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策略——异化和杂合提出的文化背景后，指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差异性的诉求以及对民族性的批判都是从强势文化的视角出发，必须从民族文化的现实状况出发选择翻译策略。“杂合”是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本文提出以“拼贴”取代“杂合”，以凸显翻译中的权力斗争过程。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归化；异化；杂合；拼贴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08-0072-4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n which the post-colonialistic strategies ba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ost-colonialistic criticism of nationalism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culture, and the weak culture should choose suitable strategy from its social reality. Hybrid is an adiaphorous and ideal norm, and must be replaced by patchwork in order to show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hybrid, collage
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形式，而两种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虽然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抵制文学翻译中权力的运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扭转我国文学翻译中长期以来的欧化倾向提供了借鉴，但是在我国民族文化复兴的语境下，这些策略依然存在局限性，显得不尽合时宜。因此，有必要寻找到更适合我国民族文化发展需要且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
1．文学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文努蒂追溯了17世纪以来英美国家的文学翻译史，发现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的。英美译者往往采用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努力使译本具有某种透明性，符合英美读者的审美要求及对弱势文化的心理预设。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出发，主张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以保留源文本的异国情调，使读者摆脱强势文化的限制，改变译者隐身的状态。不同翻译策略的采用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间的权力差异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西方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当弱势文化的语言被翻译成强势文化的语言时，为了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认同，就必须采用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归化的翻译反过来又再次强化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及意识形态。
文努蒂批判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应该保留外国文本中差异性的成分，以破坏和颠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但是，这个观点是基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译入思考，完全以欧美文化为背景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在他看来，归化的翻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和剥夺 ；而异化的翻译则是对这种侵吞和剥夺的抵抗。（林克难，2003：46）异化的策略可以打破西方读者的对象性预设，迫使其走出对弱势文化的主观臆想，放弃自我中心的观念。异化策略所抵抗的是目的语内部的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规范，反对其霸权地位，而不是针对外在的文化霸权的抵抗。它是西方学者对翻译中文化关系的自我反思，而非第三世界学者从外部对西方文化进行的批判。与施莱尔马赫一样，文努蒂也不是从西方文化外在思考翻译的策略问题，因而他的异化翻译策略也具有同样的矛盾性。
在英美翻译传统中，归化策略既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也是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合二为一。但是，第三世界的译者则必须两线作战。对外，面对着强势文化咄咄逼人之势，他必须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抵制其文化殖民的可能性 ；对内，面对日益高涨的本土化思潮，他必须防止民族主义观念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译者应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则译者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第三世界的译者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在归化和异化间寻求某种暂时的平衡。他必须根据弱势文化所处的位置及需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不能简单地效仿强势文化的异化策略。因为“当归化/异化的论域发生转移，即进入弱势文化背景，西方的‘贬归化，扬异化’的态度取向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的结果。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葛校琴，2002 ：34-35）所以，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随时作出调整。当西方强势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演变成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置换时，就应加大归化的力度，更多地从文化传统中寻求支持 ；而当民族主义演变成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的观念时，就加大异化的力度，利用外来文化打破其自足性。
2．文学翻译中的杂合
