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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后，旅顺与大连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爱国青年杜重远苦苦思索救国之路。从杂志上看到日本人在大连办了窑业会社，占据了中国的瓷器市场时，他决心实业救国。
杜重远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留学几年间，日本妄图永久占领大连的野心昭然若揭，爱国热情被点燃，他多次组织留日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队伍里，一个气质典雅的少女吸引了杜重远的视线，在集会和演出中，她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将抗议活动推向高潮。他记住了她的名字：侯御之。
那时的侯御之远近闻名。她生在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上学后连年跳级，8岁已经小学毕业，并考取了官费留学。在日本，她接受了贵族礼仪教育，不仅门门功课都第一，能讲7国语言，还极富音乐才华，唱歌剧、指挥、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被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
相识后，侯御之经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参加他组织的请愿活动，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令她钦佩不已。意外的是，她收到了他的表白信。她比他小14岁，恋爱为时过早，拒绝理所当然。
学业完成后，杜重远回到沈阳筹资创办肇新窑业，逐渐取代日瓷在东北市场的垄断地位;他还得到张学良赏识。短短几年，30岁的实业家就成为工商界著名人士，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
尽管在情感上拒绝了杜重远，但他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着侯御之。她放弃了音乐，选择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能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20岁的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她婉拒了日本高等学府的邀请，回到北平，一边撰写《刑法学》，一边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
才情过人的年轻女教授声名在外，有一天，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则是“我在这里等你”。等她的人正是杜重远。他们曾一度失去联系，她在日本发愤学习时，他正身处惊涛骇浪。因肇新窑业蓬勃发展，逼得日本瓷厂销量锐减，在抗日洪流中，他始终走在最前面，日本人恨他入骨。作为“抗日巨头”，他被通緝，被迫流亡关内。辗转中，他结识了周恩来，在其鼓励下，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稿，以笔为枪呼吁抗日。
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他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她。意识到在侵略者面前，法律不过一纸空文时，侯御之离开讲台，和杜重远一道奔赴危难中的热河，并因此结下了缘分。从热河归来后，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个着礼服，一个披白纱，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借着结婚，杜重远购买了一套豪宅，实则是为爱国人士提供活动场所。新婚第三天，他便离家参加救亡，只留下她独自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上千平方米的大宅，经常造访的各界名流、达官贵妇，这些都令一向潜心学问的侯御之无所适从。在信中，杜重远一次次引导她：“要利用这些聚会多宣传抗日工作。”她学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日本人上门查问时，她迅速换上一身华贵和服，用流利的日语道出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高贵的气质吓得不速之客连连道歉。
这年年底，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周刊》，吹响抗日号角。刊载的一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杜重远入狱后，不顾身怀六甲，侯御之顶着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住在监狱附近的破庙里，不理会饥鼠绕床，蝙蝠飞舞，她以专业的法律知识，逐条驳斥。“夫在冤狱子在腹”，她用多种语言译出洋洋万言《抗告书》，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新生事件”震惊海内外，一时舆论哗然。因为劳累过度，她不幸流产。
在狱中，杜重远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他分别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们共同抗日。刑满后，他立即奔赴西安与张、杨再次商谈。2周后，“西安事变”爆发。预料之中，以“幕后策划者”为罪名，杜重远再次被捕。押送南京前，侯御之来机场送行。生死难料，悲不自胜，但她仍然克制自己。被押上舷梯时，他回头看她，凄风冷雨中，瘦弱的她，分明是一丛傲菊。
1937年9月，国共再次合作，杜重远终于被释放。然而形势仍然严峻，他是著名实业家，又是抗日积极分子，日本人四处通缉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邀请，他决定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侯御之陪杜重远来新疆。他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训练抗日干部;她在家哺育儿女。新疆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杜重远威信日高。不料，这引起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忌恨。一个初夏的雨夜，一群黑衣人突然闯进杜重远的家。他被捕后，她和孩子们境况凄惨，“门外设警软禁，亲族朋友不准接见，不准通信，衣食不足，常三五日不得一饱，冤惨恐怖，凌辱备尝。”不久，噩耗传来。一位获释的狱友含着泪讲述了杜重远遭受的种种酷刑，字字如惊雷，整整两天两夜，她呆坐桌旁，泥塑一般。所有人都说，她疯了。3个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一个3岁，一个2岁，一个尚在襁褓，这是他留给她最后的礼物。他为爱国而死，她要为爱他而生。这一年，她31岁。
然而盛世才不肯罢休，他惨无人道地把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结核病院，确定全部感染后，又将他们软禁在家。靠着一些发霉的果酱，他们熬到了抗战胜利，历尽艰辛，侯御之终于带着3个孩子回到上海旧居。久久地站在房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她凄楚地说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生活才稍稍安定。孩子们是她的希望，可是他们长期缠绵病榻，无法入学。病床边，她为他们提速授课，用3年时间学完了整个中小学课程。在亲友们的惊叹声中，没上过一天学的3个孩子全部走进上海名牌大学。终于苦尽甘来，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时日无多，靠在氧气瓶上，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他的爱国壮举，她要讲给世人。在她协助下，两个女儿汇编完成了《杜重远文集》。
