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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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对微观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抱着特殊的热情,以至于有人认为,宏大叙事已渐呈衰弱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定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四处蔓延,全球化趋势无法阻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崛起,无论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都已变得极为丰富和繁杂,并给当代作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叙事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试图重建“人类完整的生活”,并且不断地强调物质、身体等因素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既体现了我们对“人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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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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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对微观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抱着特殊的热情,以至于有人认为,宏大叙事已渐呈衰弱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既定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义四处蔓延,全球化趋势无法阻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全面崛起,无论是日常消费、日常交往,还是日常观念,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都已变得极为丰富和繁杂,并给当代作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叙事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试图重建“人类完整的生活”,并且不断地强调物质、身体等因素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这既体现了我们对“人的文学”的自觉实践,也折射了人们对于人本主义的理想追求.
其他文献
清代文人赵翼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这句诗,甚为锐利地点中了 一个古今相通、中外俱同的诗学痛处,即在某个极端的意义上,国家(“不幸”)与诗家(“幸”)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伦理悖谬.新冠肺炎疫情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诗人、作家以及其他各门类艺术家们,劈头遭遇并仍在体验着这一伦理悖谬.
一、艺术是什么:问题的提出rn走进世界各处的图书馆,查翻一下所有现代以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著作,无论是自法国汉学家帕莱奥罗格(M.Paléologue)于1887年出版《中国艺术》(L\'Art Chinois)以来西方学人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写作(直到201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迈克尔·苏立文的《中国艺术史》),还是中国进入世界现代进程之后,李朴园于1931年出版《中国艺术史概论》以来中国学人写的中国古代艺术史的著作(直到2020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的王逊的《10000年中国古代艺术史》),以及
郁达夫(1896年-1945年),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后参加学潮被开除.1913年随兄长赴日本留学,1914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创造社”.1922年7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广东大学等高校任教.1926年底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主编《创造月刊》.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有人反对接纳郁达夫,在鲁迅坚持下才得
1993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活着》《废都》和《白鹿原》都在这一年出版.当代小说对青年读者影响比较大的是余华的《活着》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但是从艺术性、世界意义或者文学史地位来说,评论界多年来一直很关注莫言、贾平凹、王安忆.莫言已获得诺贝尔奖,贾平凹和王安忆则每隔一两年就有令人佩服及惊讶的新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的创作引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
纵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带灯》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无疑是特别的一部小说.《带灯》的出现意味着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有了新的突破.比较起贾平凹之前写作的长篇小说,以及之后的《老生》《极花》《山本》《带灯》的叙事结构是独特的.但大多数的研究者,把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小说的思想内涵方面,而对结构的研究略显不足.正如李震所言:“对一部小说来说,叙事方式和结构是决定性的,而在对《带灯》的批评文字中却很少有人过问.”(1)研究作品的思想内涵固然极其必要,但是其中往往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等领域.而这种研究
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发生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中国化进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译介带有更多的思想启蒙的色彩,那么1930年代则以广泛地译介马列文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抗战时期的文学译介一方面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而凸显出了抗战的时代特性,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受到了战争因素和民族情绪的影响,表现为“苏联文学和美国文学翻译的繁荣”以及“德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翻译的衰落”的趋势(2);另一方面也因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及上海“孤岛”等
小 引rn现实中的朦胧是什么?诗歌里的朦胧又是什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这些问题可能许多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并没有深思过.宅居期间,重新阅读百年新诗、中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优秀诗歌,也学习了有关论著,对这些问题闭门考究了一番.我认为,现实中的朦胧与诗歌里的朦胧,虽可能有联系,但从实质上说,却是两回事.诗歌的朦胧指什么?诗歌里的朦胧,其真义,甚至是诗歌的完美境界,我认为就是“言有尽”之后的那“意无穷”,就是诗歌里看得见的词语后面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对此,我将在给邵燕祥先生的信中具体解说.
小说的电影改编是“十七年”时期“人民文艺”传播中的一种典型文艺现象.文艺界出于教育、吸引观众等因素的考虑,不断地强化小说向电影艺术改编作品的思想性和理想性,压缩、修改有可能影响意识形态权威性和统一性的内容,改编时及上映后历经了多重话语力量博弈,论争情形常常成为文艺政策调整及文艺创作转向的风向标.徐怀中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松耳石》(1957年)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1959年)发表后即引发《文艺报》《电影艺术》等刊物的集中讨论,而由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1958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于1
姜涛:今天讨论的缘起,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夏天里,读到了国华评论砂丁的文章《“倦怠的稠密”》(发表于《文艺争鸣》2020年3期),其中对当代诗的观感、对“当代主体”困惑以及自我突破的体知,让我颇有一些共鸣.“倦怠的稠密”这个说法,取自砂丁的诗句,只是针对砂丁诗歌风格某一面向而论的,但感觉,当下年轻诗人的写作乃至当代诗本身,也不无类似的特征.
我所做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对明清之际思想、文化的考察,自己所重在后,关于后一段研究,谈论较多.这里“以《论小说十家》为例”,主要因了陈平原近期发表于《文艺争鸣》的《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关于及其他》.有这篇文章作为凭借,有可能抽出可供讨论的议题.我明白陈平原有关分析的针对性:当下的文学教育、文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文学专业专业训练中的普遍缺失.在这些方面,我与他有同感,只是因退休已久,又远离高校,感受不那么直接、痛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