在全球化浪潮已然势不可挡的今天，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抗拒外来文化的渗透，也无法维持其真本性。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断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丰富起来的，从来就不存在封闭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纯粹的民族文化。各国文化总是呈现出“杂合”性质，汉语文化也是如此。后殖民主义理论借用了“杂合”这一生物学概念，描述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的客观状况。但是，后殖民主义批判并没有仅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而是把“杂合”概念引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虽然宗主国的文化入侵给殖民地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宗主国文化并不能一股脑地将其置换。殖民地的土著文化可能会以种种形式与宗主国文化杂合，并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结果是宗主国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双向杂合，两种文化都失去了其纯洁性。
“杂合”明确地描述了文学翻译的真实状况 ：异质性固然是属于译本的特点，本土性也同样可以合理地存在。“杂合”说很好地解释了译本中两种文化共存的关系，也证明了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的“杂合”行为。但不能把这种描述的结果与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表面看来，“杂合” 并不纠缠于归化和异化间孰对孰错，而是肯定了归化和异化两者可以合理共存，超越了归化和异化二元对立关系。但是，过度的杂合往往使译文佶屈聱牙，成为一种翻译体；而杂合度不高的译作往往抹杀了源文本中的文化特色。因此，过度的杂合实际上就成了异化的翻译；而杂合度不够的翻译就是以归化为主的翻译。事实上，文学翻译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没有异化的归化翻译策略，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归化的异化策略，异化和归化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同时矛盾地共存。忽视了度的考量，把翻译文学的“杂合”客观性与文学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很容易得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结论，即翻译文学是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学的完美杂合，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相互融合，从而遮蔽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
在后殖民语境中，文学翻译中的“杂合”概念是描述性的，但也具有批判性。杂合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同文化间权力地位关系的体现，甚至杂合本身就可能是基于双方文化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实行的。在我国的文学翻译中存在着“不利于翻译质量上的‘偏袒’：汉译英时足够注意否定‘汉语式英语’，而英译汉时则充分放手制造‘英语式汉语’（即‘欧化汉语’） ；即无论在汉英或英汉翻译，总只是注意和尊重英语的表达法特点，而不顾或较少顾到汉语的表达法特点。”（朱文振，1987：87-88）无论“英语式汉语”还是“欧化汉语”都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杂合现象。与英语相比，汉语显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翻译时，译者很容易受到文化地位差异的影响，一味强调对西方语言特点的附和，而否定“汉语式英语”。由于这种杂合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文化明显陷于严重的进大于出的逆差中。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对双方的文化交流和接受都是很不利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只能采取抵制性的翻译策略，在对外翻译中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异质性的文化成分造就陌生化的偏离效果，使西方读者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迫使他们改变自大的心态；在译入西方强势文化作品时，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利用传统文化因子与西方文化进行“拼贴”，使译入语读者面对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性斗争，认识到文学翻译中两种文化是如何发生关系的，从而改变其自卑的心态。
3．文学翻译中的拼贴
“杂合”是个具有“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是对强势文化压迫的被动性反应。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抵制性行动——“拼贴”。“拼贴”源于互文性理论，指的是不同文化、文本或语言间相互镶嵌的关系。在文学翻译中，把西方语言文化的碎片与文言传统的碎片拼凑在译本中。这意味着译本并非两种文化、文学或语言相互和谐的融合，而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把两者相互拼凑的产物，译本中不同文化因子依然可以显性地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并不能理想化地融为一体，而是依然处在相互争辩中的矛盾统一体。“拼贴”也是一种“杂合”的形式，但更具批判性和抵抗性。它把译本看成不同文化间斗争的场域，而非实现相互平等对话的“第三空间” ；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动态的矛盾斗争展示和实施的舞台，而非相互妥协后的最终结果 ；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进行争辩的一种方式，但却主动放弃了相互平等对话的幻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不同文化、文学、语言的殖民与反殖民关系中去。与“杂合”一样，“拼贴”也同时认可了异化与归化的策略。它把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与本土意识相结合，以全球化抗拒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又以本土意识防止民族性丧失在全球化的洪流中。
