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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有短文曾言及蒋兆和遵徐悲鸿先生之倡，借西洋画塑形理法运之于中国水墨人物画之功，君“嗔怪余护悲鸿之短，责余竟不知谓徐氏摧残中国画为时髦”，余曰“容月后续谈”，今遂就此话题续说。
徐悲鸿真真不是个完人，他有太多太多的偏见和“一意孤行”。他早年提出“中国画改良论”，传统派就不高兴，言下之意不是说中国画“不良”了吗？他倡导写实主义，批评新派，也犯不着骂马蒂斯“无耻”，称他为“马踢死”呵！中国画的六法论考验了一千多年了，也有“骨法用笔”等诸多自成体系的美学主张，干嘛非要把西画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呵？一些文人画家把 “四王”都捧到天上去了，他却非要“打倒”，这不是找骂吗？国画、中国画之说都流行了多年了，他偏偏要将之改为“彩墨画”……徐悲鸿的偏见还可以找出许许多多。
那么，是否就应该说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呢？是否给他扣上了个“全盘西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民族虚无主义者”的帽子就大快人心了呢？徐悲鸿的素描画得那么好，徐悲鸿的画那么多人喜欢，难道真的是“格调很低”的“美盲”吗？从中大、北平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难道都与徐悲鸿无关，真的还需要像徐悲鸿打倒 “四王”那样“不批倒徐悲鸿，我死不瞑目”吗？
我突然想到了烙饼，无论烙大饼、单饼、锅饼、烧饼、炊饼，都得两面烙，要不然就不熟，可我们常常就把两面都烙糊了，烙成一块不能吃的黑疙瘩为止。“五四”的功劳不必说了，“五四”前后的人们说起古今中西文化来，都曾有过这极端，被史家批评为“非此即彼”的那种思维方式，这无异于把炊饼两面烙糊。
物极而必反。也许真的把那炊饼两面烙糊了，才能学会烙饼。就以中国画是否有必要学西画而言，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林风眠，包括与徐悲鸿对立的吴冠中都是主张引进西学的。那么引进西学是否就罪大恶极呢？从中国文人画的角度而言，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而言，真的没有必要以西画来“改良”它，那么引进西画，尤其引进西画写实主义是不是就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了呢？其实，我们的人物画真真受益于西画写实主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需要触及人生的现实主义，意象的梁楷画风就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徐悲鸿敏感地看到“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角，身不能使转，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等等人物画缺失造型能力的弊端。也因此西画素描、透视、解剖学得以引入，致使20世纪的人物画有了转机，有了升华，也有了“把人当人来画”的造型技巧保证。那么同样主张引进西画的吴冠中为什么要打倒徐悲鸿呢？这大多出于吴冠中的反现实主义观点。看来要害不在于是不是开放，而在于引进什么，这纷争、对骂都起于艺术观念的分歧，都是打倒对方的不破不立的思维和实用主义的艺术生存策略作祟。
如果说，中国艺术对某一主义的提倡，对外来艺术某一主义的择取主要是历史的需要，系社会、时代使然，那么徐悲鸿之“罪”就算不得罪，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的观点无非是康有为、陈独秀甚至于也是吴先生特推崇的鲁迅某些观点的再版。依此方式来看吴冠中亦然。那么今天的社会、时代，上下左右无不承认多元了，为什么就不能并存和相互宽容呢？难道非要把徐悲鸿定性个“当代美术刽子手”，把吴冠中定性个“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刽子手”艺术就繁荣了吗？为什么既要炊饼却非要把两面炊饼都烙糊了呢？
孔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艺术只要不走到邪道上去，自应和而不同，大艺术家对文化都有贡献，自应一分为二，不必像前人那般相互仇骂啊！不知悲鸿先生、冠中先生在世是否也能这么看。
徐悲鸿真真不是个完人，他有太多太多的偏见和“一意孤行”。他早年提出“中国画改良论”，传统派就不高兴，言下之意不是说中国画“不良”了吗？他倡导写实主义，批评新派，也犯不着骂马蒂斯“无耻”，称他为“马踢死”呵！中国画的六法论考验了一千多年了，也有“骨法用笔”等诸多自成体系的美学主张，干嘛非要把西画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呵？一些文人画家把 “四王”都捧到天上去了，他却非要“打倒”，这不是找骂吗？国画、中国画之说都流行了多年了，他偏偏要将之改为“彩墨画”……徐悲鸿的偏见还可以找出许许多多。
那么，是否就应该说徐悲鸿“摧残国画”，“毁灭几千年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呢？是否给他扣上了个“全盘西化”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民族虚无主义者”的帽子就大快人心了呢？徐悲鸿的素描画得那么好，徐悲鸿的画那么多人喜欢，难道真的是“格调很低”的“美盲”吗？从中大、北平艺专到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那么多艺术家，难道都与徐悲鸿无关，真的还需要像徐悲鸿打倒 “四王”那样“不批倒徐悲鸿，我死不瞑目”吗？
我突然想到了烙饼，无论烙大饼、单饼、锅饼、烧饼、炊饼，都得两面烙，要不然就不熟，可我们常常就把两面都烙糊了，烙成一块不能吃的黑疙瘩为止。“五四”的功劳不必说了，“五四”前后的人们说起古今中西文化来，都曾有过这极端，被史家批评为“非此即彼”的那种思维方式，这无异于把炊饼两面烙糊。
物极而必反。也许真的把那炊饼两面烙糊了，才能学会烙饼。就以中国画是否有必要学西画而言，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林风眠，包括与徐悲鸿对立的吴冠中都是主张引进西学的。那么引进西学是否就罪大恶极呢？从中国文人画的角度而言，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而言，真的没有必要以西画来“改良”它，那么引进西画，尤其引进西画写实主义是不是就一无是处甚至罪大恶极了呢？其实，我们的人物画真真受益于西画写实主义。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需要触及人生的现实主义，意象的梁楷画风就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徐悲鸿敏感地看到“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角，身不能使转，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等等人物画缺失造型能力的弊端。也因此西画素描、透视、解剖学得以引入，致使20世纪的人物画有了转机，有了升华，也有了“把人当人来画”的造型技巧保证。那么同样主张引进西画的吴冠中为什么要打倒徐悲鸿呢？这大多出于吴冠中的反现实主义观点。看来要害不在于是不是开放，而在于引进什么，这纷争、对骂都起于艺术观念的分歧，都是打倒对方的不破不立的思维和实用主义的艺术生存策略作祟。
如果说，中国艺术对某一主义的提倡，对外来艺术某一主义的择取主要是历史的需要，系社会、时代使然，那么徐悲鸿之“罪”就算不得罪，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的观点无非是康有为、陈独秀甚至于也是吴先生特推崇的鲁迅某些观点的再版。依此方式来看吴冠中亦然。那么今天的社会、时代，上下左右无不承认多元了，为什么就不能并存和相互宽容呢？难道非要把徐悲鸿定性个“当代美术刽子手”，把吴冠中定性个“传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刽子手”艺术就繁荣了吗？为什么既要炊饼却非要把两面炊饼都烙糊了呢？
孔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艺术只要不走到邪道上去，自应和而不同，大艺术家对文化都有贡献，自应一分为二，不必像前人那般相互仇骂啊！不知悲鸿先生、冠中先生在世是否也能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