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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审计掀翻铁道部长
刘家义掀起的反腐风暴源于中国高铁。
2011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免职。2013年7月，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对刘志军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刘志军的落马，正是栽在了他大力推动的高铁建设上。该案浮出水面，则源于刘家义组织的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
“所谓跟踪审计，是高铁边建设，我们边审计，过段时间审计一次。审计是公开透明的，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按照《审计法》规定，我们要审计某个单位，事先要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开审计前见面会，然后再开展相关审计工作。”刘家义操着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
从事后审计到全程跟踪审计，是中国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的一个重大变化。2009年，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审计报告中首次出现了跟踪审计的概念，当年即对高铁建设、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进行了跟踪审计。跟踪审计是为了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妥善处置，避免损失。
2010年7月的一天上午，刘家义带领审计署工作人员在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中，审计到一家国有施工企业时发现，这家企业把一笔款项汇给了一个第三方。刘家义很奇怪：一家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承包工程，怎么还要给第三方钱，而且这个第三方还是一个个体老板？这一细节，引起了刘家义的高度关注，雷厉风行的他马上指挥人员深入调查。
调查发现，该个体老板收的是项目中介费。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拿项目，为什么还要交中介费？刘家义的兴趣更大了，他大手一挥：“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随后，女商人丁书苗浮出水面。
后来，该国有企业给审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说这笔款项已经退回来了。但经验丰富的刘家义发现，该国有企业是拿另外的钱去补充这笔款项，造了假。“为什么造假？因为他们怕这件事说出去以后，影响今后从铁道部拿工程。”他思忖着。
事件已经升级，调查发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腐败案，作为原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可能牵扯其中。
尽管刘家义跟该案的主角刘志军很熟悉。“但是，作为审计人员，法律把这个职责交给我，党和人民把这个职责交给我，那么无论是谁，一旦发现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刘家义说。
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高铁审计查到丁书苗这里，已经不能对她采取进一步措施。刘家义随即将有关情况报送相关部门，相关部门顺着线索深查下去，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案，也来源于审计部门提供的线索。审计署在对国家开发银行的审计中发现，2003年5月，该行违规向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放3亿元贷款，开发区管委会以“融资奖”的名义，向帮助其联系贷款的公司发放1625万元。审计署将此案线索移送有关部门立案侦查，最终发现王益等人从中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王益于2010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益跟刘家义同样很熟。那天，刘家义要在审计报告上签上他的名字，这就意味着，要将案件报送相关部门立案侦查。
刘家义在办公室沉默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主要想三个问题：第一，审计部门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时不我待；第二，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完善；第三，党的领导干部出现一点问题，都是对我们党的形象的损害。
这一年，刘家义组织专业人员共审计领导干部两万多人，其中省部级31人；查出领导干部负有直接责任的违规问题金额170多亿元，28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等部门处理。
两个问题作为挡箭牌
1983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正式成立，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之后两年，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普遍建立了审计机关。刘家义在1983年进入四川省审计局，之后担任二处副处长。
1995年，已经调往国家审计署任职的刘家义考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成为著名财政学专家刘邦驰教授的学生。与此同时，他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这是提拔的前奏。1996年，40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
十年后，刘家义受邀回母校作学术报告，题目是《关于当前财政经济的若干问题》。这个四川男人，在他导师和同学中的形象一直没有变过，刘邦驰就曾问他：“怎么到北京了还操一口四川话？”
同学直言，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师兄，“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农村呆过”。事实上，刘家义早年曾在老家开县当过村干部。
虽然已在国家审计署任职，但刘家义照样能忙里偷闲，与校友们谈起时事，他的见解总让学弟有深刻的感受：“他富有正义感，会抨击一些丑恶现象。”
刘家义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历史和艺术，聊到兴头上，他可以聊一下午。他还会关注各种生活常识，包括商场卖什么衣服。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还自己洗衣服。他曾一度天天步行上班，现在最喜欢的运动是去玉渊潭散步。
风头正劲的刘家义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每次因私回成都，他都悄无声息，以至于2001年母校西南财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他就在成都，校方却毫不知情。五年后的又一次校庆，他的老师刘邦驰好不容易劝他参加，他却仍要求校庆时不要向别人介绍他的事迹。
有意思的是，当了多年审计长，摸了那么多“老虎屁股”，遭遇“鸿门宴”，与说情者周旋，对刘家义来说是难免的。面对别人的邀约，刘家义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出来吃饭是例外，不出来吃饭是原则。”刘家义说，破例往往是为了远道而来的老师、师兄弟。
