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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一场又一场，近听唰唰唰，远听哗啦啦。隔壁的爷爷站在屋檐下，“这没得解啊，油菜花都开了，我们还在湖北出不去”。
“春雨惊春清谷天”，立春、雨水、惊蛰，都过去了，等到了农历二月底的春分，农民就要下秧了。可这个村庄还是静悄悄，遵循最严格的黄冈市蕲春县防疫第5号令，“足不出户”。
无人机总是在天晴的时候过来盘旋侦察，村民们再怎么心痒痒，也不敢去地里锄草了。“捉走了就要隔离14天，还要自己交生活费。”可有的村民消息不灵通，不知道无人机哪时候要来。有一位出去上厕所，回家路上听说无人机巡查，又钻回厕所去了，端着手机等了大半个钟头。
“这么严重怎么办，只有钻到酸菜坛子里去躲下哦！”无人机走了，邻居左右又碰头开玩笑。
聊不到两句，大家就都说，“想走”。
湖北是人力输出大省，资源分布又不均匀，武汉市是省内的经济巨无霸，而周围大都是贫困县市。这些县市，尤其是农村，在外地务工的人多不胜数。湖北什么时候能解封？各个人天天都猜。这些天看着疫情数据是越来越好，但谁也没听说有准信儿来。
“能走吗？啥时候？么样走啊？”
年假过长的苦恼
过年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很多农村的在外务工者来说，过年，就是回来“发抛”。在外面工作一年，多辛苦都不消再说了，只要过年回来兜里有钱，就可以确保面上有光。吃要买一年来最好的，穿也舍得花钱，男人们兜里总要放一包两包平时不抽的好烟，上别人家里拜年，喝完茶就起身给老人、小孩发压岁钱。
这就叫作“发抛”。
它是地道的湖北方言，说不清楚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如果别人说这个词时脸色不好，它就是贬义，等同于“太膨胀”；但大多数人都是笑着说这个词的，有点顽皮的感觉。“发抛”是正常的，农村人也要一年一次地“展现尊严”。
可是封城至今40多天，这个年假实在太过漫长，有些村民回来“发抛”，无奈时间太久，现在撑不住了。
陈冬生两口子，一年到头在外地打工。每年过年回来黄冈蕲春县的老家，别人家地里有萝卜菜苔，圈子里有鸡鸭，他家一切靠买。往年不怕开销大，因为时间有限，这一回在家待上这么久，两口子越待越难受，“一个多月没有收入太难熬了，坐吃山空”。
陈冬生工作的厂子，在广东河源。那是一个全员湖北人的石粉工厂，20多号人至今都在家等着解封，厂子自然也没有复工。陈冬生担心，等解封回去，他们厂子会不会垮了。
可大家同样是外地务工者，不同人却有不同的担心。
陈小芬是我的宗族长辈，也是一位农民工人。这几天，他一见到我就问：“什么时候能出去喔？” 我无法作答。
小芬爹夫妻俩在广州一个小型加工厂上班，过年回来的时候，还是临时工人，没有转正。现在工厂已经开工半个月了，夫妻两个心里慌得很，不知道到时候再去，厂里还收不收了。小芬爹也不敢打电话去问，“问不也是空问一场？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去得了”。
疫情刚开始，大年初几的时候，小芬爹还不是这样的。他总是端着碗站在门口，边吃饭边大声说话，“往年总要打麻将输点钱，过年才像过年。今年这个样子，不算，这个年要从头再来！”现在他已经不说那些玩笑话了。他跟这个人说，“油菜花黄了，田里要下秧了，我还出不去”，跟那个人说，“今年，怕只能出去搞半年了。哎，搞半年也要搞。”
在这封锁着的湖北大地上，一场又一场雨水降临。有的人只是感受到雨，有的人却已被淋湿。
这个“年”，显然已经足够长了。
同乡青年周哲不是农民工人，但他一样心焦。
他是深圳一家私企的财务人员，公司2月17日就复工了，到现在大半个月，他一直在湖北家中“云办公”。现在报税系统改进，大部分财务工作可以在线完成，但还是经常要找在地的同事帮忙，收发票、项目款项收付，“好些事要办，排起队等我出去做”。
按理说，李娟应该不一样。
她是一位大学老师，虽然从成都回黄冈市城区过年，但所在小区0感染，单位工资照样发，寒假继续延长，她本可以好好享受这一次的“超长假期”。但是几年前，她课余开设了一家小型教育培训机构，自己做起了老板。“现在每个月公司房租、员工工资，还有自己的房贷，坐着不动，5万元出去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原本只需要在“封城”之下过生活，作为老板，则还要应付“经济的危机”。
在这封锁着的湖北大地上，一场又一场雨水降临。有的人只是感受到雨，有的人卻已被淋湿。
走 啊
2月21日，陈冬生给女儿找来了一张“模版”，叫女儿照着样子给他填一份“离蕲申请书”。
终于可以走了！这个申请离开的政策，是蕲春县2月20日在政务微信公众号里公布的，到下面各个村里知晓，已经陆陆续续是第二天、第三天了。
