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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在亚太战略博弈强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强化乃至“升级”趋势受到瞩目。即使经历了政权更替，日本政府仍从推动“战略性外交”目标出发，围绕“印太构想”推进外交部署，积极促进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
四边战略互动强化中的日本
当前，“印太构想”已经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支柱之一，而以印太区域为重心，以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为纽带的美日印澳双、多边合作则成日本试图充分“活用”的主要战略工具。
过去一年，日本对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的促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主持推动四边战略对话。2020年10月上旬，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议，这是四国继2019年9月纽约联大期间会晤之后的第二次外长会议。日本作为东道主积极组织各方聚焦战略合作，弥合彼此分歧，并大力支持自2017年11月重启的四边司局级会谈持续开展。部分日本官方专家还积极建议将四边外长会议早日升格为首脑会谈，进一步固化并提升四边战略对话机制。
第二，支持打通防务合作体系。日本积极主张将原有美日印、美日澳三边防务合作，特别是海上军演，扩展到四边乃至更大范围。2020年11月，美日印澳首次共同举行“马拉巴尔”军演。另外，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11月澳总理莫里森访日时两国就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基本达成一致，12月中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将首次接纳澳军官作为联络员。以上动向配合日美防务合作，进一步强化了四方在情报共享、联合训演、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防务合作。
第三，推动增强经济合作功能。美日澳自2019年11月起公开发起旨在构建国际基建项目标准的“蓝点网络计划”。过去一年，日本在该项目规则制定、机构设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借此进一步推动各方在“高质量基建”领域的项目合作。2020年9月，以疫情下保障经济安全为背景，日印澳又公开提出“供应链弹性倡议”，并联合美国加强产业供应链合作。在具体推动增强“印太构想”经济合作功能、寻求掌控区域经济秩序方面，日本无疑是四方中最活跃的。
第四，联合强化海洋安全主导。美日印澳四边战略互动日益具有“海权同盟”色彩。其中，日本持续高调倡导所谓“航行自由”“海洋法治”原则，并积极促使美日印澳四边共同关注海洋安全，在国际场合相互呼应支持，引导多边议程，并实质协助各方介入干预南海问题，支持沿岸国家“海洋安保能力建设”，共同确保战略影响。
“领导者作用”与多元化战略
关于日本在美日印澳四边互动中的角色，不少观察者指出，尽管拥有压倒性实力的美国是其实质主导者，但基于美国战略影响力收缩和亚太地区“去单极化”趋势的加强，日本的角色日益走向前台，并得到凸显。有美国智库报告称，日本正努力谋求在印太从协调者成为领导者，这反映了日本不断增强的战略自信与外交雄心。一些日本战略学者亦表示，特朗普时代至今美国亚太战略较以往更多地暴露出脆弱性与摇摆性，印太各国对美国战略承诺及领导能力日益欠缺信任，加上中国的发展带来所谓“战略不透明”与“力量失衡”，这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秩序稳定责任，也为日本发挥所谓“领导者作用”提供了机遇。日方认为，存在几项有利于己的战略资产：一是相对稳固的日美关系与美国的战略支持;二是长期经营亚洲地区外交积累的成果;三是基于民主国家体系与“国际贡献”，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作为协调者及“观念贡献者”的优势;四是各方针对中国崛起的“共同忧虑与预防措施”。
在推动“印太战略（构想）”过程中，日本的战略思考具有两面性：地缘战略竞争与地区协调合作。前者是日本战略的现实出发点，后者则赋予前者更为有利的道义立场与发展环境。安倍执政后期，日本的基本战略是努力淡化前者而凸显后者，特别是极力强调日本“印太构想”在提供地区经济及安全公共产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日本始终坚持推动构建美日印澳这一“集中了除中国以外所有地区强权的权力结构”，这一方面反映了基于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竞争仍是日本战略的主导性思考，另一方面，日方也意识到过度偏重于美日印澳这一封闭性、排他性框架并不利于其“印太构想”的持续性展开。毕竟在区域经济与社会治理合作方面，日本要寻求利益最大化，不可能无视中国。而避免在大国战略博弈中选边乃至被卷入冲突，亦是地区其他中小国家的基本诉求。
为了确保战略效果及可持续性，日本在总体对外战略及“印太战略”体系内，一方面支持美日印澳战略协作，另一方面亦寻求战略对象与手段的多元化。在美日印澳四边体系中，日本首要确保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调动日印、日澳关系中的传统友好积累与现实利益诉求，打造“准同盟关系”。而在超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多元化战略方面，日本则主要采用以下手段：一是支持东盟发挥“中心角色”，寻求日本与东盟各国在印太的“战略对接”与更深度相互依存;二是引导欧洲大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