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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忆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趋前拜望一位老人，共和国前期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先生。他提出一个问题：满族为什么落败？老人自问自答：因为他们太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没有自外于这个国家，追求光明和进步，没有像蒙古人那样精心保留根据地，结果是飞蛾扑火……一场悲剧。李老的话对我犹如醍醐灌顶。他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首要制定者，对满族这个民族历史有较深研究。这席话远非官样文章，却道出了一般人所难道出的重要哲思，促使我展开多年不渝寻觅本民族历史殷鉴之旅。
满洲是个有过历史大作为的悲剧民族。当初，这个民族人口少、体量小、发展滞后，却敢想勇为，把天捅出个大窟窿，结果没能躲过社会局限性的惩罚。
我是满族文化与文学的学术从业人。我读《红楼梦》，是从满洲民族历史命运和古今文化思考入手的。拙著《满族书面文学流变》阐释了我对满洲文化大背景下之《红楼梦》的感受。论文《一梦红楼何处醒——假如启用满学视角读〈红楼梦〉又会怎样》，则集中推出了我的读红心得。
我以为：
——作者身份是彻底满洲化了的内务府汉姓包衣世仆;
——小说并非一般性描写封建社会贵族生活，而是完整、具体、鲜活地摹现出清中期满洲贵族现实生存及精神世界的大千样况;
——《红楼梦》用哀婉笔调，状尽了清代满洲贵族之家盛极而衰的衍变，却没有反皇权倾向以及反满洲倾向;
——书中大量涉及满洲贵族府邸“家奴”形象及其心理，是作者深刻的社会记忆，为其他非满洲作家笔底所无，关于家奴世仆的刻画跟后世指称的“阶级叙事”并不搭界;
——《红楼梦》突破中原千古文化重压，一反常态，唱响歌咏女儿“清爽”圣洁的新调式，实出自满洲特别的“女尊”精神传统;
——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拥有萨满文化因子，认定自然界“万物有灵”这一萨满教核心观念，在小说里不期而遇者颇多，作者更以萨满警世方式预言盛极而衰的世事规律;
——《红楼梦》破天荒地展示了清代旗人京腔京白在造就文学巨制上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征服力，以本民族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向标榜“文以载道”的中原文艺氛围吹送着绿野清风，并为后世京味儿文学的建立创开先河;
——作为满洲内务府包衣旗人的曹氏虽非宗室，却在兴衰各阶段与宗室成员联系紧密，生活在共同的社会圈子，认识乾隆年间京师满洲文人集团有助于对曹雪芹和他小说的研究。
我读《红楼梦》的主要体验是：
小说《红楼梦》，是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结穴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潇洒而又痛苦地”走了一遭所翻演摹录的大型叙事。“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是开头至为紧要的交代，近年间引起一些“红学”专家关注。有论者认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即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我对这一发见持审慎的肯定态度。长白山脉曾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脉提供了世代繁衍的场域。满人进关后其魂牵梦萦的民族圣乡仍是长白山。近乎通盘满化的曹氏雪芹家族在这上面跟出自女真旧系的满洲人高度认同。然而，倘若一字对应一字地断定“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该破解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还是有点儿风险。不过，从《红楼梦》总体文化倾向上来蠡测，将“大荒山无稽崖”，大致认作作者有意指代满洲发祥地及其文化之根，亦不会去雪芹本意太远。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来自大荒山的“顽石”、“灵石”，是被作者寓意模塑的、代表满洲元文化基准内涵的“喻体”，他从离开大荒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历，暗写出了作者对清初以来满汉之间社会文化折冲的强烈心理感受。