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x【摘要】汉代人所创造的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由于社会和历史的种种原因，有关汉代音乐文化的史料较少，使中国音乐史上这一壮丽多姿的篇章残缺不全.其史诗般的里程碑地位得不到应有的确认。随着近现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大量汉代墓葬石、砖等音乐文物被发掘出来，为我们研究汉代音乐文化，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本文对汉代音乐文化空前繁荣昌盛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汉代音乐文化繁荣表现形式
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是时代发展的标志和缩影。进入汉代，随着奴隶社会的礼乐制的废除，音乐也逐渐恢复其本来的功能，即从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一种娱乐的、审美的、育人的手段。不仅封建贵族可以享受音乐，而且平民百姓也同样享受音乐。从而使音乐的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为汉时音乐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现实性的可能性，其表现形式可谓是丰富多彩。
一、艺术形式多样，规模宏大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在汉代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了汉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潮。音乐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它首先体现在汉人在对先秦音乐文化理念精神和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精华的综合吸收和包容，从而形成了既承前启后又独具特色的楚汉浪漫气质和清新的音乐文化气象。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第一次打破了先秦“雅乐”独霸乐坛的局面，使民间“俗乐”有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形成雅乐、俗乐及民间各种艺术形式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新面貌。在这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汉代人开辟了一代乐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音乐文化业绩，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音乐文化业绩，艺术达到了最新境界，艺术家们一改三代艺术的精神风格，以人文的精神观察世界，讴歌生活。从出土汉代画像石、砖中描绘的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看，不管是相和歌的真情，还是鼓吹乐之雄风，以及神人之乐的绚烂迷离，甚或百戏的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无不生动地展现出汉代气势雄浑、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音乐文化繁荣景象。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石，即集歌、乐、舞、百戏等14种技艺和多个乐队为一图，演员28人，乐器有钟、磐、鼓、排箫、笙、瑟、埙等品种，乐队22人，场面宏大，气势壮观。而从演出的规模和形式上来看，汉代的乐和舞基本上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谓汉代音艺术，实际上是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耍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二、乐器品类繁多，乐队多种多样
思想文化的交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使漢代乐器、乐队的数量、质量、品类、编制及乐器的改革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汉代乐府在继承、改造先秦时期乐器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民间乐器、北狄外城乐器，使乐器的质量和性能提高，品类齐全。从汉画图像及其它考古发现资料中所见，金类乐器有钟、钲、铙、铎；石类乐器有磐；土类有埙；革类有鼓、 节；丝类有瑟、筝、琴、筑、琵琶、箜篌等；木类有夯杵；匏类有笙、竽；竹类有排箫、长笛、笛（邃）、箎、春牍等。可谓品类繁多，八音俱全。严格来说，已超越八音的范畴。如笛已有玉制、竹制和铜制，还有用兽角制成的“角”。