无论何种杂合度，“拼贴”都为民族性留下空间，为文言在译本预留下了位置。文言之所以能够拼贴入译本，是因为“在人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首先包含着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循环关系，文化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现为从过去到现在的单线单向的演化发展结构，但同时又是从现在到过去的倒向循环的还原、再现和重叠过程。”（高宣扬，2004：37）翻译使两种文化间发生共时性关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容纳进了历时性的存在。当外来文本被纳入到译入语中后，同样也在译入语文化的历时性中得到阐释，过去也可以在文学翻译的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再现。在外汉翻译中，把欧化的语句与文言句法相拼贴，可以使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现代与传统并列，异质性与本土性共举。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回溯”，弱势文化可以把文化帝国主义所肢解的“过去”重新拼凑起来，以切实弄清楚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前所受到的伤害程度。（Gentzler，2004 ：180）在过去的碎片中，译者和读者可以发现现在与过去的关联和背离，揭示中西文化权力争斗的事实，了解本土性是如何被遮蔽以致暗哑无声。在反思“现在”是如何被建构的同时，追溯民族性的本源，并以批判的态度面对文化的发展，从而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对待未来文化间的交流。
由于现代汉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欧化的产物，把它与异化的汉语并置，只会验证文学语言欧化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进一步强化汉语欧化的趋势，巩固现存的异化的文学翻译规范。文言的使用将使两者明确相互间的界限，标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防止强势文化的恶意性渗透，警醒读者和译者不要成为强势文化权力建构的帮凶和同谋。“拼贴”的目的是强化文化间的界限而非填平相互间的沟壑，显现差异而非遮蔽差异，强调译者参与并主导文化间的斗争而非回避文化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运用文言虽然彰显了民族性，但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拼贴”也认可异化的存在，只不过是把文化间的对话/斗争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汉语的欧化始于翻译，翻译直接将文言踢出了不同文化和文学间竞技的舞台，丝毫没有为文言留下自我辩护的机会。虽然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展示了两种文化、文学和语言间不和谐的对峙。但可惜的是，这种文化间的争执性对话根本没有来得及展开和深入，就完全湮没在现代化的口号与西化的进程中。“拼贴”就是试图回到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起点，重新思考它们相互的关系，并考察文言的弹性。
实际上，强势文化的殖民必须深入民族文化内部，通过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实现，即只有当民族文学处于弱势，文学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重构民族文学时才能实现。“五四”运动后，文言从汉文化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而白话则从边缘走到了文化的中心。汉语的欧化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中实现的，其主导地位的获得固然有其历史发展根源，但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持。借助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欧化的汉语很快在汉语文化内部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并打败了传统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文言的批判与对欧式语言亦步亦趋的模仿同时进行，主动完成了文化殖民化的过程。由于外部的殖民与内部的殖民勾结在一起，欧化汉语从中西文化间的接触面走向文化的中心。不同文化间权力的斗争转化为文化系统内部的符号权力的斗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文化内部主从权力关系的存在。
“拼贴”既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抵制策略，也是颠覆内部西方文化买办话语权的方法。它把文言与欧化白话拼贴在一起，目的不是要和“五四”先贤一样用一种话语形式替换另一种，用一种宏大叙事模式替代另一种，用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取代另一种，而是承认两种话语形式可以同时存在，消解了总体性叙事范式的存在可能，否定了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把文言与欧化的汉语“拼贴”在一起也可揭示文化内部权力斗争的存在，说明这种斗争与外部强势文化介入间的关联。它有意识地把文言与欧化汉语区分开来，不仅强化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也突出了民族文化内部主导与从属地位的文化间的界限，彰显了文化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给居次要地位的文言语体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欧化白话创造了机会。“拼贴”的策略突出了汉文化内部欧化白话与文言间的差异性，是译者对民族文化所处位置的主动选择。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深入语言策略与权力机制的关系中，抵制外来的以及内在的文化强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文化殖民过程中权力由外向内的转化变形机制，彻底清除一切文化霸权的存在。译者应当把文化外部的或内部的权力话语当成自己挑战的对象，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永远处于文化霸权的对立面，而不至于成为权力的同谋或代言人。
5．结语
全球本土化不是简单地排斥西方文化的进入，也不是简单地开放接纳，而是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译者不能仅满足于对翻译中文化、语言“杂合”现实的接受，还应考虑民族传统文化在“杂合”中的功能性作用。通过文言与欧化汉语的“拼贴”，译者可以把过去与现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主流文化与从属文化间的对立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让它们在矛盾的对抗中引发读者对它们相互间关系的思考，使21世纪的文化复兴走上一条继承和引进并举的稳健的道路。
参考文献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80.
Venuti, L. The Translator誷 Invisibility[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中国翻译，2002（5）：34-35.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37.
林克难．外国翻译理论之适用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4）：46.
