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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学术研究的敌人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整齐划一、非此即彼的排他与专断
追求经典 不做“亚流”
我是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1988年博士毕业。当时我，还有樊纲，都是朱绍文老师的学生。朱老师为人治学都是我们的榜样。
朱老师为人耿直，讲真话，不贪钱，也不巴结、谄媚官员。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建国后他到国家机关去，看到以前都是西装革履的人改穿中山装了，他很不以为然，觉得没有必要从这个方面显示自己的进步。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和他爱讲真话有关。和现在的有些导师不同，朱老师从来不让学生替他“打工”，或者是侵占学生的研究成果。我和樊纲早期的一些文章经朱老师推荐发表，但是他从来不署名。
朱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他的名言是“追求经典，不做‘亚流’”，要求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来，而不是随便做出一些“次品”就拿去发表。他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毕业论文一定要做好，在校期间发不发文章无所谓，但是发了不好的文章就要挨骂。我硕士期间发表过两篇文章，是关于系统论的。朱老师看了以后，狠狠地训了我一通。他问我发表的是什么东西，训诫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华而不实、不是正道的研究，而是要专心致志地夯实学术功底。在这一点上，朱老师其实是很典型的中国文人，追求精深专一的学问。朱老师那时经常说，在中国出名很容易，发表三五篇文章就可以了。然而，只有做出真正让人信服的一流成果，才能在学界长久立足。朱老师的眼界很高，真正能够入他法眼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
由于朱老师要求严格，他带的好几个研究生都因为耽误了写论文而被他取消了学籍。有一个同学在毕业当年论文答辩期间，学校因为他犯了错误而不让他答辩，朱老师却力主让他答辩，虽然后来没能成功。1992年，学校不管这个事情了，这位同学找到朱老师要求论文答辩，这时朱老师却又不同意了。他说，当年同意是怕这个错误对这位同学造成太大影响，现在不同意是因为这位同学的论文确实没有达到要求。
朱老师本人的学术功底非常深厚，我说两件事情。朱老师1945年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的大学任教。1950年夏来到北京，就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专门委员。朱老师能进入人民银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精通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货币理论是《资本论》当中比较难懂的部分，真正烂熟于胸的人很少。我们当时要搞计划经济，需要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朱老师就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文革”结束后先后任经济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的许涤新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工作。许涤新本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以前看过他的一本书，批评十几个经济学派，其中有几个恐怕其他人都没听过。但是，许涤新却很佩服朱老师的学问，力主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增强所里的研究力量，朱老师的学术造诣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
我这些年来一直做学问，潜心治学，我觉得这是由我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现在回头想，自己似乎从来就是只能当学者。我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哲学性的问题吧。我也喜欢和人辩论，非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让别人理解了。我从来都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属于“只想事，不干事”的类型。
学术研究属于“说”和“想”的范畴。我所说的“做事”是做一些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和事情。举个例子，“文革”的时候我似乎也是“造反派”，但是一直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而没有付诸行动。我没有参加过武斗，没有打过人，觉得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或者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自己的性格最适合做学问，而且早就定好了人生目标。其实我一直都很有雄心壮志，想在经济学研究上做一些大的成就。
当然，总得有人做实际的事情，得有人经商，也得有人从政，大家性格不同、偏好不同，社会分工也就不同，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我觉得自己的一些优点适合用在做学问上，比如对许多事情有正确的预见，喜欢听有经历的人讲事情，有爱好研究的习惯等。我现在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不去参加那些实际问题的争论。
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
在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件事把我卷入了对实际问题的争论之中，即社会上流传的“左氏风波”和“郎咸平事件”。不过关于这两件事情，我要强调两点。第一，进行这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可以说是被外界干扰拉下水的，自己本质上都不是非常愿意干，而且我对自己参加这两次论战的作用评价不是很高。第二，人总是有立场的，搞经济研究更不可能没有观点和立场。同时，这又和自身的利益有关系，和你关心的人、喜欢的人的利益有关系，和社会利益有关系。是专心做纯学术的研究，还是参加社会上对政策的争论，我在这方面有时候也很矛盾，因为总会有利益纠缠在里面。
1993年到1994年大家讨论经济是否过热，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说经济并不过热。当然也有人出来反对。但是，有些人讲得不行，有些人讲不出像样的道理来，有些人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讲。总之，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要让大家都弄明白，我很着急，最后只好自己站出来讲。当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支持我，也就有了“左式风波”这个说法。
