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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是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73岁的陈云不仅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而且被选为恢复重建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作为改革开放后首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任9年，为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理论探索与经验总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少言行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陈云就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伊始，便高度重视党风建设。据时任中央纪委常务書记黄克诚、第一副书记王鹤寿回忆，中央纪委恢复成立之初，他们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应该首先抓什么，陈云当即坚定回答：“抓党风！”
1980年7月12日，北京丰泽园饭庄的青年厨师陈爱武上书中央纪委，揭发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所谓“客饭”，也就是吃高级餐、付少量钱的不正之风。如1980年两次吃“客饭”，应付124.92元，实付仅19.52元。中央纪委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调查，在核实情况后于10月14日向全党发出通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也先后对事件经过予以报道。官方的通报与媒体的报道在党内外受到广泛好评，但也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对王磊的处理过重。面对质疑与不解，陈云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概括了陈云的贡献，其中就包括“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可见这个论断影响之深远。的确，这个论断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抓党风、怎么样抓党风这两个基本问题，把党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令人警醒，催人奋进。
作为恢复重建后的首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全新背景下开展工作的，既要清理“文革”积弊，又要处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产生的新的不正之风，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1981年底，有材料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盛行，少数领导干部的行为严重触犯法律。如，时任广州电信局党委书记王维经，自1978年以来利用职权之便，从港商等人处套购外汇，购买收音机等高档商品，让其妻子到山东倒卖，牟取暴利1.78万余元。1982年1月5日，一向冷静的陈云看完这份材料后勃然大怒，指着材料、拍着桌子对秘书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告诉王鹤寿同志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如此大发脾气后，陈云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索性我来批几句。”很快，他在材料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这个批示得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支持。6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并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改革开放初期轰轰烈烈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陈云排除干扰，支持纪委与政法机关查处了大批案件，如“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案。王仲，曾任广东海丰县委书记，改革开放后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万余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他还纵容唆使家人从事犯罪活动。在他带头违法犯罪之下，海丰的走私贩私现象一度十分猖獗，出现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竞相在街头巷尾和公路沿线卖走私货的怪象。陈云对王仲案十分重视，不仅多次听取案情汇报、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察，而且在如何处理王仲案上态度明确，力排从轻处理的意见，要求坚决严惩。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执行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震惊全国。
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一些负面声音陆续出现，如，“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纪委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等等。陈云对此十分警觉，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这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是对将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是对党风建设的有力支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云对党风建设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很实、很细。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当了中央纪委书记，就不怕得罪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干部中曾经刮起一阵竞相乘坐进口轿车的歪风，车的档次不断攀升，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1986年初，一份材料反映，中国科学院挪用科研经费，花费100余万元购买进口高级小轿车，其中几辆被几名高级干部要走。陈云阅后非常气愤，作出批示：“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当天，胡耀邦将陈云的意见批转给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并批示：“陈云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要，我们大家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不久之后，中央出台专门文件，刹住了攀比乘坐进口车的歪风。
在抓党风的过程中，陈云既紧扣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不忘广大党员这个“绝大多数”。当时有些农村在党员集训时，不仅给伙食补贴，还发误工费，有的党员甚至组织不给钱就不去开会。陈云得知情况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由此，开会、集训发钱的现象得到有力整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陈云抓党风的言与行，历久弥新，引人深思。新征程上，我们党要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责任编辑：王碧薇）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陈云就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伊始，便高度重视党风建设。据时任中央纪委常务書记黄克诚、第一副书记王鹤寿回忆，中央纪委恢复成立之初，他们到陈云家中请示，中央纪委应该首先抓什么，陈云当即坚定回答：“抓党风！”
1980年7月12日，北京丰泽园饭庄的青年厨师陈爱武上书中央纪委，揭发时任商业部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所谓“客饭”，也就是吃高级餐、付少量钱的不正之风。如1980年两次吃“客饭”，应付124.92元，实付仅19.52元。中央纪委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安排调查，在核实情况后于10月14日向全党发出通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也先后对事件经过予以报道。官方的通报与媒体的报道在党内外受到广泛好评，但也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对王磊的处理过重。面对质疑与不解，陈云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概括了陈云的贡献，其中就包括“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可见这个论断影响之深远。的确，这个论断一针见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抓党风、怎么样抓党风这两个基本问题，把党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令人警醒，催人奋进。
“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作为恢复重建后的首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全新背景下开展工作的，既要清理“文革”积弊，又要处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产生的新的不正之风，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
1981年底，有材料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盛行，少数领导干部的行为严重触犯法律。如，时任广州电信局党委书记王维经，自1978年以来利用职权之便，从港商等人处套购外汇，购买收音机等高档商品，让其妻子到山东倒卖，牟取暴利1.78万余元。1982年1月5日，一向冷静的陈云看完这份材料后勃然大怒，指着材料、拍着桌子对秘书说“：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告诉王鹤寿同志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如此大发脾气后，陈云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索性我来批几句。”很快，他在材料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这个批示得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支持。6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并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改革开放初期轰轰烈烈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陈云排除干扰，支持纪委与政法机关查处了大批案件，如“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王仲案。王仲，曾任广东海丰县委书记，改革开放后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6.9万余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他还纵容唆使家人从事犯罪活动。在他带头违法犯罪之下，海丰的走私贩私现象一度十分猖獗，出现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竞相在街头巷尾和公路沿线卖走私货的怪象。陈云对王仲案十分重视，不仅多次听取案情汇报、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察，而且在如何处理王仲案上态度明确，力排从轻处理的意见，要求坚决严惩。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执行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震惊全国。
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一些负面声音陆续出现，如，“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纪委是改革的“顶门杠”“绊脚石”，等等。陈云对此十分警觉，明确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这简明扼要地阐释了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是对将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的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是对党风建设的有力支持，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陈云对党风建设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很实、很细。用他自己的话说：“既然当了中央纪委书记，就不怕得罪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初期，领导干部中曾经刮起一阵竞相乘坐进口轿车的歪风，车的档次不断攀升，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1986年初，一份材料反映，中国科学院挪用科研经费，花费100余万元购买进口高级小轿车，其中几辆被几名高级干部要走。陈云阅后非常气愤，作出批示：“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当天，胡耀邦将陈云的意见批转给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并批示：“陈云同志的意见非常重要，我们大家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不久之后，中央出台专门文件，刹住了攀比乘坐进口车的歪风。
在抓党风的过程中，陈云既紧扣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不忘广大党员这个“绝大多数”。当时有些农村在党员集训时，不仅给伙食补贴，还发误工费，有的党员甚至组织不给钱就不去开会。陈云得知情况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由此，开会、集训发钱的现象得到有力整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陈云抓党风的言与行，历久弥新，引人深思。新征程上，我们党要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责任编辑：王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