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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中至少出版了23本译作，所涉内容横跨文史哲，“史上最牛译者”龙婧自从被书评人王晓渔曝光后，成为出版界的一个“尤物”，有人戏言“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龙小姐不能译的书，只有龙小姐来不及去译的书”。称龙婧为龙小姐，没准是个误会，谁能确定“龙婧”名字的背后不是一堆胡子拉碴的大汉？说龙婧是个凭空捏造出来的名字并非毫无根据，不信的话可以去当当、卓越等著名购书网站搜索一下看看，自从被曝光之后，龙小姐就再也没有翻译出版过新书，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一个“龙小姐”倒下来，总会有十个八个“龙小姐”重新站出来。
王小波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优秀的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查良铮和王道乾等老一辈翻译家，在他的杂文里被推崇到很高的位置上。依照王小波的看法，翻译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体力活，同时译者又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是个讲究精巧的行当，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而实际上呢？市面上见到的很多翻译书籍，即便是体力活，也干得又糙又差，用句通俗的话讲，“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据说有很多译者是根本不懂外文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别人已经翻译好的书拿过来，用自己蹩脚的语言重新再组织一遍，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去出版了。
经常在网上看到读者说，买了一本味同嚼蜡的翻译书后后悔不迭，这些读者中难免会有人抱怨，国外很多书徒有其名，但如果知道译者是那些只会用剪刀、浆糊的家伙们干的，便会理解为什么很多外文好书到了国内便成了差书甚至垃圾书了——再好的书也经不过这些翻译牛人们的“二次创作”。
“史上最牛译者”并不孤单，在出版界还有一批“史上最牛作家”“史上最牛出版人”“史上最牛编辑”……“史上最牛译者”虽然制造了众多重复出版的书，但总归身份是“二道贩子”，危害不算最大，但“最牛作家”“最牛出版人”和“最牛编辑”这三者，却是出版流水线的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一位作家粗制滥造从源头上就坏掉了作品的品质，这样的作品经“最牛编辑”包装再经“最牛出版人”流向市场之后，毁坏的不仅是图书的名声，更会让读者对文学从根本上产生不信任和厌烦心理。近年国民阅读率不断下降，这其中，出版界的“牛人们”所做的“贡献”自然不小。
多么希望能将这些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制作者和传播者名字中的“最牛”二字拿掉，换成“最苦”，一字之差，换来的将是大相径庭的结果。比如查良铮，说他是“史上最苦译者”大概没人反对，这位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戴过“反革命”帽子，过着“牛棚”生活，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冤屈之中，为翻译国外优秀书籍，他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时间，即便在摔伤腿期间，都还强忍伤痛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他给我们留下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唐璜》《拜伦抒情诗选》等著名译作。不知道，“史上最牛译者”们想到查良铮的名字时，内心会不会感到羞惭。
“史上最牛作家”同样也很容易找到映衬的对象，比如路遥，这位“史上最苦作家”为了写作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历时十年，呕心沥血，在全书完成的第二年，便因病去世，他被公认是因为积劳成疾、写作累死的一位作家。即便是处在电脑时代的贾平凹，也算是一位“苦作家”，为写《高兴》，他历时三年，五易其稿，直到手指写烂变形。无论路遥还是贾平凹，这些“苦作家”为写作付出的艰辛，是那些每年出版五、六本长篇的写手们所难以想像的。在键盘取代纸笔，在“批量生产”取代“精心创作”之后，文学已经不再是“精神食粮”，而变成了没什么营养的“垃圾快餐”。
出版界的“最牛”们沆瀣一气，将图书市场炒作得热闹异常，但表面的繁荣，遮掩不住图书产品品质日趋下降的真相。和出版界一样，读者中也有很多人在越变越牛了，不过他们的“牛”却是体现在对图书质量的甄别以及对出版界更苛刻的要求上。出版界的“牛”会让这个社会阅读氛围乌烟瘴气，而读者的“牛”恰是驱逐这股不正之风最有力的力量，相信在读者们火眼金睛的注视下，出版界的“史上最牛们”会逐渐被边缘化，直到他们讪讪退场。
王小波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优秀的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查良铮和王道乾等老一辈翻译家，在他的杂文里被推崇到很高的位置上。依照王小波的看法，翻译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体力活，同时译者又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是个讲究精巧的行当，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而实际上呢？市面上见到的很多翻译书籍，即便是体力活，也干得又糙又差，用句通俗的话讲，“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据说有很多译者是根本不懂外文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别人已经翻译好的书拿过来，用自己蹩脚的语言重新再组织一遍，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出去出版了。
经常在网上看到读者说，买了一本味同嚼蜡的翻译书后后悔不迭，这些读者中难免会有人抱怨，国外很多书徒有其名，但如果知道译者是那些只会用剪刀、浆糊的家伙们干的，便会理解为什么很多外文好书到了国内便成了差书甚至垃圾书了——再好的书也经不过这些翻译牛人们的“二次创作”。
“史上最牛译者”并不孤单，在出版界还有一批“史上最牛作家”“史上最牛出版人”“史上最牛编辑”……“史上最牛译者”虽然制造了众多重复出版的书，但总归身份是“二道贩子”，危害不算最大，但“最牛作家”“最牛出版人”和“最牛编辑”这三者，却是出版流水线的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一位作家粗制滥造从源头上就坏掉了作品的品质，这样的作品经“最牛编辑”包装再经“最牛出版人”流向市场之后，毁坏的不仅是图书的名声，更会让读者对文学从根本上产生不信任和厌烦心理。近年国民阅读率不断下降，这其中，出版界的“牛人们”所做的“贡献”自然不小。
多么希望能将这些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制作者和传播者名字中的“最牛”二字拿掉，换成“最苦”，一字之差，换来的将是大相径庭的结果。比如查良铮，说他是“史上最苦译者”大概没人反对，这位1958年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戴过“反革命”帽子，过着“牛棚”生活，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冤屈之中，为翻译国外优秀书籍，他放弃了几乎所有的节假日休息时间，即便在摔伤腿期间，都还强忍伤痛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他给我们留下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唐璜》《拜伦抒情诗选》等著名译作。不知道，“史上最牛译者”们想到查良铮的名字时，内心会不会感到羞惭。
“史上最牛作家”同样也很容易找到映衬的对象，比如路遥，这位“史上最苦作家”为了写作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历时十年，呕心沥血，在全书完成的第二年，便因病去世，他被公认是因为积劳成疾、写作累死的一位作家。即便是处在电脑时代的贾平凹，也算是一位“苦作家”，为写《高兴》，他历时三年，五易其稿，直到手指写烂变形。无论路遥还是贾平凹，这些“苦作家”为写作付出的艰辛，是那些每年出版五、六本长篇的写手们所难以想像的。在键盘取代纸笔，在“批量生产”取代“精心创作”之后，文学已经不再是“精神食粮”，而变成了没什么营养的“垃圾快餐”。
出版界的“最牛”们沆瀣一气，将图书市场炒作得热闹异常，但表面的繁荣，遮掩不住图书产品品质日趋下降的真相。和出版界一样，读者中也有很多人在越变越牛了，不过他们的“牛”却是体现在对图书质量的甄别以及对出版界更苛刻的要求上。出版界的“牛”会让这个社会阅读氛围乌烟瘴气，而读者的“牛”恰是驱逐这股不正之风最有力的力量，相信在读者们火眼金睛的注视下，出版界的“史上最牛们”会逐渐被边缘化，直到他们讪讪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