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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成虎”的典故，大家耳熟能详：集市里本来没有老虎，三个人谎报有老虎，其他人信以为真。这个寓言故事正在变成现实：3月14日和15日，成都春熙路和广州沙河大街相继发生群体逃散事件，原因都是听说“有人砍人”。
联系到不久前发生的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人们听到“砍人”拔腿就跑，这是本能反应，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避祸。然而，看似个人的理性，却引发群体的非理性，类似的恐慌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从2003年“非典”爆发时全国各地抢购板蓝根，到2010年日本核泄漏时我国沿海居民抢购食盐；从股票市场中的恐慌性“跳水”，到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的趋之若鹜，再到风靡一时的“信神医、吃绿豆”，健康、财产、教育、食品、出行……无论哪一领域，一点点风险便会搅乱大家的心。这种恐惧心理又和从众效应交织到一起，于是，群体无理性一次次重演。即便谣言漏洞百出、明显违背科学常识，只要关系到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人们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跟着谣言走。
诚然，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说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某些局部或者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社会灾难。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忌讳的就是制造恐慌。当你置身于成都春熙路或者广州沙河大街时，你不能制造“有人砍人”的谣言，也不能跟着别人的喊声传谣；如果你身在电脑前，或是拿着手机，更不能做转发、扩散谣言的人。在信息传播以秒计算的时代，多一秒钟的冷静，多一秒钟的辨别，多一秒钟的思考，都有助于给社会恐慌摁下“暂停”键。
即使危险真的来临，恐慌也无济于事。“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心理上被征服了，行动上的失败必然接踵而至。在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和其子共同出演的电影《重返地球》里有这样一句台词：“Danger is real，but fear is a choice（危险真有，但恐惧是可选择的）。”恐惧只是面对危险时诸多选择中的一种，许多时候，克制不必要的恐慌，选择沉着冷静，选择勇敢担当，远比撒腿就跑、看见别人跑就跟着跑要来得更为安全妥当。
无论暴力恐怖事件、食品安全之类的“人祸”，还是禽流感、大地震之类的“天灾”，都只是“浅层风险”。人们常识的匮乏和心理的脆弱才是“深层风险”。一旦精神被打败了，心理上被战胜了，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环视国外，成熟稳健的国民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个国家得以屹立不倒的精髓所在。一年前的美国波士顿爆炸案，无数逃离现场的美国人惊魂甫定，就返回尚未排除危险的爆炸现场救助伤者；在外人看来应该最没安全感的以色列人，生活中反而淡定，头上呼啸着火箭弹，依然能坐在咖啡店里读书看报。恐惧并非不可战胜，关键就看我们的内心如何做选择。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发展，我们势必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社会风险和危急事件。如何防范社会恐慌情绪，政府责无旁贷。防范社会恐慌，说难，也不难。一条政府权威机构发布的辟谣微博，就能让恐慌消失。在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和主流媒体就通过微博，迅速公开了伤情，制止了谣言，稳定了民心。信息公开透明已经不是难事。
说不难，也难。比如，听到别人喊“有人砍人”时，举目四望，有没有一位警察可以求助？听到“绿豆可以防癌”“食盐可以防核辐射”时，环顾周围，有没有一位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可以询问？把足够的警力、足够的志愿者力量撒到街头巷尾，撒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确实难，但政府必须做。最近，公安部提出“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更难的是，在许多事件的背后，或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这样极易引爆人们恐慌感的长期问题，或有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顽固存在。作为公共安全的天然守护者，政府更应担当起防御的职责，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才能为社会治安兜底，抚平公众情绪，增强社会定力。
联系到不久前发生的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人们听到“砍人”拔腿就跑，这是本能反应，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避祸。然而，看似个人的理性，却引发群体的非理性，类似的恐慌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仅仅局限于安全领域。从2003年“非典”爆发时全国各地抢购板蓝根，到2010年日本核泄漏时我国沿海居民抢购食盐；从股票市场中的恐慌性“跳水”，到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的趋之若鹜，再到风靡一时的“信神医、吃绿豆”，健康、财产、教育、食品、出行……无论哪一领域，一点点风险便会搅乱大家的心。这种恐惧心理又和从众效应交织到一起，于是，群体无理性一次次重演。即便谣言漏洞百出、明显违背科学常识，只要关系到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人们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跟着谣言走。
诚然，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说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某些局部或者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社会灾难。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忌讳的就是制造恐慌。当你置身于成都春熙路或者广州沙河大街时，你不能制造“有人砍人”的谣言，也不能跟着别人的喊声传谣；如果你身在电脑前，或是拿着手机，更不能做转发、扩散谣言的人。在信息传播以秒计算的时代，多一秒钟的冷静，多一秒钟的辨别，多一秒钟的思考，都有助于给社会恐慌摁下“暂停”键。
即使危险真的来临，恐慌也无济于事。“战胜对手有两次，第一次在内心中”，心理上被征服了，行动上的失败必然接踵而至。在好莱坞影星威尔·史密斯和其子共同出演的电影《重返地球》里有这样一句台词：“Danger is real，but fear is a choice（危险真有，但恐惧是可选择的）。”恐惧只是面对危险时诸多选择中的一种，许多时候，克制不必要的恐慌，选择沉着冷静，选择勇敢担当，远比撒腿就跑、看见别人跑就跟着跑要来得更为安全妥当。
无论暴力恐怖事件、食品安全之类的“人祸”，还是禽流感、大地震之类的“天灾”，都只是“浅层风险”。人们常识的匮乏和心理的脆弱才是“深层风险”。一旦精神被打败了，心理上被战胜了，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环视国外，成熟稳健的国民心理素质，无疑是一个国家得以屹立不倒的精髓所在。一年前的美国波士顿爆炸案，无数逃离现场的美国人惊魂甫定，就返回尚未排除危险的爆炸现场救助伤者；在外人看来应该最没安全感的以色列人，生活中反而淡定，头上呼啸着火箭弹，依然能坐在咖啡店里读书看报。恐惧并非不可战胜，关键就看我们的内心如何做选择。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发展，我们势必面临更多、更频繁的社会风险和危急事件。如何防范社会恐慌情绪，政府责无旁贷。防范社会恐慌，说难，也不难。一条政府权威机构发布的辟谣微博，就能让恐慌消失。在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中，当地公安机关和主流媒体就通过微博，迅速公开了伤情，制止了谣言，稳定了民心。信息公开透明已经不是难事。
说不难，也难。比如，听到别人喊“有人砍人”时，举目四望，有没有一位警察可以求助？听到“绿豆可以防癌”“食盐可以防核辐射”时，环顾周围，有没有一位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可以询问？把足够的警力、足够的志愿者力量撒到街头巷尾，撒到最需要的地方，这确实难，但政府必须做。最近，公安部提出“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更难的是，在许多事件的背后，或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这样极易引爆人们恐慌感的长期问题，或有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顽固存在。作为公共安全的天然守护者，政府更应担当起防御的职责，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才能为社会治安兜底，抚平公众情绪，增强社会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