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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老猫，黄燎原叫哈哈儿（他说哈哈儿是一种抽象的动物）。我们和狗子、大蛇等人在北京动物园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艺术组织，叫“动物园”。
“动物园”的成员酒足饭饱后，聚集在黄燎原家里看录像。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小圈子里写诗歌小说什么的，想拍片子。黄燎原写了几首歌词，找到实力派歌手张伟劲谱曲演唱。我们东拼西凑，凑到几百元钱，开拍MTV。
狗子的亲戚在山东聊城广电局当个什么官，大家派我去借录像带。我一大早坐长途车出发，到了山东，天已经黑了，就在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除录像带外，我还向人家要了五元钱，因为实在拿不准回来的路费够不够。
果真是不够，我在等火车时，忍不住喝了仰慕已久的趵突泉啤酒。我在第二个深夜走出永定门火车站时，身上只剩下一元钱，连坐板儿车都不够。
没有手机，舍不得坐出租车，我只好走回黄燎原住的新华社，到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
那是冬天，我们顶着寒风、饿着肚子在孔庙拍片，在东华门大街拍片，直到下午，才吃到一天里唯一的一顿饭：每人一碗杂碎汤。那是我们资金允许的最好的饭了。
那段时间，我们开始参加北京文学圈的聚会，认识了大仙、张弛、唐大年、杨葵、李大卫、方文这些人。和他们一般就是喝酒，体会一下圈里的生活。
我们活动的主要地点，除了黄燎原家以外，就是我住的西坝河东里。
“动物园”既然是个艺术组织了，就需要有自己的旗帜。这方面，大蛇有发言权，他是染织系的。我们买了若干白布和针线，在大蛇的创意下，在我家做了一夜扎染。其实也没什么创意，就是大家把各自的标志物染在布上，比如我就染了个猫头在上面。本来说好第二天披着这些布上街搞行为艺术的，结果夜里熬得太狠，第二天哥儿几个全颓了，睡了一整天。
染布用的是我泡澡的铝盆，结果布上的颜色没染好，铝盆倒是五颜六色的。最心疼的是，我唯一用来烧开水的壶被拿来煮了咖啡。这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都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咖啡味道。
西坝河的另一次大聚会，包括了北京城里形形色色的圈子文人。那天，我有事在报社加班，就把钥匙给了黄燎原。我回去后才发现，一大堆人在一个叫“七星酒楼”的又贵又不好吃的地方，喝得酩酊大醉。本来说好张弛买单的，结果他把钱给撕了，我赶去救驾。我不仅一口饭没吃上，还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只剩下十元钱。
回家的路上，有一串自由市场卖肉的铁柜。不知怎的，大仙看中了其中的一个，躺上去就睡。我已经饥寒交迫，根本没有力气搞定这个胖子，就跑回去叫人帮忙。方文和我一起把大仙拽了起来。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看到横七竖八睡了十四五条人，脑袋都大了。我的那间房，建筑面积才40平方米，能待人的地方也就二十多平方米。
不知大仙是真醉还是没醉，他一眼就发现了我家最好的东西——一床干净的棉被。那是我唯一的棉被。大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扛起棉被就跑，一下子躺到了楼道里。他坚持说，屋子里人太多，他要睡在外面。
晚上，大家把我房间里所有的酒都搜罗出来接着喝，边喝边聊，一直到天亮。
隔壁单元的一个小伙子发现了我们，尾随我们上了楼。他一定在门口观察了很长时间，居然写了一张字条塞进来，大意是：真羡慕你们的生活啊，不知道能不能加入你们。可惜他太羞涩，留下字条就走了，也没写个门牌号码什么的。他要是进来，是会受到欢迎的。
“动物园”的一大特色是音乐，到了后期，聚集了一帮写歌唱歌的人。比如方辉，后来到广东的电视台工作，给中国女足写了队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张广天就不用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就是跟着他唱歌，有时把自己搞得热泪盈眶。还有黄群、黄众，黄燎原的公司最后给这对双胞胎兄弟出了专辑，其中最有名的歌是《江湖行》。《江湖行》的MTV脚本是我写的，也是在西坝河的花园里拍的，最后大家还找到一辆破烂的公共汽车，一天完成所有的外景。我们全体坐在破汽车里，摇头晃脑地唱，黄群、黄众则扛着吉他，不停地敬美式军礼。
这些就是我们年轻时造的事儿，青春是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的，回想起来好有沧桑感。
一天，我和单位同事去唱卡拉OK，居然点出了《江湖行》，居然还是用的那个老MTV，现在看起来简直太粗糙了，可我依旧跳起来，指着破公共汽车里的一个瘦子说：“瞧啊瞧啊，这就是我。”