为了防止有些饭局变成替人求情的“鸿门宴”，刘家义自备了两个问题作为挡箭牌：“你认为值不值得跟我说？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这样做？”往往能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如果接到电话谈某个审计项目，我马上说，我知道了，你既然这么关心，我催他们尽快办，马上办，今天晚上就把它办完。现在越来越没有人找我求情了。”刘家义说。 带领团队审计联合国
2007年11月6日，刘家义成功当选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2011年和2012年，刘家义两次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作为国际审计舞台上的一名新兵，刘家义率领的中国团队一开始就面临诸多考验，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
英语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中国审计人员需要用英语完成每天成百上千页资料的审查，用英语进行访谈，再用英语写出独立客观能够让各利益攸关方信服的审计报告。
语言可以在工作中循序渐进，但规则需要短期内补上。联合国审计依据的是最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审计人员要根据联合国财务规范、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等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和绩效进行总体评价，中国审计人员对这些规范比较陌生。
为此，刘家义履职前将相关规则拆分、细化和整理，形成了一整套联合国审计工作规范。刘家义推行的“绩效审计”，很快在联合国发挥了威力。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和巡逻工具，飞机租用的费用一直较高。中国审计团队对租用飞机的绩效进行审计后，建议削减了16架飞机，每年可节约一亿美元。“联合国高层，特别是航空部门的主管，感到十分震惊。后来，航空部门的主管被迫辞职。”刘家义说。
此类的问题还有：诸如在非常寒冷的地区，年复一年地采购制冷空调，造成浪费等。联合国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各个成员国的会费，是全世界纳税人的钱。在全球经济紧缩的情况下，成员国也希望把钱用到实处，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最终，“绩效审计”模式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通过，从此定下了这个规矩。
中国审计团队在联合国啃下的另一个硬骨头是预算改革。刘家义回忆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预算制度不够科学，不够细化。他们发现一个例子，某一个维和特派团，人员空缺率非常高，但人员经费仍是按照90%～95%来申请，这就存在预算高估的问题。“预算对联合国机构来说是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动他们的预算，就好像碰到了他们的命根子，特别难。”但最终，刘家义成功了。
在达尔富尔交战期间，交火地点距审计人员驻地只有五公里，联合国宣布安全等级为四级，非紧要事务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联合国驻达尔富尔的内部审计师撤到了其他国家。为保持现场审计不中断，刘家义亲率六名成员克服困难，恪尽职守，坚守在达尔富尔维和审计现场，按时完成了既定的审计任务，赢得了维和部队的尊重。
中国审计团队的表现赢得了联合国管理层的尊重和好评，2013年7月28日，联合国授予刘家义“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奖”，以表彰他以及中国审计团队，通过实施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审计，对维持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这是联合国首次颁发该奖项。
“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力量，推动世界审计组织的改革，为促进完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作出中国审计的贡献。”刘家义期待着。
编辑 家英宏 xjjyh_326@163.com
刘家义掀起的反腐风暴源于中国高铁。
2011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免职。2013年7月，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对刘志军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刘志军的落马，正是栽在了他大力推动的高铁建设上。该案浮出水面，则源于刘家义组织的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
“所谓跟踪审计，是高铁边建设，我们边审计，过段时间审计一次。审计是公开透明的，并不是悄悄进行的。按照《审计法》规定，我们要审计某个单位，事先要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书，开审计前见面会，然后再开展相关审计工作。”刘家义操着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
从事后审计到全程跟踪审计，是中国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的一个重大变化。2009年，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审计报告中首次出现了跟踪审计的概念，当年即对高铁建设、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进行了跟踪审计。跟踪审计是为了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妥善处置，避免损失。
2010年7月的一天上午，刘家义带领审计署工作人员在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中，审计到一家国有施工企业时发现，这家企业把一笔款项汇给了一个第三方。刘家义很奇怪：一家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承包工程，怎么还要给第三方钱，而且这个第三方还是一个个体老板？这一细节，引起了刘家义的高度关注，雷厉风行的他马上指挥人员深入调查。
调查发现，该个体老板收的是项目中介费。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拿项目，为什么还要交中介费？刘家义的兴趣更大了，他大手一挥：“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随后，女商人丁书苗浮出水面。
后来，该国有企业给审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说这笔款项已经退回来了。但经验丰富的刘家义发现，该国有企业是拿另外的钱去补充这笔款项，造了假。“为什么造假？因为他们怕这件事说出去以后，影响今后从铁道部拿工程。”他思忖着。
事件已经升级，调查发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腐败案，作为原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可能牵扯其中。
尽管刘家义跟该案的主角刘志军很熟悉。“但是，作为审计人员，法律把这个职责交给我，党和人民把这个职责交给我，那么无论是谁，一旦发现问题，都要一查到底。”刘家义说。
