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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读《同舟共进》2008年第4期，王彬彬先生《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一文，从“流氓”参加革命，到当年海上闻人顾顺章如何呼风唤雨、遽然叛变，乃至魂断秘室，端的是惊心动魄。可以对读的，想来应是王学泰先生那本《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虽说“游民”不同于“流氓”，但两者界限本来就很模糊（在中国古代，“流”、“游”相似，“民”、“氓”亦相通，因而“游民”、“流氓”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把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意识和观念中最恶劣的部分发展到了极致，如帮派意识、反社会性以及只讲敌我、利益，不讲是非等。这种畸形的社会力量，恰恰是中国革命初期，也就是不成熟时期（这不仅指市民社会的阙如，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没有西方革命所曾有过的充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所需要的，如反清起义时的“会党”，工人运动或军事斗争初期的“流氓”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实际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鉴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于是大力发展和起用“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等，其中自然不能排除城市的“流氓”。顾顺章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角色，本质上他根本没有什么信仰，也自然没有什么底线不可以逾越。那个时期中共开展的革命运动之所以会从高潮坠入低谷，此类人的坏事是一个很大原因，比如说顾顺章从“打狗队”队长变成一条最危险最凶狠的“狗”，就是明显的例子。此后，“流氓”人物及“流氓”习气在革命队伍中仍继续存在甚至“通吃”的现象，也并没有完结，其中的历史教训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总结。
却说由顾顺章这个人，联系到曾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产生过极其恶劣作用的叛徒，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笔者早就有心思写本《中共叛徒史》。至于这个心思由何而起，却是少年时得闻、得见（那时家中经常可以看到所谓“外调”人员威风凛凛的雄姿）名噪一时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发起的“揪叛徒”的狂潮，以及北京政法学院和“首都红代会政法公社”等造反组织的“讨瞿”——讨伐“叛徒”瞿秋白，以及诸如此类的红色历史清算运动给予我的精神震撼。后来研习历史，更知道“叛徒”的头衔常常是一场政治运动方便地赠予对手的一顶“桂冠”，比如陈独秀、胡风、丁玲、刘少奇、“六十一人案”……甚至“殃及池鱼”到死人的李秀成等。
叛徒们写的书或者回忆录，现在只能在“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中寻觅，有之，也是非常少的，比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由此又想起了顾顺章的几本书。
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的“高级叛徒”，几乎致中国革命于死地，后来他又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引发了叛徒狂潮（国民党从此改变对中共被捕者的对策，从一味的屠杀到诱惑和利用），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功臣”。不过，叛徒毕竟是叛徒，在政治伦理上叛徒始终是遭人讨嫌的，即使是敌人也看不起“叛徒”，这就有顾顺章等的再怀“贰心”（拟组建所谓“新共产党”），以至被杀。
顾顺章叛变之后，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统”和“军统”先后“办班”，就是所谓“特务训练班”，以他的资历，不能不说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曾担任中共中央“总行委”的主席团委员（1930年8月）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六届四中），地位显赫；又曾在苏联受过“契卡”的系统训练，是中共特别机构“特科”的元老和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中央军委特务科科长、特科第三科科长即“红队”队长等），他熟悉中共全部安全、保卫、情报、交通等的秘密运作方式和活动，知根知底，自然是“特务”中的“权威”了。而且，由于他的叛变，也使得特科一些工作人员随同他一起叛变革命，倒向国民党，这也使得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机构因之增添了一股“新鲜力量”——顾的办班、讲课当然不是仅止于嘴巴上讲讲了。
因急于表现“归顺”的忠心，顾顺章除倾力破坏中共核心组织和机构、抓捕中共要员外，还开办训练班，编写讲义，向国民党特务传授其特工技术。国民党的特务对他也是“仰慕”已久，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都竞相请他培训特务。顾轮流为之“办班”，训练所谓行动大队，其内容有他擅长的打枪、擒拿、格斗、盯梢、反侦探、催眠、摄影、相形、密语、观察、破坏、化装术、使用化学材料、建立调查网和交通站等，同时伴以其从事特工的经历，娓娓道来，自然让那些国民党特务只有张嘴的份儿了。
顾顺章“办班”的讲课内容和讲义、教材，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整理编印成《特工丛书》，内收训练、情报、侦察、行动、审理、组织等各方面，顾顺章自己也在叛徒和特务王一心、臧公惠的佐助下，写出《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一书（1933年8月南京京华印刷厂印行），这本十余万字的书包罗了顾顺章全部特务生涯的经验和体会，他自己标榜说：“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个人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亲身阅历出来的实际的经验，既非抄袭其他著作，亦非得自异人传授。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艰难困苦的环境是我的导师。”全书内分绪论、特务组织、特务工作方法、特务观念、秘密、特务技术、特务常识（其中有介绍苏联和中共特工情况的内容，包括中共中央特科的机构组织和秘密情报网、活动方式等）、特工的修养等章节。在此书的序言中，顾顺章表白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把我个人对于特务工作的心得和主张赤裸裸的献给关心特务工作的同志们作个参考，同时请求同志们加以深刻的批评和匡正，以为我继续研究的指南。我很坦白地说一句，我的动机是极其纯洁而光明，绝无一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其间！我希望拿这本书作我‘寻师访友’的导引，并非藉此以为‘沽名钓誉’的媒介。”当然，这不过是“婊子立牌坊”的说法而已。
顾顺章还由王一心代笔，写了他叛变之后的第二部书——《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这是他出卖党的秘密的又一“杰作”。此书出版前曾有“新书预告”说：“本书根据作者亲身的阅历，以客观的态度，做事实的描写，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原原本本的叙述出来，献给关心中国C.P.特务工作的同志们，以及喜欢侦探小说，或编著侦探电影剧本的人士作为一个绝好的参考材料。”显然，这仍是顾氏的笔调。不过，这本书的出版顾顺章未及亲睹——1933年国民党“中统”秘密处决了顾氏，此书书稿被国民党大特务顾建中（顾顺章任“中统”行动大队队长时的副队长，实际是架空和防范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窃走，后来就以顾建中名义经篡改后出版了。
顾顺章死前据说还有一本书在酝酿，书名是《“人”的研究》，但未知后来出版否。“预告”中说：“本书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科学的分析上，根据作者几年来细心考察所得的经验，将社会上所有各种人物的一切情形，加以深刻与精密的研究……作者所以著述这本书以献给社会人士作为参考的动机，也就在这个地方。”如此说来，顾顺章除特务技术超群之外还颇擅长心理学、相形学、察人术等技能，说他不过一个工人（钳工）、工头（“拿摩温”）、“青红帮”出身的流氓无产阶级可能是小看了他，可惜我们对他的研究还极少极浮浅。
说到对“人”的研究，国民党“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也曾忆及顾氏“说话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乐于亲近”等，顾也自称“拘泥小节难成事，身在闹市学时髦；长袖善舞广交际，反使敌人不生疑”——海通以后的上海滩，也是合当出现这种人物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