带有满洲民族原初文化质地的宝玉，来到中原人文环境，极力保持真性情，却为强大的异质文化不容。已经不合时宜的“灵石”心性，便是满洲先民于天地与自然万物当中形成的思维与心性，是对“大荒山”有灵性的自然界的秉承与师法，它极近似于萨满教的思想范式。《红楼梦》不曾提及萨满文化，雪芹的精神世界却较深入地拥有此种文化因子。“萨满”概念被隐藏的同时，作者却又纵笔疾写出来他所欲以宣示的诸多萨满教文化理念。《红楼梦》要以萨满教的方式，来预卜和警示些什么，即是作者意欲诉诸读者的思想。自康、雍之际始，满洲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八旗生计”。人们提到“八旗生计”多关注下层旗兵人口激增引发粮饷不支贫寒迭起的问题，殊不知这满洲上层“大有大的难处”，一样存在“生计”难题。雪芹要向读者摊开的，是满洲上流家庭或尚在潜伏或业已爆发的生计危机。他“十年辛苦”所要完成的，就是一个满洲暴盛家庭于毫不自觉的状态下一举跌落于读者视野的震撼过程。作为强化这条主线的写作副线，讲述了“颦顰宝玉两情痴”，看似构成绝佳配偶的“木石前盟”同样走向完输完败。书里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皆面向美好目标而走行不远，兜一个圈圈儿便无可奈何地纵身于毁灭。
雪芹是敢于正视天地翻覆的大艺术家，也是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在书中消耗许多精准用情的话语，来抒发胸中的大凄凉大悲切大痛悔。《红楼梦》从作品叙事到词曲搭配，用意全在于要写出身处“盛世”之下“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根性悲观逻辑。现世生活的乐极生悲、痛悔无望，作者置信不疑。他的追悔究竟是什么呢？是仅只在于豪门由盛及衰、由奢返贫的教训么？自然有这一层，却又不会仅此。由作者暗自布排了偌多满洲元文化——萨满教文化基因来看，雪芹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绝不只为倾吐贾府的伤心往事。业已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来文化遭遇的辨思。只要悉心閱读就会感觉到，雪芹与其笔端的宝玉，不大喜欢儒教，不大喜欢道教，不大喜欢佛教，对中原文化敬而远之。他们认可满洲尊崇与敬畏自然之文化滋养，更愿意在满洲先民留下来的文化江河当中畅游。然而入关了，需要到儒、道、释交融的汪洋中长驱游弋，需要在儒、道、释规定的框架里合拍舞蹈，虽说也有些满洲人较早适应了此种变化，就其整个民族来讲，不适应则肯定是主流。一个难以适应异质文化围困的民族，会触发灾难，特别是当这种异质文化本身就显现出残灯末庙景象的时候。满洲进关前后在其高层出现的是否有必要准备撤回东北的辩论，余音尚在，贾府深陷他方文化境地的故事已经上演。双重文化之间的折冲兴废，早就苦苦折磨过清初满洲人中的民族文化敏感者。“春江水暖鸭先知”，做过双重文化比对的《红楼梦》作者，乃是一只绝顶智慧的、既游过暖流又游过寒水的“鸭子”。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须枉猜与索隐，这段曲词足够明白。雪芹将其文化冷暖的满腔悲恸与追悔，一股脑儿撒到这部书里，平心而论，委实有欠公允。可一个人总有他的心理偏爱，总有他的倾向与局限。雪芹这样聪颖卓异的文学家，能有这般深彻的历史文化洞悉，极其难得。我不能苟同把雪芹和宝玉生硬地推到封建时代“反叛”的位置上，把作者和他的男主人公看成是充斥悲情的文化英雄，会更恰当些。
满洲族文学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清初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满洲族别书写，此特点已现端倪。乾隆年间的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将之激为洪波。绞结于历史幻化、纠缠着文化遐想的满洲文坛后起之秀例如老舍诸人，还将在随后的时代就此奉献良多。雪芹以《红楼梦》参与满汉交往时代的历史文化思辨，其价值观服膺于满洲传统倾向。主人公由大荒山“灵石”化身为人却直截楔入进关百年后的满洲望族家庭，这一点精巧绝伦的时空错置（颇类后世的“穿越”书写），恰好有利于观察关外与关内、百年前与百年后满洲文化遭逢之眩晕跌宕，有利于写透不同历史岁月间同一文化持有将人们引向天壤不同的境地。作者对满民族建清定鼎之利害得失有着怎样的运思跟判断，值得人们根据作品去反复考量。