按照法律赋予的职权，高铁审计查到丁书苗这里，已经不能对她采取进一步措施。刘家义随即将有关情况报送相关部门，相关部门顺着线索深查下去，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受贿案，也来源于审计部门提供的线索。审计署在对国家开发银行的审计中发现，2003年5月，该行违规向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放3亿元贷款，开发区管委会以“融资奖”的名义，向帮助其联系贷款的公司发放1625万元。审计署将此案线索移送有关部门立案侦查，最终发现王益等人从中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王益于2010年4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益跟刘家义同样很熟。那天，刘家义要在审计报告上签上他的名字，这就意味着，要将案件报送相关部门立案侦查。
刘家义在办公室沉默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主要想三个问题：第一，审计部门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时不我待；第二，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完善；第三，党的领导干部出现一点问题，都是对我们党的形象的损害。
这一年，刘家义组织专业人员共审计领导干部两万多人，其中省部级31人；查出领导干部负有直接责任的违规问题金额170多亿元，28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等部门处理。
两个问题作为挡箭牌
1983年9月15日，国家审计署正式成立，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之后两年，全国县级以上政府普遍建立了审计机关。刘家义在1983年进入四川省审计局，之后担任二处副处长。
1995年，已经调往国家审计署任职的刘家义考上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成为著名财政学专家刘邦驰教授的学生。与此同时，他成为中央党校中青班学员，这是提拔的前奏。1996年，40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
十年后，刘家义受邀回母校作学术报告，题目是《关于当前财政经济的若干问题》。这个四川男人，在他导师和同学中的形象一直没有变过，刘邦驰就曾问他：“怎么到北京了还操一口四川话？”
同学直言，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师兄，“一眼就能看出他在农村呆过”。事实上，刘家义早年曾在老家开县当过村干部。
虽然已在国家审计署任职，但刘家义照样能忙里偷闲，与校友们谈起时事，他的见解总让学弟有深刻的感受：“他富有正义感，会抨击一些丑恶现象。”
刘家义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历史和艺术，聊到兴头上，他可以聊一下午。他还会关注各种生活常识，包括商场卖什么衣服。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还自己洗衣服。他曾一度天天步行上班，现在最喜欢的运动是去玉渊潭散步。
风头正劲的刘家义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每次因私回成都，他都悄无声息，以至于2001年母校西南财经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他就在成都，校方却毫不知情。五年后的又一次校庆，他的老师刘邦驰好不容易劝他参加，他却仍要求校庆时不要向别人介绍他的事迹。
有意思的是，当了多年审计长，摸了那么多“老虎屁股”，遭遇“鸿门宴”，与说情者周旋，对刘家义来说是难免的。面对别人的邀约，刘家义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出来吃饭是例外，不出来吃饭是原则。”刘家义说，破例往往是为了远道而来的老师、师兄弟。
为了防止有些饭局变成替人求情的“鸿门宴”，刘家义自备了两个问题作为挡箭牌：“你认为值不值得跟我说？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这样做？”往往能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如果接到电话谈某个审计项目，我马上说，我知道了，你既然这么关心，我催他们尽快办，马上办，今天晚上就把它办完。现在越来越没有人找我求情了。”刘家义说。 带领团队审计联合国
2007年11月6日，刘家义成功当选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2011年和2012年，刘家义两次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主席。
作为国际审计舞台上的一名新兵，刘家义率领的中国团队一开始就面临诸多考验，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
英语是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语言。中国审计人员需要用英语完成每天成百上千页资料的审查，用英语进行访谈，再用英语写出独立客观能够让各利益攸关方信服的审计报告。
语言可以在工作中循序渐进，但规则需要短期内补上。联合国审计依据的是最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审计人员要根据联合国财务规范、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等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和绩效进行总体评价，中国审计人员对这些规范比较陌生。
为此，刘家义履职前将相关规则拆分、细化和整理，形成了一整套联合国审计工作规范。刘家义推行的“绩效审计”，很快在联合国发挥了威力。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和巡逻工具，飞机租用的费用一直较高。中国审计团队对租用飞机的绩效进行审计后，建议削减了16架飞机，每年可节约一亿美元。“联合国高层，特别是航空部门的主管，感到十分震惊。后来，航空部门的主管被迫辞职。”刘家义说。
此类的问题还有：诸如在非常寒冷的地区，年复一年地采购制冷空调，造成浪费等。联合国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各个成员国的会费，是全世界纳税人的钱。在全球经济紧缩的情况下，成员国也希望把钱用到实处，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最终，“绩效审计”模式在联合国大会讨论通过，从此定下了这个规矩。
中国审计团队在联合国啃下的另一个硬骨头是预算改革。刘家义回忆说，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预算制度不够科学，不够细化。他们发现一个例子，某一个维和特派团，人员空缺率非常高，但人员经费仍是按照90%～95%来申请，这就存在预算高估的问题。“预算对联合国机构来说是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动他们的预算，就好像碰到了他们的命根子，特别难。”但最终，刘家义成功了。
在达尔富尔交战期间，交火地点距审计人员驻地只有五公里，联合国宣布安全等级为四级，非紧要事务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联合国驻达尔富尔的内部审计师撤到了其他国家。为保持现场审计不中断，刘家义亲率六名成员克服困难，恪尽职守，坚守在达尔富尔维和审计现场，按时完成了既定的审计任务，赢得了维和部队的尊重。
中国审计团队的表现赢得了联合国管理层的尊重和好评，2013年7月28日，联合国授予刘家义“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奖”，以表彰他以及中国审计团队，通过实施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审计，对维持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这是联合国首次颁发该奖项。
“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力量，推动世界审计组织的改革，为促进完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作出中国审计的贡献。”刘家义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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