朱文振．翻译与语言环境[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87-88.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归化；异化；杂合；拼贴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08-0072-4
Abstract: After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on which the post-colonialistic strategies ba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ost-colonialistic criticism of nationalism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ong culture, and the weak culture should choose suitable strategy from its social reality. Hybrid is an adiaphorous and ideal norm, and must be replaced by patchwork in order to show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hybrid, collage
文学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形式，而两种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虽然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抵制文学翻译中权力的运作指明了方向，也为扭转我国文学翻译中长期以来的欧化倾向提供了借鉴，但是在我国民族文化复兴的语境下，这些策略依然存在局限性，显得不尽合时宜。因此，有必要寻找到更适合我国民族文化发展需要且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
1．文学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文努蒂追溯了17世纪以来英美国家的文学翻译史，发现西方的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为标准的。英美译者往往采用流畅、自然的英语进行翻译，努力使译本具有某种透明性，符合英美读者的审美要求及对弱势文化的心理预设。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出发，主张采取抵抗式的翻译策略，以保留源文本的异国情调，使读者摆脱强势文化的限制，改变译者隐身的状态。不同翻译策略的采用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间的权力差异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西方的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当弱势文化的语言被翻译成强势文化的语言时，为了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认同，就必须采用他们乐于接受的形式。归化的翻译反过来又再次强化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及意识形态。
文努蒂批判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认为应该保留外国文本中差异性的成分，以破坏和颠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但是，这个观点是基于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译入思考，完全以欧美文化为背景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在他看来，归化的翻译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吞和剥夺 ；而异化的翻译则是对这种侵吞和剥夺的抵抗。（林克难，2003：46）异化的策略可以打破西方读者的对象性预设，迫使其走出对弱势文化的主观臆想，放弃自我中心的观念。异化策略所抵抗的是目的语内部的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规范，反对其霸权地位，而不是针对外在的文化霸权的抵抗。它是西方学者对翻译中文化关系的自我反思，而非第三世界学者从外部对西方文化进行的批判。与施莱尔马赫一样，文努蒂也不是从西方文化外在思考翻译的策略问题，因而他的异化翻译策略也具有同样的矛盾性。
在英美翻译传统中，归化策略既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也是英美民族中心主义的必然结果，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合二为一。但是，第三世界的译者则必须两线作战。对外，面对着强势文化咄咄逼人之势，他必须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抵制其文化殖民的可能性 ；对内，面对日益高涨的本土化思潮，他必须防止民族主义观念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译者应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则译者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第三世界的译者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在归化和异化间寻求某种暂时的平衡。他必须根据弱势文化所处的位置及需要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不能简单地效仿强势文化的异化策略。因为“当归化/异化的论域发生转移，即进入弱势文化背景，西方的‘贬归化，扬异化’的态度取向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甚至是正好相反的结果。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的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之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的翻译却有可能颠覆译语规范，破坏本来也许就不堪一击的译语和译语文化，也许是在不经意中，沦为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同谋。”（葛校琴，2002 ：34-35）所以，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全球化的冲击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随时作出调整。当西方强势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演变成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置换时，就应加大归化的力度，更多地从文化传统中寻求支持 ；而当民族主义演变成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的观念时，就加大异化的力度，利用外来文化打破其自足性。