“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航船不可能驶回最初的港湾。社会的沧桑嬗变，常跟绝代风骚、雄踞史册的大英雄们开些玩笑。一部捶胸顿足痛悔过往的《红楼梦》，终于成了满汉文化交通碰撞的生动摹本。
大学问家王国维慧眼如炬，指出过《红楼梦》与中国文学（应当读作中原汉族文学）质的差异：“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存乎此。”
（作者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主编）
〔责任编辑 宋长江〕
满洲是个有过历史大作为的悲剧民族。当初，这个民族人口少、体量小、发展滞后，却敢想勇为，把天捅出个大窟窿，结果没能躲过社会局限性的惩罚。
我是满族文化与文学的学术从业人。我读《红楼梦》，是从满洲民族历史命运和古今文化思考入手的。拙著《满族书面文学流变》阐释了我对满洲文化大背景下之《红楼梦》的感受。论文《一梦红楼何处醒——假如启用满学视角读〈红楼梦〉又会怎样》，则集中推出了我的读红心得。
我以为：
——作者身份是彻底满洲化了的内务府汉姓包衣世仆;
——小说并非一般性描写封建社会贵族生活，而是完整、具体、鲜活地摹现出清中期满洲贵族现实生存及精神世界的大千样况;
——《红楼梦》用哀婉笔调，状尽了清代满洲贵族之家盛极而衰的衍变，却没有反皇权倾向以及反满洲倾向;
——书中大量涉及满洲贵族府邸“家奴”形象及其心理，是作者深刻的社会记忆，为其他非满洲作家笔底所无，关于家奴世仆的刻画跟后世指称的“阶级叙事”并不搭界;
——《红楼梦》突破中原千古文化重压，一反常态，唱响歌咏女儿“清爽”圣洁的新调式，实出自满洲特别的“女尊”精神传统;
——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拥有萨满文化因子，认定自然界“万物有灵”这一萨满教核心观念，在小说里不期而遇者颇多，作者更以萨满警世方式预言盛极而衰的世事规律;
——《红楼梦》破天荒地展示了清代旗人京腔京白在造就文学巨制上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征服力，以本民族雅俗共赏的审美尺度向标榜“文以载道”的中原文艺氛围吹送着绿野清风，并为后世京味儿文学的建立创开先河;
——作为满洲内务府包衣旗人的曹氏虽非宗室，却在兴衰各阶段与宗室成员联系紧密，生活在共同的社会圈子，认识乾隆年间京师满洲文人集团有助于对曹雪芹和他小说的研究。
我读《红楼梦》的主要体验是：
小说《红楼梦》，是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结穴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潇洒而又痛苦地”走了一遭所翻演摹录的大型叙事。“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这是开头至为紧要的交代，近年间引起一些“红学”专家关注。有论者认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即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我对这一发见持审慎的肯定态度。长白山脉曾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族脉提供了世代繁衍的场域。满人进关后其魂牵梦萦的民族圣乡仍是长白山。近乎通盘满化的曹氏雪芹家族在这上面跟出自女真旧系的满洲人高度认同。然而，倘若一字对应一字地断定“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该破解为长白山“勿吉”崖“清根”峰，还是有点儿风险。不过，从《红楼梦》总体文化倾向上来蠡测，将“大荒山无稽崖”，大致认作作者有意指代满洲发祥地及其文化之根，亦不会去雪芹本意太远。
小说主人公贾宝玉，来自大荒山的“顽石”、“灵石”，是被作者寓意模塑的、代表满洲元文化基准内涵的“喻体”，他从离开大荒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历，暗写出了作者对清初以来满汉之间社会文化折冲的强烈心理感受。带有满洲民族原初文化质地的宝玉，来到中原人文环境，极力保持真性情，却为强大的异质文化不容。已经不合时宜的“灵石”心性，便是满洲先民于天地与自然万物当中形成的思维与心性，是对“大荒山”有灵性的自然界的秉承与师法，它极近似于萨满教的思想范式。《红楼梦》不曾提及萨满文化，雪芹的精神世界却较深入地拥有此种文化因子。“萨满”概念被隐藏的同时，作者却又纵笔疾写出来他所欲以宣示的诸多萨满教文化理念。《红楼梦》要以萨满教的方式，来预卜和警示些什么，即是作者意欲诉诸读者的思想。自康、雍之际始，满洲社会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八旗生计”。人们提到“八旗生计”多关注下层旗兵人口激增引发粮饷不支贫寒迭起的问题，殊不知这满洲上层“大有大的难处”，一样存在“生计”难题。雪芹要向读者摊开的，是满洲上流家庭或尚在潜伏或业已爆发的生计危机。他“十年辛苦”所要完成的，就是一个满洲暴盛家庭于毫不自觉的状态下一举跌落于读者视野的震撼过程。作为强化这条主线的写作副线，讲述了“颦顰宝玉两情痴”，看似构成绝佳配偶的“木石前盟”同样走向完输完败。书里一切有价值的事物皆面向美好目标而走行不远，兜一个圈圈儿便无可奈何地纵身于毁灭。
