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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是一个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156-1.5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他曾经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
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的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是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和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它们的思辨结构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的、多层的渗透，并且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汤一介：《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当今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和自身的社会变迁是复杂的、尖锐的，特别是西方“坚船利炮”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
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明显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对其他民族及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態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行为和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一切其他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之列，因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法则，所以，一切“落后”的文化应当被同化并纳入按西方人意志划定的世界“统一”与“进步”的序列中去。其次，从文化本性上来说，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是讲求和平与仁爱的，但由于其经典中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并且认为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这种宗教文化和观念对西方的海外扩张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使基督教文化带有强烈的侵略性与强制性。（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世纪末来华的美籍传教士明思薄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仅是在“政治上的支配”，而且也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文化的上述两个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又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她背着怎样沉重的包袱，以及传统怎样的顽强和保守，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批判传统，引进西学的文化结构的调整，引向了一个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企望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时代上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比后者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课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新的文化危机和冲突。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分赃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造就中国“新文化”的开始。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远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冲突”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这类笼统的提法所能概括的，它不过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本身就反映了处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征，它一方面包含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历史经验和文化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这一点在实践中显得非常重要。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欧洲文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俄国相比较，俄国基本上属于欧洲，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同构性。从社会性质上看，虽然其经济落后，但基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存在沦为殖民地的问题。就此而论，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问题显然要比“中国化”更容易解决。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要复杂、艰巨得多，“它是中国面对外力压迫，内部努力挣扎求生的心路历程”。（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崛起》，台北虹桥出版社1971年版）
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时，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即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张兆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156-1.5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他曾经预言：“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取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线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之业绩”。
在文化环境上，近代中国面对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况。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的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是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和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的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它们的思辨结构是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所以，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的、多层的渗透，并且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汤一介：《从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看当今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所面对的世界局势和自身的社会变迁是复杂的、尖锐的，特别是西方“坚船利炮”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主动性，也危及了它的同一性。
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中明显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这对其他民族及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首先，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態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行为和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一切其他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之列，因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法则，所以，一切“落后”的文化应当被同化并纳入按西方人意志划定的世界“统一”与“进步”的序列中去。其次，从文化本性上来说，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是讲求和平与仁爱的，但由于其经典中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并且认为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这种宗教文化和观念对西方的海外扩张起了很重要的支配作用，使基督教文化带有强烈的侵略性与强制性。（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世纪末来华的美籍传教士明思薄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仅是在“政治上的支配”，而且也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文化的上述两个特征对近代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否定性，使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因此又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寻求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
一定文化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的产物，它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她背着怎样沉重的包袱，以及传统怎样的顽强和保守，但当传统文化无法适应这一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它就会被迫地或自觉地调整自己文化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长期积弱，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所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批判传统，引进西学的文化结构的调整，引向了一个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运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企望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历史时代上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比后者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课题。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新的文化危机和冲突。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世界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分赃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造就中国“新文化”的开始。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远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冲突”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这类笼统的提法所能概括的，它不过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本身就反映了处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征，它一方面包含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历史经验和文化的基本特质，另一方面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文化本性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看，中国人的探索过程和挫折，也说明了“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为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西方学说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地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这一点在实践中显得非常重要。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欧洲文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俄国相比较，俄国基本上属于欧洲，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同构性。从社会性质上看，虽然其经济落后，但基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存在沦为殖民地的问题。就此而论，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问题显然要比“中国化”更容易解决。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要复杂、艰巨得多，“它是中国面对外力压迫，内部努力挣扎求生的心路历程”。（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崛起》，台北虹桥出版社1971年版）
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时，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所面对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即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作者简介】张兆宇：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