2．文学翻译中的杂合
在全球化浪潮已然势不可挡的今天，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抗拒外来文化的渗透，也无法维持其真本性。事实上，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断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丰富起来的，从来就不存在封闭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纯粹的民族文化。各国文化总是呈现出“杂合”性质，汉语文化也是如此。后殖民主义理论借用了“杂合”这一生物学概念，描述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的客观状况。但是，后殖民主义批判并没有仅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而是把“杂合”概念引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虽然宗主国的文化入侵给殖民地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宗主国文化并不能一股脑地将其置换。殖民地的土著文化可能会以种种形式与宗主国文化杂合，并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其结果是宗主国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双向杂合，两种文化都失去了其纯洁性。
“杂合”明确地描述了文学翻译的真实状况 ：异质性固然是属于译本的特点，本土性也同样可以合理地存在。“杂合”说很好地解释了译本中两种文化共存的关系，也证明了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的“杂合”行为。但不能把这种描述的结果与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表面看来，“杂合” 并不纠缠于归化和异化间孰对孰错，而是肯定了归化和异化两者可以合理共存，超越了归化和异化二元对立关系。但是，过度的杂合往往使译文佶屈聱牙，成为一种翻译体；而杂合度不高的译作往往抹杀了源文本中的文化特色。因此，过度的杂合实际上就成了异化的翻译；而杂合度不够的翻译就是以归化为主的翻译。事实上，文学翻译中从来就不存在所谓没有异化的归化翻译策略，也不存在完全没有归化的异化策略，异化和归化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同时矛盾地共存。忽视了度的考量，把翻译文学的“杂合”客观性与文学翻译的策略盲目等同起来，很容易得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结论，即翻译文学是本土文学与外来文学的完美杂合，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相互融合，从而遮蔽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冲突和斗争。
在后殖民语境中，文学翻译中的“杂合”概念是描述性的，但也具有批判性。杂合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同文化间权力地位关系的体现，甚至杂合本身就可能是基于双方文化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实行的。在我国的文学翻译中存在着“不利于翻译质量上的‘偏袒’：汉译英时足够注意否定‘汉语式英语’，而英译汉时则充分放手制造‘英语式汉语’（即‘欧化汉语’） ；即无论在汉英或英汉翻译，总只是注意和尊重英语的表达法特点，而不顾或较少顾到汉语的表达法特点。”（朱文振，1987：87-88）无论“英语式汉语”还是“欧化汉语”都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杂合现象。与英语相比，汉语显然是处于弱势地位。翻译时，译者很容易受到文化地位差异的影响，一味强调对西方语言特点的附和，而否定“汉语式英语”。由于这种杂合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文化明显陷于严重的进大于出的逆差中。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对双方的文化交流和接受都是很不利的。要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只能采取抵制性的翻译策略，在对外翻译中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异质性的文化成分造就陌生化的偏离效果，使西方读者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迫使他们改变自大的心态；在译入西方强势文化作品时，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利用传统文化因子与西方文化进行“拼贴”，使译入语读者面对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性斗争，认识到文学翻译中两种文化是如何发生关系的，从而改变其自卑的心态。
3．文学翻译中的拼贴
“杂合”是个具有“中立性”的描述性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也是对强势文化压迫的被动性反应。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抵制性行动——“拼贴”。“拼贴”源于互文性理论，指的是不同文化、文本或语言间相互镶嵌的关系。在文学翻译中，把西方语言文化的碎片与文言传统的碎片拼凑在译本中。这意味着译本并非两种文化、文学或语言相互和谐的融合，而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把两者相互拼凑的产物，译本中不同文化因子依然可以显性地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并不能理想化地融为一体，而是依然处在相互争辩中的矛盾统一体。“拼贴”也是一种“杂合”的形式，但更具批判性和抵抗性。它把译本看成不同文化间斗争的场域，而非实现相互平等对话的“第三空间” ；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动态的矛盾斗争展示和实施的舞台，而非相互妥协后的最终结果 ；看成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进行争辩的一种方式，但却主动放弃了相互平等对话的幻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介入到不同文化、文学、语言的殖民与反殖民关系中去。与“杂合”一样，“拼贴”也同时认可了异化与归化的策略。它把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与本土意识相结合，以全球化抗拒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又以本土意识防止民族性丧失在全球化的洪流中。