雪芹是敢于正视天地翻覆的大艺术家，也是一位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在书中消耗许多精准用情的话语，来抒发胸中的大凄凉大悲切大痛悔。《红楼梦》从作品叙事到词曲搭配，用意全在于要写出身处“盛世”之下“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根性悲观逻辑。现世生活的乐极生悲、痛悔无望，作者置信不疑。他的追悔究竟是什么呢？是仅只在于豪门由盛及衰、由奢返贫的教训么？自然有这一层，却又不会仅此。由作者暗自布排了偌多满洲元文化——萨满教文化基因来看，雪芹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绝不只为倾吐贾府的伤心往事。业已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尚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来文化遭遇的辨思。只要悉心閱读就会感觉到，雪芹与其笔端的宝玉，不大喜欢儒教，不大喜欢道教，不大喜欢佛教，对中原文化敬而远之。他们认可满洲尊崇与敬畏自然之文化滋养，更愿意在满洲先民留下来的文化江河当中畅游。然而入关了，需要到儒、道、释交融的汪洋中长驱游弋，需要在儒、道、释规定的框架里合拍舞蹈，虽说也有些满洲人较早适应了此种变化，就其整个民族来讲，不适应则肯定是主流。一个难以适应异质文化围困的民族，会触发灾难，特别是当这种异质文化本身就显现出残灯末庙景象的时候。满洲进关前后在其高层出现的是否有必要准备撤回东北的辩论，余音尚在，贾府深陷他方文化境地的故事已经上演。双重文化之间的折冲兴废，早就苦苦折磨过清初满洲人中的民族文化敏感者。“春江水暖鸭先知”，做过双重文化比对的《红楼梦》作者，乃是一只绝顶智慧的、既游过暖流又游过寒水的“鸭子”。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须枉猜与索隐，这段曲词足够明白。雪芹将其文化冷暖的满腔悲恸与追悔，一股脑儿撒到这部书里，平心而论，委实有欠公允。可一个人总有他的心理偏爱，总有他的倾向与局限。雪芹这样聪颖卓异的文学家，能有这般深彻的历史文化洞悉，极其难得。我不能苟同把雪芹和宝玉生硬地推到封建时代“反叛”的位置上，把作者和他的男主人公看成是充斥悲情的文化英雄，会更恰当些。
满洲族文学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清初以纳兰性德为代表的满洲族别书写，此特点已现端倪。乾隆年间的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将之激为洪波。绞结于历史幻化、纠缠着文化遐想的满洲文坛后起之秀例如老舍诸人，还将在随后的时代就此奉献良多。雪芹以《红楼梦》参与满汉交往时代的历史文化思辨，其价值观服膺于满洲传统倾向。主人公由大荒山“灵石”化身为人却直截楔入进关百年后的满洲望族家庭，这一点精巧绝伦的时空错置（颇类后世的“穿越”书写），恰好有利于观察关外与关内、百年前与百年后满洲文化遭逢之眩晕跌宕，有利于写透不同历史岁月间同一文化持有将人们引向天壤不同的境地。作者对满民族建清定鼎之利害得失有着怎样的运思跟判断，值得人们根据作品去反复考量。
“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航船不可能驶回最初的港湾。社会的沧桑嬗变，常跟绝代风骚、雄踞史册的大英雄们开些玩笑。一部捶胸顿足痛悔过往的《红楼梦》，终于成了满汉文化交通碰撞的生动摹本。
大学问家王国维慧眼如炬，指出过《红楼梦》与中国文学（应当读作中原汉族文学）质的差异：“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存乎此。”
（作者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主编）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