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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经济数据中CPI和PPI齐降，表明我国经济活力疲软。要想改变现状，我国政府必须管好通胀预期、货币、信贷，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引导资金更好投向实体经济，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对于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笔者提出“五大”菜单。
第一，我们应该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欧美真正靠无形资产打造企业价值、处在创新期的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上市的策略，而这类企业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恰恰最为需要也最为关键。诸如“私募基金”和“纳斯达克”之类提供的“金融服务”，只有到了企业开始确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愿意寻找上市机会进一步进行产业孵化的时候，他们才介入进来分担风险谋求收益。
“企业家金融”这样的模式，能真正达到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可是，不少中国的PE和现在的创业板恰恰是在缺失“企业家金融”模式的情况下去开展IPO服务来谋求高回报，结果出现了让一般投资者承担劣质机构和企业圈钱的“过度风险”，进而导致了无辜百姓对这类“金融创新服务”失去了信任的恶果。
第二，我们要加快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和像德国银行业那样从事的“关系型金融”服务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中国企业的投资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解决正规金融体系外的资产泡沫问题，促进产业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
在日本和韩国，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靠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冲在全球市场第一线，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和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则外包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处在上游的国内中小企业。于是，这些中小企业家只要兢兢业业，把自己擅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强，就根本不需要担心资金和市场——因为大企业会靠自己的抵押能力从银行获取低息的资金来扶持他们，靠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来确保这些中小企业的订单。而笔者今年在德国考察时发现，德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劳动力市场工资弹性化以及大量中小银行针对自己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永葆青春的秘诀所在；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银企之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选择不上市。
今天成本压力比我们更重的德、日、韩企业，还在不断摸索创新之道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坚持自己擅长的制造业，那中国就更没有懈怠的理由放弃制造业去寻找没有国际竞争力也不擅长的其他谋生之道。
第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优质企业团队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专业化机构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的现代“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模式，从而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效应和顾客需求导向的专业化服务来推动中国市场的消费水平健康成长。
中国今天人均年收入水平只有5000美元左右，即使不考虑贫富差距因素，也达不到曾经支撑中国出口市场繁荣的那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中国“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动的不是消费而是追求财富收入增长的投资，M2/GDP达到近200%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强化金融改革来不断提升财富效应，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而目前中国“消费贡献率”的上升则是由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明显下滑引起的经济增长放慢所致，而不能乐观地把他们看成是“中国内需已经形成”的指标。
要强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能力来分散这类高收益高风险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冲击，尤其要注意在今天中国的发展阶段，如果财富金融没有发展到位，那么消费者很有可能会滥用“消费金融”的服务平台去完成他们渴望的“财富金融”平台上投资需求。
第四，在“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完善后，探索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和管理外汇储备以及社保资金等公共资金投融资需求所渴望的、符合科学规律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以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这里千万要杜绝地方债问题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重演！笔者建议要大力发展“城投债市场”和科技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券市场”，通过委托专业化的金融管理团队的运作和完善的监管制度的建设来解决今天地方政府“事权缠身而财权萎缩”的问题，确保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安全，从而真正解决未来养老金缺口、外汇资产缩水等问题。
第五，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以及稳步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大国目标。人民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我们就可以更有力的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和本世纪欧元的诞生和发展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一，我们应该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欧美真正靠无形资产打造企业价值、处在创新期的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上市的策略，而这类企业的专业化金融服务恰恰最为需要也最为关键。诸如“私募基金”和“纳斯达克”之类提供的“金融服务”，只有到了企业开始确立自己的知识产权，愿意寻找上市机会进一步进行产业孵化的时候，他们才介入进来分担风险谋求收益。
“企业家金融”这样的模式，能真正达到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实现产业升级的宏伟目标；可是，不少中国的PE和现在的创业板恰恰是在缺失“企业家金融”模式的情况下去开展IPO服务来谋求高回报，结果出现了让一般投资者承担劣质机构和企业圈钱的“过度风险”，进而导致了无辜百姓对这类“金融创新服务”失去了信任的恶果。
第二，我们要加快中国产业组织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和像德国银行业那样从事的“关系型金融”服务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中国企业的投资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解决正规金融体系外的资产泡沫问题，促进产业资本重新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
在日本和韩国，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靠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冲在全球市场第一线，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和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则外包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处在上游的国内中小企业。于是，这些中小企业家只要兢兢业业，把自己擅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强，就根本不需要担心资金和市场——因为大企业会靠自己的抵押能力从银行获取低息的资金来扶持他们，靠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来确保这些中小企业的订单。而笔者今年在德国考察时发现，德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劳动力市场工资弹性化以及大量中小银行针对自己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残酷的国际竞争面前永葆青春的秘诀所在；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银企之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选择不上市。
今天成本压力比我们更重的德、日、韩企业，还在不断摸索创新之道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坚持自己擅长的制造业，那中国就更没有懈怠的理由放弃制造业去寻找没有国际竞争力也不擅长的其他谋生之道。
第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明显优势，在确保优质企业团队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专业化机构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的现代“财富金融”和“消费金融”模式，从而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效应和顾客需求导向的专业化服务来推动中国市场的消费水平健康成长。
中国今天人均年收入水平只有5000美元左右，即使不考虑贫富差距因素，也达不到曾经支撑中国出口市场繁荣的那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中国“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动的不是消费而是追求财富收入增长的投资，M2/GDP达到近200%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强化金融改革来不断提升财富效应，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中国消费时代的到来。而目前中国“消费贡献率”的上升则是由于投资和净出口的明显下滑引起的经济增长放慢所致，而不能乐观地把他们看成是“中国内需已经形成”的指标。
要强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能力来分散这类高收益高风险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对金融体系造成的不稳定冲击，尤其要注意在今天中国的发展阶段，如果财富金融没有发展到位，那么消费者很有可能会滥用“消费金融”的服务平台去完成他们渴望的“财富金融”平台上投资需求。
第四，在“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完善后，探索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和管理外汇储备以及社保资金等公共资金投融资需求所渴望的、符合科学规律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以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这里千万要杜绝地方债问题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重演！笔者建议要大力发展“城投债市场”和科技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券市场”，通过委托专业化的金融管理团队的运作和完善的监管制度的建设来解决今天地方政府“事权缠身而财权萎缩”的问题，确保资金使用的效率和安全，从而真正解决未来养老金缺口、外汇资产缩水等问题。
第五，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战略以及稳步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实体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大国目标。人民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我们就可以更有力的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和本世纪欧元的诞生和发展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