无论何种杂合度，“拼贴”都为民族性留下空间，为文言在译本预留下了位置。文言之所以能够拼贴入译本，是因为“在人类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首先包含着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循环关系，文化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现为从过去到现在的单线单向的演化发展结构，但同时又是从现在到过去的倒向循环的还原、再现和重叠过程。”（高宣扬，2004：37）翻译使两种文化间发生共时性关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容纳进了历时性的存在。当外来文本被纳入到译入语中后，同样也在译入语文化的历时性中得到阐释，过去也可以在文学翻译的再生产过程中得以再现。在外汉翻译中，把欧化的语句与文言句法相拼贴，可以使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并置，现代与传统并列，异质性与本土性共举。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回溯”，弱势文化可以把文化帝国主义所肢解的“过去”重新拼凑起来，以切实弄清楚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前所受到的伤害程度。（Gentzler，2004 ：180）在过去的碎片中，译者和读者可以发现现在与过去的关联和背离，揭示中西文化权力争斗的事实，了解本土性是如何被遮蔽以致暗哑无声。在反思“现在”是如何被建构的同时，追溯民族性的本源，并以批判的态度面对文化的发展，从而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对待未来文化间的交流。
由于现代汉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欧化的产物，把它与异化的汉语并置，只会验证文学语言欧化的可行性和正确性，进一步强化汉语欧化的趋势，巩固现存的异化的文学翻译规范。文言的使用将使两者明确相互间的界限，标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防止强势文化的恶意性渗透，警醒读者和译者不要成为强势文化权力建构的帮凶和同谋。“拼贴”的目的是强化文化间的界限而非填平相互间的沟壑，显现差异而非遮蔽差异，强调译者参与并主导文化间的斗争而非回避文化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运用文言虽然彰显了民族性，但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拼贴”也认可异化的存在，只不过是把文化间的对话/斗争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汉语的欧化始于翻译，翻译直接将文言踢出了不同文化和文学间竞技的舞台，丝毫没有为文言留下自我辩护的机会。虽然严复和林纾等人的翻译展示了两种文化、文学和语言间不和谐的对峙。但可惜的是，这种文化间的争执性对话根本没有来得及展开和深入，就完全湮没在现代化的口号与西化的进程中。“拼贴”就是试图回到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的起点，重新思考它们相互的关系，并考察文言的弹性。
实际上，强势文化的殖民必须深入民族文化内部，通过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间关系的变化才能实现，即只有当民族文学处于弱势，文学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重构民族文学时才能实现。“五四”运动后，文言从汉文化的中心走向了边缘，而白话则从边缘走到了文化的中心。汉语的欧化首先是在文学翻译中实现的，其主导地位的获得固然有其历史发展根源，但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为其提供了强力支持。借助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欧化的汉语很快在汉语文化内部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并打败了传统古典文学的载体——文言。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文言的批判与对欧式语言亦步亦趋的模仿同时进行，主动完成了文化殖民化的过程。由于外部的殖民与内部的殖民勾结在一起，欧化汉语从中西文化间的接触面走向文化的中心。不同文化间权力的斗争转化为文化系统内部的符号权力的斗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文化内部主从权力关系的存在。
“拼贴”既是对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抵制策略，也是颠覆内部西方文化买办话语权的方法。它把文言与欧化白话拼贴在一起，目的不是要和“五四”先贤一样用一种话语形式替换另一种，用一种宏大叙事模式替代另一种，用一种二元对立关系取代另一种，而是承认两种话语形式可以同时存在，消解了总体性叙事范式的存在可能，否定了二元对立的不平等关系。把文言与欧化的汉语“拼贴”在一起也可揭示文化内部权力斗争的存在，说明这种斗争与外部强势文化介入间的关联。它有意识地把文言与欧化汉语区分开来，不仅强化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也突出了民族文化内部主导与从属地位的文化间的界限，彰显了文化内部的不平等关系，给居次要地位的文言语体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欧化白话创造了机会。“拼贴”的策略突出了汉文化内部欧化白话与文言间的差异性，是译者对民族文化所处位置的主动选择。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深入语言策略与权力机制的关系中，抵制外来的以及内在的文化强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灭文化殖民过程中权力由外向内的转化变形机制，彻底清除一切文化霸权的存在。译者应当把文化外部的或内部的权力话语当成自己挑战的对象，随时调整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永远处于文化霸权的对立面，而不至于成为权力的同谋或代言人。
5．结语
全球本土化不是简单地排斥西方文化的进入，也不是简单地开放接纳，而是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译者不能仅满足于对翻译中文化、语言“杂合”现实的接受，还应考虑民族传统文化在“杂合”中的功能性作用。通过文言与欧化汉语的“拼贴”，译者可以把过去与现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主流文化与从属文化间的对立关系展现在读者面前，让它们在矛盾的对抗中引发读者对它们相互间关系的思考，使21世纪的文化复兴走上一条继承和引进并举的稳健的道路。
参考文献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80.
Venuti, L. The Translator誷 Invisibility[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中国翻译，2002（5）：34-35.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37.
林克难．外国翻译理论之适用性研究[J]．中国翻译，2003，（4）：46.
朱文振．翻译与语言环境[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