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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与承认：正义的两个维度
“承认的政治”，概念源自加拿大学者泰勒《承认的政治》一书。在“承认”主义者们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斗争，如果恰当地加以理解的话，都可以视为“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承认不外乎有三种，一是得到家庭的承认——爱，一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尊重，一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声望，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在“承认”的框架内被解读。“承认的政治”固然是一个不错的理论模型，但若考虑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这种观点也有其局限性。一般来说，公平和正义是所有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在资源有限，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测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单一的“承认”，还包括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利益的需求和表达等。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美国学者弗雷泽的观点，她认为“社会正义包含两个分析上可区分的维度：一个是承认的维度，涉及制度化的意义和规范对社会行为者相对地位的影响；一个是分配的维度，涉及可支配资源在社会行为者中的配置。”弱势群体会为了“争一口气”而抗争到底，但是，“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则可能瓦解政府在他们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如果说一切社会苦难和压迫可以归结为“恶承认”的话，那么，导致不平等和反抗的根源，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恶分配”。弗雷泽对“承认的政治”的修正，就是一种“承认”和“分配”并重的“复合正义论”。承认政治不仅不应当取代分配和再分配政治，而且应该与它们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应星教授强调。“承认的政治学”告诉我们，政府在面对弱势群体的集体抗争时，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来解决问题，而是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在我看来，这种经济上的解决方法，不是单纯地补偿、补贴，也不是单纯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只顾将“蛋糕做大”，而是应以“再分配”為立足点，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出路。
彭兴庭
法治，财富的保护者
中国市场经济15年，是中国市场经济在摸索中臻于完善的15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15年，也是一个急剧创造财富并积累着财富的15年，更是一个实现不仅国富，更要民强的15年。今年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内涵丰富而又充满新意的说法，无不表达了国家高层对实现民强的殷殷期望。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人拓宽法律渠道。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没有法治的支撑与规范，市场经济很难取得持续、高速而有序地发展。法治不仅是财富的规范者，更是财富的保护者。
要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答案无疑是多元的，但是其中有一个点是不能绕过而行的，那就是为公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创造优越的法治条件，为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的内容。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酝酿颇久的《物权法》得以最终通过，从而为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更具有了可操作性。所有这些，无不为使公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了法律条件。
但同时，这一法律条件仍待完善，不论是司法方面还是立法方面。比如对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问题，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如农民工的依法讨薪问题，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等，现实中以法律的武器成功维护自身权利的案例值得期待。
子 君
市场经济的本义
重温市场经济的本义对我们走出市场经济的迷思有所启发。在英国文化古城爱丁堡市，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的遗体。”
可是，正如文中所言，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注意到《国富论》，而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道德情操论》。同时，我们还忽略了亚当·斯密在大学的真正身份其实是讲授逻辑学、修辞学、法理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本是针对18世纪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特权，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提出来的，但是当代学者的解读却漠视了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对工人福祉的关切。同时，亚当·斯密当时反对的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直指造成特权与不公的干预。
所幸的是，10多年来，关于亚当·斯密理论的研究渐渐开始关注其对公正的强调和对工人福祉的关切。当下，我们开始关注企业的原罪问题，开始更多关注企业的伦理责任问题。
焦守林
“承认的政治”，概念源自加拿大学者泰勒《承认的政治》一书。在“承认”主义者们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斗争，如果恰当地加以理解的话，都可以视为“为承认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而承认不外乎有三种，一是得到家庭的承认——爱，一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尊重，一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声望，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可以在“承认”的框架内被解读。“承认的政治”固然是一个不错的理论模型，但若考虑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这种观点也有其局限性。一般来说，公平和正义是所有社会追求的终极价值，在资源有限，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测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标准就不可能是单一的“承认”，还包括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利益的需求和表达等。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美国学者弗雷泽的观点，她认为“社会正义包含两个分析上可区分的维度：一个是承认的维度，涉及制度化的意义和规范对社会行为者相对地位的影响；一个是分配的维度，涉及可支配资源在社会行为者中的配置。”弱势群体会为了“争一口气”而抗争到底，但是，“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则可能瓦解政府在他们心中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如果说一切社会苦难和压迫可以归结为“恶承认”的话，那么，导致不平等和反抗的根源，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恶分配”。弗雷泽对“承认的政治”的修正，就是一种“承认”和“分配”并重的“复合正义论”。承认政治不仅不应当取代分配和再分配政治，而且应该与它们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应星教授强调。“承认的政治学”告诉我们，政府在面对弱势群体的集体抗争时，不仅仅是从经济上来解决问题，而是要保证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尊。在我看来，这种经济上的解决方法，不是单纯地补偿、补贴，也不是单纯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只顾将“蛋糕做大”，而是应以“再分配”為立足点，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出路。
彭兴庭
法治，财富的保护者
中国市场经济15年，是中国市场经济在摸索中臻于完善的15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15年，也是一个急剧创造财富并积累着财富的15年，更是一个实现不仅国富，更要民强的15年。今年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内涵丰富而又充满新意的说法，无不表达了国家高层对实现民强的殷殷期望。
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人拓宽法律渠道。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没有法治的支撑与规范，市场经济很难取得持续、高速而有序地发展。法治不仅是财富的规范者，更是财富的保护者。
要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条件?答案无疑是多元的，但是其中有一个点是不能绕过而行的，那就是为公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创造优越的法治条件，为民众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的内容。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酝酿颇久的《物权法》得以最终通过，从而为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更具有了可操作性。所有这些，无不为使公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了法律条件。
但同时，这一法律条件仍待完善，不论是司法方面还是立法方面。比如对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问题，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尽管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体如农民工的依法讨薪问题，农民的征地补偿问题等，现实中以法律的武器成功维护自身权利的案例值得期待。
子 君
市场经济的本义
重温市场经济的本义对我们走出市场经济的迷思有所启发。在英国文化古城爱丁堡市，市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这里埋葬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的遗体。”
可是，正如文中所言，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只注意到《国富论》，而却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道德情操论》。同时，我们还忽略了亚当·斯密在大学的真正身份其实是讲授逻辑学、修辞学、法理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本是针对18世纪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特权，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提出来的，但是当代学者的解读却漠视了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对工人福祉的关切。同时，亚当·斯密当时反对的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直指造成特权与不公的干预。
所幸的是，10多年来，关于亚当·斯密理论的研究渐渐开始关注其对公正的强调和对工人福祉的关切。当下，我们开始关注企业的原罪问题，开始更多关注企业的伦理责任问题。
焦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