汉代乐队发展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吹管乐器取代金石乐器的地位，在乐队中起主导作用。乐队的形制，由过去固定不变的规格，变为可根据艺术形式的规模、风格之需要，进行灵活性组合，从而形成了许多新颖多样的乐队。汉画像石、砖中的乐队即有大有小，少者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如南阳市军帐营出土奏乐画像石，左刻建鼓，二人边击边舞。古有四人奏乐，一人击钲，两人边摇鼗鼓边吹排箫，一人吹埙。四川新都县出土汉画砖骑吹图，共有三骑，二人吹竽，一人看不清手操何物。南阳方城县东关出土汉代画像石鼓吹图，上层二人击建鼓，兼击二铃、四锣，下层左一人右手击鼙鼓，左手执排箫，中一人吹埙，右一人边摇鼗鼓边吹排箫。山东无影山西汉墓出土彩绘乐舞杂技宴饮陶俑群，共22个佣人， 塑于陶盘上，盘长67cm，宽47.5 cm。中部左侧三女子挥动长袖，相向起舞，右侧四男子，前两人相对表演“拿顶”，后两人一向后折腰，一作柔术表演。乐队中八人列于后排（其中一人损毁），左起两女子吹笙。另五男性，一人鼓瑟，一人击扁型小鼓，一人击钟（两技），建鼓旁两人，一人持锤击鼓，一人站于鼓后。两侧有七人，右三人站立讴歌，面前置两壶，当为酒器，亦说明其身份尊贵。左四人亦为歌者。
然而，作为一种特定时空和条件下的美术载体，由于受种种客观因素以及美术表现的基本法则所制约，不可能完全的再现生活。如南阳汉画像石中，有多幅由钟或钲与一两件排萧、埙或瑟组成的乐队。画面只能透视出墓主人享用钟鼓管弦乐队的事实，其实际规模应该是庞大的，而不会只有画面上的廖廖数人。因金类乐器音量较大，穿透力强，如此编配，很难达到音量上的平衡的和谐。这或许与南阳汉画艺术简洁明快的“舒朗型”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艺术功能转变，服务对象广泛
西周奴隶制时期。中国音乐即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国家明确了“礼乐治国安邦，定天下”的政策。同时严格规定了音乐享受的等级制度。如乐队规定为天子四面“宫悬”，诸侯三面“轩悬”，大夫两面“判悬”，士只能设一面“特悬”。舞蹈人数规定为天子八佾，一佾八人，共64人；诸侯六佾，一佾六人，共36人；大夫四佾。每佾四人，共16人；士二佾，每佾二人，共4人。 此规定是绝对不能擅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音乐专供宫廷贵族和上层官僚阶层享受。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宗旨。其功能也受到了极大限制和扭曲，不能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而对社会产生其独特作用。汉代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礼乐制度及音乐的享受制度放宽。音乐艺术也逐步恢复其娱乐、审美、教化等多种功能。服务宗旨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与民同享的可能性。随着“雅乐”的人俗和“俗乐”的蓬勃发展与地位提高，以及雅、俗之乐的交融整合与互汇贯通，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服务对象也由宫廷内部逐步进人社会各阶层。以至于普通百姓也接受音乐艺术熏陶，使香乐艺术成为汉代人社会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武帝元封三年春的一次百戏汇演，形成三百里内皆来观的巨大规模，开创了君民同乐的新纪元。
总之，研究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两个方面来考察，才能深层次地揭示出汉代音乐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真正认识汉代音乐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汉代音乐文化繁荣表现形式
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是时代发展的标志和缩影。进入汉代，随着奴隶社会的礼乐制的废除，音乐也逐渐恢复其本来的功能，即从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一种娱乐的、审美的、育人的手段。不仅封建贵族可以享受音乐，而且平民百姓也同样享受音乐。从而使音乐的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为汉时音乐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现实性的可能性，其表现形式可谓是丰富多彩。
一、艺术形式多样，规模宏大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在汉代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下，形成了汉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潮。音乐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它首先体现在汉人在对先秦音乐文化理念精神和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精华的综合吸收和包容，从而形成了既承前启后又独具特色的楚汉浪漫气质和清新的音乐文化气象。艺术形式丰富多彩，第一次打破了先秦“雅乐”独霸乐坛的局面，使民间“俗乐”有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形成雅乐、俗乐及民间各种艺术形式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新面貌。在这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汉代人开辟了一代乐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音乐文化业绩，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音乐文化业绩，艺术达到了最新境界，艺术家们一改三代艺术的精神风格，以人文的精神观察世界，讴歌生活。