一份合格的离蕲手续有5份文件，一份申请书、一份申请表，都要由村委会或者社区盖章，一份工作单位开具的接收证明，一份医院开具的健康证明，一份承诺书，承诺人必须“在疫情控制之前，不再返回”。
陈冬生犯了难。
他没有车，几位工友邀好了，乘坐其中一位的私家车一起去广州。可是车上的工友，一半在张榜镇，一半在刘河镇，大家又分布在不同村。4个工友只有先办好各自的证件，最后拍照汇总给这辆车子的主人，合开一张“通行证”，才能一同离开。谁要是出问题，那就一起走不了。
这放在平时，就只是个复杂的小事，可封村网格化管理这么久之后，样样都变得很困难。 盖章之前，得把“离蕲申请书”打印出来，可陈冬生找不到打印店。
好多人去镇政府打印，但是这得先出村。陈冬生想出村，必须先去村委会开一份出村证明。可天上有无人机，外面偶尔还会有武警巡查，去村委会的路上被发现，那就烦人了。所以，最好趁着一早或一晚，溜着去。
拿到了出村证只是第一步，要去镇上打印“离蕲申请书”，再顺带做一个体检，最后回村里盖章，拍照发给工友，才是第二步。陈冬生没有车，一路都要靠双脚走。走去村里单趟半小时，村委会去镇上又一小时，还有体检，这这那那。
第三步要靠工友完成，所有的文件由他上交，结束后才开始等待第四步，审批。
“不怕冤枉路，就怕没处跑。”陈冬生没有跑完这些程序。
2月24日晚上，村里的微信群里，就发出消息—全鎮“离蕲手续”停办。
这个偏远乡镇的事情，无人关注。但与其相呼应的，是同一日，武汉市的“朝令夕改”。2月24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8号通告，宣布“部分人员可出城”的17号通告无效。全湖北进入“外防输出”的全封闭状态。
要是仔细看这一份“离蕲申请书”，它是黄冈市“离黄申请书”的复刻版本，全文件只有一字之差，就是把黄冈的“黄”字，换成蕲春的“蕲”字。从市到各县，再到各乡镇、农村，政策都是上下一致的。
武汉“朝令夕改”，湖北其他地区，也大多中招。
黄冈的周哲，知道手续全办齐也出不去后，父亲问他，“体检的198元钱，能退吗？”他们全家5口人，体检下来近千元。周哲只是笑笑。
襄阳的田鑫，直接收到的是机票的强制退票短信。他年前订好的返回深圳工作的机票，连续改签之后，定到了3月15日。“那时候应该可以走了吧？”可是2月28日，田鑫还是被退票了。从这一天起，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数据，第二件事就是看票。田鑫说，对于他这种没有车的人来说，公共交通就是硬指标，没有恢复，他就不必再折腾了。
等 啊
“想走啊，只有年轻娃儿想在家里玩，哪个大人不想走。”小芬爹说。
但现在谁都只能等着。
自2月24日全湖北“严防输出”之后，前两天，我身边还有人在挣扎，打电话去镇上问，后面就已经彻底安静下来了。镇上的工作者们疲惫而无奈，告知说：“可以继续提交申请，但只提交，不审批。”
“既没好消息，又没坏消息，包括现在新闻都慢慢淡了，不知道哪天是个头。确定的就是，钱哗哗地往外跑。”
各地的“离X申请书”开始冷淡下来了，但各种微信群里的“健康码”，一夜火热了。
2月27日开始，我们村里的微信群里开始不断强调、号召，许多村民们，第一次听说了“健康码”这个东西。
“健康码”是一种资格，每个人先在支付宝，或者微信小程序上连续打卡14天，提交身份证、所在地，甚至体温，打满之后，这个虚拟的“健康码”就会由灰变蓝。只有拥有“蓝码”的人，才有复工的资格。
第一批踊跃打卡“湖北健康码”的人，是外地务工者。他们迫不及待了，隔壁的爷爷奶奶，一大早拿着手机来我家，叫我帮助他们下载支付宝，还特别嘱咐，每天提醒他们打卡。
第二批是本地工作者们，随后加入了进来。村干们在微信群里也不断号召，“健康码要全村覆盖”。
真正的全村覆盖，可能是在3月5日到来。因为我正在上初中的小妹妹，在班主任的要求下，也开始打卡“健康码”了。她还没有到办理身份证的年纪，妈妈把户口本翻了出来，叫我给她打卡。
打卡“健康码”，仿佛一时之间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它也变成了襄阳青年田鑫近日来养成的新习惯。
他积极支持政府的一切政策，不管是村干来量体温，还是数次叫他提交复工相关的个人信息，“只统计，不审批”，他都照做。他在家看新闻，“早上看，晚上看，疫情的新闻没有我不知道的”。只是这些程序照做后，全都杳无音讯，时间一久，田鑫感到很不安。
不确定感太强烈了，李娟也这么跟我说。
2月底的时候，她的手背上起了一个亮疱，忍了几天之后越来越大，3月，终于忍不住了，妈妈拿针头给她挑了，流出很多液体。最后妈妈去求小区保安，给她“代购”了一小支红霉素软膏。“这时候，绝不能去医院。”李娟说话的声音很飒爽，但说到这些小事，也忍不住说：“所有人都在隐忍。”
“既没好消息，又没坏消息，包括现在新闻都慢慢淡了，不知道哪天是个头。确定的就是，钱哗哗地往外跑。”
“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