10年后，也就是2004年的“郎咸平事件”大家了解得比较多。因为当时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这个争论在网上获得了广泛开展。其实在郎咸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比如秦晖先生。可是主流经济学家不理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集体封杀你。“郎咸平事件”刚开始，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回应，以至于被媒体称为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因为自己一贯的观点和郎咸平的主张比较一致，我觉得自己不讲不行，最后就和杨帆、韩德强几个人一起支持郎咸平。
经过这两次争论，关于“新左派经济学”，或者说“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非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以“讲效率”为借口，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施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私有化”的政策，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最终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境遇漠不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怀有敌意。有些人很武断地把国有企业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认为他们是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改善国有企业职工生活和福利的政策措施。但是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是很好。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第二，“非主流经济学”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的利益上的重大突出，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做法相斗争。在这方面，“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其一，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其二，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危害，因而坚决反对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第三，“非主流经济学”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产业不断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因此，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
我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一直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我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最近，我正在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准备在未来几年中完成。第一个研究是企业理论方面的，第二个可以算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准备出一本专著，书名都定好了，叫《突破企业理论的前沿》。这项研究准备讨论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以及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现代企业理论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回答，但是没有给出清晰的定论，我从自己的视角给出了独特的解释。我的这项研究以博弈论为主要工具，中间有很多数学模型。我认为自己的研究会为理解现实中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框架。在研究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西方企业理论方面的文献，获益良多，但是也发现了这些文献的不足，有些甚至有数学推导错误。比如霍姆斯特姆在1982发表的一篇论文，我初读的时候就觉得后面的数学附录有问题，后来和我自己的博士生进行了详细的推导，发现果然有错误。
另外一项研究关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般非均衡分析。我们知道，在经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中，价格决定需要一个假设的瓦尔拉斯拍卖人，这当然和现实不符，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拍卖人。现实的企业行为大致是这样的：企业预计或确定自己产品的售价时，其实并不能确切预言每一价格上产品的需求是多少，而只能大致知道自己产品的最低和最高卖量。我的数量分析可以证明，企业在自己确定的产品价格销售上，一般按照最大可能的销售量供给产品，然后根据真正实现的销售量进行调整，确定其每一期的产量。每一期实现的销售量不同，使企业期末产品存货发生变化，形成一个非均衡的过程。我想以这个思路做一个模型，刻画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定行为。因为模型设计不确定性，企业根据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模型，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态，所以我认为非均衡模式会更有解释力。这种非均衡模型所给出的解释是通过一个个案例实现的，当然，理论基础都是这个基本模型，但是在具体的案例中要灵活运用，要看研究者的“临场发挥”。
除了这两项研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也是我长期关注的领域。我在2002年出版的《混乱的经济学》中有所涉及，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现在的一些研究和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也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提出质疑。这些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有大量数据支持。我当时的研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一个缺憾。这个方向研究的核心在发展和贸易的关系上，这涉及保护主义的作用，更广泛的，也涉及政府政策如何在改变比较优势方面发挥作用。这项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我很早以前就想进行一个更系统的研究。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也许等到前面说的两个研究项目完成以后，我会再转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