所有人都打量着我说：“这是你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摘自《我的故乡在1980》文化艺术出版社图/彭长征）
“动物园”的成员酒足饭饱后，聚集在黄燎原家里看录像。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小圈子里写诗歌小说什么的，想拍片子。黄燎原写了几首歌词，找到实力派歌手张伟劲谱曲演唱。我们东拼西凑，凑到几百元钱，开拍MTV。
狗子的亲戚在山东聊城广电局当个什么官，大家派我去借录像带。我一大早坐长途车出发，到了山东，天已经黑了，就在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除录像带外，我还向人家要了五元钱，因为实在拿不准回来的路费够不够。
果真是不够，我在等火车时，忍不住喝了仰慕已久的趵突泉啤酒。我在第二个深夜走出永定门火车站时，身上只剩下一元钱，连坐板儿车都不够。
没有手机，舍不得坐出租车，我只好走回黄燎原住的新华社，到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
那是冬天，我们顶着寒风、饿着肚子在孔庙拍片，在东华门大街拍片，直到下午，才吃到一天里唯一的一顿饭：每人一碗杂碎汤。那是我们资金允许的最好的饭了。
那段时间，我们开始参加北京文学圈的聚会，认识了大仙、张弛、唐大年、杨葵、李大卫、方文这些人。和他们一般就是喝酒，体会一下圈里的生活。
我们活动的主要地点，除了黄燎原家以外，就是我住的西坝河东里。
“动物园”既然是个艺术组织了，就需要有自己的旗帜。这方面，大蛇有发言权，他是染织系的。我们买了若干白布和针线，在大蛇的创意下，在我家做了一夜扎染。其实也没什么创意，就是大家把各自的标志物染在布上，比如我就染了个猫头在上面。本来说好第二天披着这些布上街搞行为艺术的，结果夜里熬得太狠，第二天哥儿几个全颓了，睡了一整天。
染布用的是我泡澡的铝盆，结果布上的颜色没染好，铝盆倒是五颜六色的。最心疼的是，我唯一用来烧开水的壶被拿来煮了咖啡。这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喝茶还是喝白开水，都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咖啡味道。
西坝河的另一次大聚会，包括了北京城里形形色色的圈子文人。那天，我有事在报社加班，就把钥匙给了黄燎原。我回去后才发现，一大堆人在一个叫“七星酒楼”的又贵又不好吃的地方，喝得酩酊大醉。本来说好张弛买单的，结果他把钱给撕了，我赶去救驾。我不仅一口饭没吃上，还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只剩下十元钱。
回家的路上，有一串自由市场卖肉的铁柜。不知怎的，大仙看中了其中的一个，躺上去就睡。我已经饥寒交迫，根本没有力气搞定这个胖子，就跑回去叫人帮忙。方文和我一起把大仙拽了起来。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看到横七竖八睡了十四五条人，脑袋都大了。我的那间房，建筑面积才40平方米，能待人的地方也就二十多平方米。
不知大仙是真醉还是没醉，他一眼就发现了我家最好的东西——一床干净的棉被。那是我唯一的棉被。大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扛起棉被就跑，一下子躺到了楼道里。他坚持说，屋子里人太多，他要睡在外面。
晚上，大家把我房间里所有的酒都搜罗出来接着喝，边喝边聊，一直到天亮。
隔壁单元的一个小伙子发现了我们，尾随我们上了楼。他一定在门口观察了很长时间，居然写了一张字条塞进来，大意是：真羡慕你们的生活啊，不知道能不能加入你们。可惜他太羞涩，留下字条就走了，也没写个门牌号码什么的。他要是进来，是会受到欢迎的。
“动物园”的一大特色是音乐，到了后期，聚集了一帮写歌唱歌的人。比如方辉，后来到广东的电视台工作，给中国女足写了队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张广天就不用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就是跟着他唱歌，有时把自己搞得热泪盈眶。还有黄群、黄众，黄燎原的公司最后给这对双胞胎兄弟出了专辑，其中最有名的歌是《江湖行》。《江湖行》的MTV脚本是我写的，也是在西坝河的花园里拍的，最后大家还找到一辆破烂的公共汽车，一天完成所有的外景。我们全体坐在破汽车里，摇头晃脑地唱，黄群、黄众则扛着吉他，不停地敬美式军礼。
这些就是我们年轻时造的事儿，青春是这样热热闹闹地过去的，回想起来好有沧桑感。
一天，我和单位同事去唱卡拉OK，居然点出了《江湖行》，居然还是用的那个老MTV，现在看起来简直太粗糙了，可我依旧跳起来，指着破公共汽车里的一个瘦子说：“瞧啊瞧啊，这就是我。”
所有人都打量着我说：“这是你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
（摘自《我的故乡在1980》文化艺术出版社图/彭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