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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车乃身份的象征
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作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孔子曾是鲁国的司法长官，有专门用车，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孔子悲痛欲绝，可当颜回父亲提出要用他的车子改制成棺材安葬颜回时，他不干了：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春秋战国时期，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他喜欢养鹤，外出游玩，必定要带上他的爱宠——鹤，与他一起乘坐高级官车，号称“鹤将军”，群众为此大为不满。所以当北狄人攻打卫国时，老百姓们一哄而散，说让卫懿公带着他的宠物去打仗吧。卫懿公无奈便带少数亲信迎敌，结果兵败被杀。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得很。车的优劣和权利的大小是直接挂钩的，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腐败现象，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有所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历朝历代的官车制度改革
对于任何中国古代统治者来说，想方设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其政策的不二选择。而官车的使用也巧妙地渗透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中。他们或多或少都认识到：广泛使用的官车是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官车每经历一个朝代都会针对上个朝代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的时候，牛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了公务车的角色。东汉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因此在官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开始在东汉盛行，直到经济发展后牛车才被马车取代。同样，在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国力不强的情况下，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力推行牛车。
北宋时期一直沿用官员骑马制度，因为大唐雄风和国祚绵长对赵匡胤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因此登极之初就明确规定百官骑马。这种风气在北宋非常普及，即使是在高级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同样如此。
官车也要玩个性
南北朝的官车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在《通典》《南朝梁会要》等文献中都有对官车配备的明确规定。只是，南北朝与两汉时期也有稍许的差别。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从朝廷到民间都追求个性化。
虽然南宋时的官员出行时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各有特色，花招百出，可谓是人人都在赶超“时髦”。宋文帝出行时，另辟蹊径，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有品位。而南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更是奇怪。经常会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且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宋还有一位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他都会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回家奔丧，其乘坐的轿子堪称世界之最。这顶坐轿需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皇帝带头杜绝官车腐败问题
汉朝初立时，民生凋敝，各种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政府花大力气在制度细节上进行推敲。公务车也是一样，严禁用车出现违法行为，以显示国家等级和法律制度的庄严性。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人口数量大减，社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民休息、增加生产。所以汉初几个皇帝都是采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不乱搞改革，同时朝廷也厉行节约。公车问题，首先刘邦自己带头。史书上说，当时皇帝连找四匹相同毛色的马做公务用车也没有。其实在部队里找几匹马也不是找不到。只是刘邦自己带头，手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敢浪费了。
到汉景帝时，生产有所发展，对于官车则有了更为详实的规定。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颁布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车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车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从先秦起，诸侯公卿都以乘坐马车作为体现身份的一种标志。孔子曾是鲁国的司法长官，有专门用车，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了，孔子悲痛欲绝，可当颜回父亲提出要用他的车子改制成棺材安葬颜回时，他不干了：不乘车，我怎么同大夫交往呢？
春秋战国时期，卫懿公当国，政治腐败，他喜欢养鹤，外出游玩，必定要带上他的爱宠——鹤，与他一起乘坐高级官车，号称“鹤将军”，群众为此大为不满。所以当北狄人攻打卫国时，老百姓们一哄而散，说让卫懿公带着他的宠物去打仗吧。卫懿公无奈便带少数亲信迎敌，结果兵败被杀。可见乘车要讲身份要讲等级的观念在当时已深入人心。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更是招摇过市，威风得很。车的优劣和权利的大小是直接挂钩的，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
尽管官员允许有公务车，但为了限制官员超标准、公车私用等腐败现象，历代王朝都会通过发布《舆服志》（舆，即辇、轿、座驾），对官员公务车配备有所规定。即什么级别的官，享受什么等级的座驾，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历朝历代的官车制度改革
对于任何中国古代统治者来说，想方设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其政策的不二选择。而官车的使用也巧妙地渗透到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中。他们或多或少都认识到：广泛使用的官车是国家兴衰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官车每经历一个朝代都会针对上个朝代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的时候，牛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了公务车的角色。东汉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因此在官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开始在东汉盛行，直到经济发展后牛车才被马车取代。同样，在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国力不强的情况下，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力推行牛车。
北宋时期一直沿用官员骑马制度，因为大唐雄风和国祚绵长对赵匡胤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因此登极之初就明确规定百官骑马。这种风气在北宋非常普及，即使是在高级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同样如此。
官车也要玩个性
南北朝的官车制度基本上沿袭两汉，在《通典》《南朝梁会要》等文献中都有对官车配备的明确规定。只是，南北朝与两汉时期也有稍许的差别。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从朝廷到民间都追求个性化。
虽然南宋时的官员出行时依旧是马车，但实际上是各乘各的，各有特色，花招百出，可谓是人人都在赶超“时髦”。宋文帝出行时，另辟蹊径，喜欢乘坐用羊拉的官车，羊力气小，体格羸弱，无法与骏马和壮牛相比，但这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有品位。而南宋的右光禄大夫颜延之，更是奇怪。经常会选一些老牛和病牛拉着一些笨拙且奇形怪状的车游荡于街市之间，以显示自己的卓尔不群。南宋还有一位大将军沈庆之，每逢赶上朝贺，他都会乘坐一种叫“猪鼻无帷车”的怪车，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潇洒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回家奔丧，其乘坐的轿子堪称世界之最。这顶坐轿需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间，二有随侍人员，三有厨房厕所，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
皇帝带头杜绝官车腐败问题
汉朝初立时，民生凋敝，各种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因此，政府花大力气在制度细节上进行推敲。公务车也是一样，严禁用车出现违法行为，以显示国家等级和法律制度的庄严性。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人口数量大减，社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民休息、增加生产。所以汉初几个皇帝都是采取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不乱搞改革，同时朝廷也厉行节约。公车问题，首先刘邦自己带头。史书上说，当时皇帝连找四匹相同毛色的马做公务用车也没有。其实在部队里找几匹马也不是找不到。只是刘邦自己带头，手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敢浪费了。
到汉景帝时，生产有所发展，对于官车则有了更为详实的规定。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颁布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最早也最成型的官车使用规定：一、不同官员驾车马匹数量有差，马匹越多官爵越高。二、公车的装饰体现等级差别，一是车厢两旁用以遮蔽尘土的屏障，官品六百石以上至千石的可以将左车漆成红色，两千石以上的可以将两车都漆成红色。二是车辆上避雨遮阳的车盖。平民乘车只许用青布盖，官吏两百石以下用白布盖，三百石以上用皂布盖，千石以上可用皂缯覆盖。于是车盖连同冠服合称“冠盖”，也成了仕宦的代称。
在古代，因没有规定官车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摆布，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容易助长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比如清朝开国后，准许汉大臣乘轿，但都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单位都很远，若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
朱元璋就是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的皇帝。他很担心养尊处优的轿车代步会导致吏治腐败，所以开国不久便规定只许妇女和年老有病者乘轿。三品以上文官特许乘坐四人抬的轿子，余皆骑马；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