和内敛，羽毛美丽但不复杂，整体造型优美柔软，可塑性与表现性都是很强的。事实上，在商周的青铜器及春秋时期的金银器上，就出现了鸭子的变体形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件大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形香熏。
这件熏炉为模制，鸭头与鸭背等上半部为盖，鸭腹及双足等下半部用来装香料，以子口相合。鸭头、腹、尾均施用墨绿色低温铅釉，吻、足采用黄色低温铅釉，颈、腹侧涂黄釉，翅及背羽镌刻处填孔雀绿釉。鸭足与中空方形底座相连，底座书“大明成化年制”青花楷书双线方款。底座侧面镂空作海棠形，施铅绿釉，座面与座足饰以茄皮紫釉。整体构思巧妙，造型优美，色彩搭配和谐，鸭子流畅灵活的曲线最后被方形的底座牢牢收住，于素雅中体现隽永之味，确实是一件实用与观赏两种功能集于一体的艺术珍品。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它最早呈现在境外藏家眼前时，已经碎成十几块，后经内地文物专家精心修复，妙手回春，得以忠实地恢复原貌，让这只美丽的鸭子延续了当年出窑时的鲜活生命。从审美角度看，它的价值并没太大稀释。
当然，这只鸭子并不孤独。1987年春至1988年冬，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珠山东北侧明清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一大批官窑残件，其中就有带成化款的官窑三彩鸭形香熏。或许出窑时稍有瑕疵吧，被督窑官砸成45块碎片后掩埋地下，出土后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花三个月的时间修复完成。修复后的鸭形香熏高25.3厘米，重现香熏的神采，肉眼根本看不出它的粘接缝。
成化一朝共23年，与弘治、正德两朝为一个阶段，上承永乐、宣德旧制，下启嘉靖、万历新貌，在品种、造型和纹饰上有继承，有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成化一朝，宫廷交派景德镇的瓷器产量是很大的，在历史档案中虽找不到具体的数字，但《明史·食货志》概括性地叙述了当时烧造之多：“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具久，费不赀。”据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一书所说，成化朝的瓷器，不仅因斗彩的空前绝后之作而负盛名，其青花和颜色釉，同样属于明瓷中的珍品。黄釉、孔雀绿釉等到了成化一朝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从传世品及官窑遗址挖掘碎片看，成化一朝的颜色釉还有青花黄彩、青花红彩、青花绿彩、白釉刻填酱色釉、白地绿彩、红地绿彩、孔雀蓝地绿彩等器。
素三彩是在明清两代生产的，以黄、绿、紫三色釉为主的瓷器品种。素三彩是在涩胎上以彩釉填绘早已刻好的纹样，再经低温烧成。与唐三彩、宋三彩制作工艺相似，唯涩胎成瓷独树一帜。素三彩的釉色除黄、绿、紫外，还有黑、白，因不用红色而被称为素三彩。但也有极少数器物用红釉点缀，故有“三彩带红，价值连城”之说。素三彩始于明代，至弘治、正德时已极为精致，是明代彩瓷中的珍品，清康熙年间也是一个流行品种。
可以说，成化一朝红釉、黄釉、孔雀蓝釉等彩瓷的烧造经验与成品，为素三彩的横空出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众所周知，景德镇御窑厂的产品首先是满足宫廷之需的，这件素三彩鸭形香熏也应该是专为宫中所制。成化帝与万贵妃都喜好佛、道，在宫中焚香使用香炉香熏也是题中应有之事。不过从北京故宫目前所知的遗存看，没有明代的素三彩鸭形香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明代景泰蓝鸭形香熏，无论形状与样式，都与这件素三彩瓷器鸭形香熏十分相似，设计思路也相近，都分上下两半部分，都是鸭子站在一个方形的底座上，都将鸭颈和鸭嘴作为引气向上的通道和散气孔。由此可见，鸭形香熏在明代，即使不是批量生产的流通商品，也一定是被宫廷接受并喜欢的器物。
我们认为这具世所罕见的素三彩鸭形香熏，堪称香事上的绝唱，也是对“瑞脑销金兽”式的用香姿态的深情回望。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