从出土汉代画像石、砖中描绘的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看，不管是相和歌的真情，还是鼓吹乐之雄风，以及神人之乐的绚烂迷离，甚或百戏的绮丽华美和宏大规模，无不生动地展现出汉代气势雄浑、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音乐文化繁荣景象。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乐舞百戏画像石，即集歌、乐、舞、百戏等14种技艺和多个乐队为一图，演员28人，乐器有钟、磐、鼓、排箫、笙、瑟、埙等品种，乐队22人，场面宏大，气势壮观。而从演出的规模和形式上来看，汉代的乐和舞基本上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谓汉代音艺术，实际上是集音乐、舞蹈、竞技、幻术、杂耍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二、乐器品类繁多，乐队多种多样
思想文化的交融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使漢代乐器、乐队的数量、质量、品类、编制及乐器的改革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汉代乐府在继承、改造先秦时期乐器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民间乐器、北狄外城乐器，使乐器的质量和性能提高，品类齐全。从汉画图像及其它考古发现资料中所见，金类乐器有钟、钲、铙、铎；石类乐器有磐；土类有埙；革类有鼓、 节；丝类有瑟、筝、琴、筑、琵琶、箜篌等；木类有夯杵；匏类有笙、竽；竹类有排箫、长笛、笛（邃）、箎、春牍等。可谓品类繁多，八音俱全。严格来说，已超越八音的范畴。如笛已有玉制、竹制和铜制，还有用兽角制成的“角”。
汉代乐队发展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吹管乐器取代金石乐器的地位，在乐队中起主导作用。乐队的形制，由过去固定不变的规格，变为可根据艺术形式的规模、风格之需要，进行灵活性组合，从而形成了许多新颖多样的乐队。汉画像石、砖中的乐队即有大有小，少者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如南阳市军帐营出土奏乐画像石，左刻建鼓，二人边击边舞。古有四人奏乐，一人击钲，两人边摇鼗鼓边吹排箫，一人吹埙。四川新都县出土汉画砖骑吹图，共有三骑，二人吹竽，一人看不清手操何物。南阳方城县东关出土汉代画像石鼓吹图，上层二人击建鼓，兼击二铃、四锣，下层左一人右手击鼙鼓，左手执排箫，中一人吹埙，右一人边摇鼗鼓边吹排箫。山东无影山西汉墓出土彩绘乐舞杂技宴饮陶俑群，共22个佣人， 塑于陶盘上，盘长67cm，宽47.5 cm。中部左侧三女子挥动长袖，相向起舞，右侧四男子，前两人相对表演“拿顶”，后两人一向后折腰，一作柔术表演。乐队中八人列于后排（其中一人损毁），左起两女子吹笙。另五男性，一人鼓瑟，一人击扁型小鼓，一人击钟（两技），建鼓旁两人，一人持锤击鼓，一人站于鼓后。两侧有七人，右三人站立讴歌，面前置两壶，当为酒器，亦说明其身份尊贵。左四人亦为歌者。
然而，作为一种特定时空和条件下的美术载体，由于受种种客观因素以及美术表现的基本法则所制约，不可能完全的再现生活。如南阳汉画像石中，有多幅由钟或钲与一两件排萧、埙或瑟组成的乐队。画面只能透视出墓主人享用钟鼓管弦乐队的事实，其实际规模应该是庞大的，而不会只有画面上的廖廖数人。因金类乐器音量较大，穿透力强，如此编配，很难达到音量上的平衡的和谐。这或许与南阳汉画艺术简洁明快的“舒朗型”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
三、艺术功能转变，服务对象广泛
西周奴隶制时期。中国音乐即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国家明确了“礼乐治国安邦，定天下”的政策。同时严格规定了音乐享受的等级制度。如乐队规定为天子四面“宫悬”，诸侯三面“轩悬”，大夫两面“判悬”，士只能设一面“特悬”。舞蹈人数规定为天子八佾，一佾八人，共64人；诸侯六佾，一佾六人，共36人；大夫四佾。每佾四人，共16人；士二佾，每佾二人，共4人。 此规定是绝对不能擅越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音乐专供宫廷贵族和上层官僚阶层享受。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宗旨。其功能也受到了极大限制和扭曲，不能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而对社会产生其独特作用。汉代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礼乐制度及音乐的享受制度放宽。音乐艺术也逐步恢复其娱乐、审美、教化等多种功能。服务宗旨随之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与民同享的可能性。随着“雅乐”的人俗和“俗乐”的蓬勃发展与地位提高，以及雅、俗之乐的交融整合与互汇贯通，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服务对象也由宫廷内部逐步进人社会各阶层。以至于普通百姓也接受音乐艺术熏陶，使香乐艺术成为汉代人社会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记载，武帝元封三年春的一次百戏汇演，形成三百里内皆来观的巨大规模，开创了君民同乐的新纪元。
总之，研究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两个方面来考察，才能深层次地揭示出汉代音乐文化繁荣的表现形式，真正认识汉代音乐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