在学术研究上，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本文由魏志强根据喻建欢对左大培的专访和《三十年三十人》一书整理而成。左大培，1952年8月出生，1982-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追求经典 不做“亚流”
我是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1988年博士毕业。当时我，还有樊纲，都是朱绍文老师的学生。朱老师为人治学都是我们的榜样。
朱老师为人耿直，讲真话，不贪钱，也不巴结、谄媚官员。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建国后他到国家机关去，看到以前都是西装革履的人改穿中山装了，他很不以为然，觉得没有必要从这个方面显示自己的进步。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就和他爱讲真话有关。和现在的有些导师不同，朱老师从来不让学生替他“打工”，或者是侵占学生的研究成果。我和樊纲早期的一些文章经朱老师推荐发表，但是他从来不署名。
朱老师治学非常严谨。他的名言是“追求经典，不做‘亚流’”，要求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来，而不是随便做出一些“次品”就拿去发表。他对学生的要求就是毕业论文一定要做好，在校期间发不发文章无所谓，但是发了不好的文章就要挨骂。我硕士期间发表过两篇文章，是关于系统论的。朱老师看了以后，狠狠地训了我一通。他问我发表的是什么东西，训诫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华而不实、不是正道的研究，而是要专心致志地夯实学术功底。在这一点上，朱老师其实是很典型的中国文人，追求精深专一的学问。朱老师那时经常说，在中国出名很容易，发表三五篇文章就可以了。然而，只有做出真正让人信服的一流成果，才能在学界长久立足。朱老师的眼界很高，真正能够入他法眼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
由于朱老师要求严格，他带的好几个研究生都因为耽误了写论文而被他取消了学籍。有一个同学在毕业当年论文答辩期间，学校因为他犯了错误而不让他答辩，朱老师却力主让他答辩，虽然后来没能成功。1992年，学校不管这个事情了，这位同学找到朱老师要求论文答辩，这时朱老师却又不同意了。他说，当年同意是怕这个错误对这位同学造成太大影响，现在不同意是因为这位同学的论文确实没有达到要求。
朱老师本人的学术功底非常深厚，我说两件事情。朱老师1945年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的大学任教。1950年夏来到北京，就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专门委员。朱老师能进入人民银行，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精通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货币理论是《资本论》当中比较难懂的部分，真正烂熟于胸的人很少。我们当时要搞计划经济，需要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朱老师就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文革”结束后先后任经济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的许涤新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工作。许涤新本人是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以前看过他的一本书，批评十几个经济学派，其中有几个恐怕其他人都没听过。但是，许涤新却很佩服朱老师的学问，力主把朱老师调到经济所，增强所里的研究力量，朱老师的学术造诣就可想而知了。
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
我这些年来一直做学问，潜心治学，我觉得这是由我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现在回头想，自己似乎从来就是只能当学者。我从小就喜欢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哲学性的问题吧。我也喜欢和人辩论，非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让别人理解了。我从来都说得多，想得多，做得少，属于“只想事，不干事”的类型。
学术研究属于“说”和“想”的范畴。我所说的“做事”是做一些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和事情。举个例子，“文革”的时候我似乎也是“造反派”，但是一直停留在口头和思想上，而没有付诸行动。我没有参加过武斗，没有打过人，觉得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或者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我认为自己的性格最适合做学问，而且早就定好了人生目标。其实我一直都很有雄心壮志，想在经济学研究上做一些大的成就。
当然，总得有人做实际的事情，得有人经商，也得有人从政，大家性格不同、偏好不同，社会分工也就不同，我就适合分工到做学问上来。我觉得自己的一些优点适合用在做学问上，比如对许多事情有正确的预见，喜欢听有经历的人讲事情，有爱好研究的习惯等。我现在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不去参加那些实际问题的争论。
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
在我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中，有两件事把我卷入了对实际问题的争论之中，即社会上流传的“左氏风波”和“郎咸平事件”。不过关于这两件事情，我要强调两点。第一，进行这两次论战我都是迫不得已，可以说是被外界干扰拉下水的，自己本质上都不是非常愿意干，而且我对自己参加这两次论战的作用评价不是很高。第二，人总是有立场的，搞经济研究更不可能没有观点和立场。同时，这又和自身的利益有关系，和你关心的人、喜欢的人的利益有关系，和社会利益有关系。是专心做纯学术的研究，还是参加社会上对政策的争论，我在这方面有时候也很矛盾，因为总会有利益纠缠在里面。
1993年到1994年大家讨论经济是否过热，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说经济并不过热。当然也有人出来反对。但是，有些人讲得不行，有些人讲不出像样的道理来，有些人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讲。总之，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弄清楚，要让大家都弄明白，我很着急，最后只好自己站出来讲。当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支持我，也就有了“左式风波”这个说法。
10年后，也就是2004年的“郎咸平事件”大家了解得比较多。因为当时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这个争论在网上获得了广泛开展。其实在郎咸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比如秦晖先生。可是主流经济学家不理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集体封杀你。“郎咸平事件”刚开始，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回应，以至于被媒体称为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因为自己一贯的观点和郎咸平的主张比较一致，我觉得自己不讲不行，最后就和杨帆、韩德强几个人一起支持郎咸平。