心愿已了，人生苦旅到了尽头。1998年，侯御之病逝，最后的叮咛是：“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这一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她不后悔，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爱国者。
（编辑/张金余）
杜重远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留学几年间，日本妄图永久占领大连的野心昭然若揭，爱国热情被点燃，他多次组织留日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队伍里，一个气质典雅的少女吸引了杜重远的视线，在集会和演出中，她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将抗议活动推向高潮。他记住了她的名字：侯御之。
那时的侯御之远近闻名。她生在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上学后连年跳级，8岁已经小学毕业，并考取了官费留学。在日本，她接受了贵族礼仪教育，不仅门门功课都第一，能讲7国语言，还极富音乐才华，唱歌剧、指挥、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被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
相识后，侯御之经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参加他组织的请愿活动，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令她钦佩不已。意外的是，她收到了他的表白信。她比他小14岁，恋爱为时过早，拒绝理所当然。
学业完成后，杜重远回到沈阳筹资创办肇新窑业，逐渐取代日瓷在东北市场的垄断地位;他还得到张学良赏识。短短几年，30岁的实业家就成为工商界著名人士，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
尽管在情感上拒绝了杜重远，但他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着侯御之。她放弃了音乐，选择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能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20岁的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她婉拒了日本高等学府的邀请，回到北平，一边撰写《刑法学》，一边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
才情过人的年轻女教授声名在外，有一天，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则是“我在这里等你”。等她的人正是杜重远。他们曾一度失去联系，她在日本发愤学习时，他正身处惊涛骇浪。因肇新窑业蓬勃发展，逼得日本瓷厂销量锐减，在抗日洪流中，他始终走在最前面，日本人恨他入骨。作为“抗日巨头”，他被通緝，被迫流亡关内。辗转中，他结识了周恩来，在其鼓励下，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稿，以笔为枪呼吁抗日。
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他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她。意识到在侵略者面前，法律不过一纸空文时，侯御之离开讲台，和杜重远一道奔赴危难中的热河，并因此结下了缘分。从热河归来后，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个着礼服，一个披白纱，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借着结婚，杜重远购买了一套豪宅，实则是为爱国人士提供活动场所。新婚第三天，他便离家参加救亡，只留下她独自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上千平方米的大宅，经常造访的各界名流、达官贵妇，这些都令一向潜心学问的侯御之无所适从。在信中，杜重远一次次引导她：“要利用这些聚会多宣传抗日工作。”她学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日本人上门查问时，她迅速换上一身华贵和服，用流利的日语道出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高贵的气质吓得不速之客连连道歉。
这年年底，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周刊》，吹响抗日号角。刊载的一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杜重远入狱后，不顾身怀六甲，侯御之顶着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住在监狱附近的破庙里，不理会饥鼠绕床，蝙蝠飞舞，她以专业的法律知识，逐条驳斥。“夫在冤狱子在腹”，她用多种语言译出洋洋万言《抗告书》，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新生事件”震惊海内外，一时舆论哗然。因为劳累过度，她不幸流产。
在狱中，杜重远阅读了大量马列书籍，他分别给张学良和杨虎城写信，希望他们共同抗日。刑满后，他立即奔赴西安与张、杨再次商谈。2周后，“西安事变”爆发。预料之中，以“幕后策划者”为罪名，杜重远再次被捕。押送南京前，侯御之来机场送行。生死难料，悲不自胜，但她仍然克制自己。被押上舷梯时，他回头看她，凄风冷雨中，瘦弱的她，分明是一丛傲菊。
1937年9月，国共再次合作，杜重远终于被释放。然而形势仍然严峻，他是著名实业家，又是抗日积极分子，日本人四处通缉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邀请，他决定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侯御之陪杜重远来新疆。他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训练抗日干部;她在家哺育儿女。新疆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杜重远威信日高。不料，这引起新疆督办盛世才的忌恨。一个初夏的雨夜，一群黑衣人突然闯进杜重远的家。他被捕后，她和孩子们境况凄惨，“门外设警软禁，亲族朋友不准接见，不准通信，衣食不足，常三五日不得一饱，冤惨恐怖，凌辱备尝。”不久，噩耗传来。一位获释的狱友含着泪讲述了杜重远遭受的种种酷刑，字字如惊雷，整整两天两夜，她呆坐桌旁，泥塑一般。所有人都说，她疯了。3个孩子的哭声唤醒了她，一个3岁，一个2岁，一个尚在襁褓，这是他留给她最后的礼物。他为爱国而死，她要为爱他而生。这一年，她31岁。
然而盛世才不肯罢休，他惨无人道地把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结核病院，确定全部感染后，又将他们软禁在家。靠着一些发霉的果酱，他们熬到了抗战胜利，历尽艰辛，侯御之终于带着3个孩子回到上海旧居。久久地站在房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她凄楚地说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生活才稍稍安定。孩子们是她的希望，可是他们长期缠绵病榻，无法入学。病床边，她为他们提速授课，用3年时间学完了整个中小学课程。在亲友们的惊叹声中，没上过一天学的3个孩子全部走进上海名牌大学。终于苦尽甘来，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时日无多，靠在氧气瓶上，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他的爱国壮举，她要讲给世人。在她协助下，两个女儿汇编完成了《杜重远文集》。
心愿已了，人生苦旅到了尽头。1998年，侯御之病逝，最后的叮咛是：“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这一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但是她不后悔，因为，她嫁给了一个爱国者。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