经过这两次争论，关于“新左派经济学”，或者说“非主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非主流经济学”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中的公平和平等，反对主流经济学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倾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以“讲效率”为借口，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施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私有化”的政策，打着“国企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最终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国有企业抱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境遇漠不关心，甚至可以说是怀有敌意。有些人很武断地把国有企业职工都看成是“工人贵族”，认为他们是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反对任何缓解国有企业困境、改善国有企业职工生活和福利的政策措施。但是基本的事实是，大多数国有企业职工的处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不是很好。他们所鼓吹的“竞争政策”，不是要将全中国的劳动者和广大农民都提高到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福利水准，而是要将国有企业的普通职工都降低到贫困农民的生活境遇。他们主张的“企业改制”和“民营化”，是要快速地制造财富上的两极化，让少数人成为企业全部资产的所有者，而剥夺国有企业大多数职工的工作岗位和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第二，“非主流经济学”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的利益上的重大突出，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做法相斗争。在这方面，“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其一，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其二，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危害，因而坚决反对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投资机会的政策。
第三，“非主流经济学”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产业不断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因此，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所在。
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
我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一直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我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最近，我正在进行两个方面的研究，准备在未来几年中完成。第一个研究是企业理论方面的，第二个可以算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准备出一本专著，书名都定好了，叫《突破企业理论的前沿》。这项研究准备讨论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以及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现代企业理论对这两个问题都有回答，但是没有给出清晰的定论，我从自己的视角给出了独特的解释。我的这项研究以博弈论为主要工具，中间有很多数学模型。我认为自己的研究会为理解现实中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框架。在研究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西方企业理论方面的文献，获益良多，但是也发现了这些文献的不足，有些甚至有数学推导错误。比如霍姆斯特姆在1982发表的一篇论文，我初读的时候就觉得后面的数学附录有问题，后来和我自己的博士生进行了详细的推导，发现果然有错误。
另外一项研究关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般非均衡分析。我们知道，在经典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中，价格决定需要一个假设的瓦尔拉斯拍卖人，这当然和现实不符，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拍卖人。现实的企业行为大致是这样的：企业预计或确定自己产品的售价时，其实并不能确切预言每一价格上产品的需求是多少，而只能大致知道自己产品的最低和最高卖量。我的数量分析可以证明，企业在自己确定的产品价格销售上，一般按照最大可能的销售量供给产品，然后根据真正实现的销售量进行调整，确定其每一期的产量。每一期实现的销售量不同，使企业期末产品存货发生变化，形成一个非均衡的过程。我想以这个思路做一个模型，刻画企业的价格和产量决定行为。因为模型设计不确定性，企业根据贝叶斯规则进行决策。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模型，很多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态，所以我认为非均衡模式会更有解释力。这种非均衡模型所给出的解释是通过一个个案例实现的，当然，理论基础都是这个基本模型，但是在具体的案例中要灵活运用，要看研究者的“临场发挥”。
除了这两项研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也是我长期关注的领域。我在2002年出版的《混乱的经济学》中有所涉及，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现在的一些研究和我的观点比较接近，也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提出质疑。这些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有大量数据支持。我当时的研究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一个缺憾。这个方向研究的核心在发展和贸易的关系上，这涉及保护主义的作用，更广泛的，也涉及政府政策如何在改变比较优势方面发挥作用。这项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我很早以前就想进行一个更系统的研究。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也许等到前面说的两个研究项目完成以后，我会再转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
在学术研究上，左派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学问深厚，而且在学术上也可以是最严格的。
（本文由魏志强根据喻建欢对左大培的专访和《三十年三十人》一书整理而成。左大培，1952年8月出生，1982-198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