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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剧是福建省五大地方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福建省的五大地方剧种当中，一问起其它几大剧种的特色，各剧种的行家常常绘声绘色地讲得活灵活现。然而，一问起闽剧的剧种特色，闽剧行家都觉得这一问题难以讲得清楚具体。
为什么闽剧的剧种特色难以讲清
资深闽剧艺术家认为：“闽剧虽然历史不短，但它是向前看的。”闽剧“向前看”的眼光，使它没有定型的剧种特色，具有“善于吸收，勇于革新，紧跟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创新精神。
这种不断变革的特色与闽剧的发展历史有关，尤其是与闽剧在趋于成熟时期蓬勃兴起的“时装戏”有着很大的关系。闽剧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福州西郊洪塘人曹学佺的家班“儒林班”。它经过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吸收了大量来自各地的艺术成分（包括“江湖班”、“平讲班”、民间小调以及徽班等等），到二十世纪初，形成地方剧种的成熟形态。在闽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蓬勃兴起的“时装戏”对闽剧“紧跟时代发展”的个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时装戏”
倘若我们留心注意一下在辛亥革命之后闽剧所上演的剧目就会发现，一种新时代的产物——“时装戏”伴随着日趋成熟的闽剧不断成长发展。“时装戏”又称“时事戏”，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现代戏”，但它更有“时事焦点”的意味。“时装戏”的选材大多是与老百姓的疾苦、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真人真事。
例如，1915年由“善传奇”闽剧班创作，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郑奕奏主演的《孤儿血》，就是剧作家严天铎根据当时的一篇新闻编写的。该剧描述了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真实故事。接下来由“宝发班”创作上演的《古田案》，则表现古田人民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侵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再后来由剧作家严天铎编剧、“庆然班”演出的《伍老与周良显》，更是在福州地区引起强烈反响。该剧根据清代乾隆末年发生在福州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创作，尖锐地揭示了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许多闽剧班争相上演，观众称它是戏剧舞台上的《官场现形记》。闽剧界创作上演的“时装戏”还有《蔡松波》《新茶花》《玻璃恨》《蒋老五殉情记》《三刺孙传芳》《马占山》《不得已》《柳絮春》《湖北彩票》《救国救民》等一大批剧目，这些剧目大多根据“时事”创作，思想积极进步，起到很好的反帝反封建宣传作用。
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闽剧界更是以“时装戏”为武器，创作上演了 《卢沟桥》《夜光杯》《马江小景》《壮烈牺牲》等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剧目，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由著名旦角黄荫雾主演的《夜光杯》，不仅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成为闽剧“时装戏”的一座里程碑。回顾福建戏剧界自革命之后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闽剧所创作上演的“时装戏”剧目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当中高居首位，其它剧种难以与之比拟。而且，闽剧这种善于编演“时装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上演的《九命沉冤》以及后来创作上演的《红桔记》《红色少年》《红桥》等，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创作的。
那么，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居全省之冠的“时装戏”对闽剧的剧种特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头再看看“时装戏”所兴起的那个时代。
时代产物与剧种个性
自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大地发生了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大革命，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更是把思想的解放，文化的革命推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向国外学习引进先进思想文化，戏剧方面当然也不例外。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以中国留学生李叔同、曾孝谷为首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选场，首开中国人演西方话剧的先河。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春柳社”成员的陆续归国，西方话剧也被引进到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时期的中国话剧成为“新剧”，又叫“文明戏”，以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戏曲。“新剧”自从它到中国落户的那一天起，就以它内容的现实性，思想的进步性，以及艺术形式的不断创新，为中国舞台带来一场革命。
“新剧”给“旧戏”的冲击，促使戏曲“时装戏”的诞生。“时装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与它父亲“新剧”同样的血统、同样的性格、同样的特征。而闽剧在它发育成熟的时候输进了这样的血液，这对于其剧种特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新剧”所活动的地点是在上海、苏州、常州、无锡、杭州等一些开发较早的都市，因而，“新剧”带有明显“都市戏剧”的特点。都市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比较发达先进的地方，也是容易受政治时势波动、思想文化潮流影响的地方。都市的生活追逐潮流，喜新厌旧，都市的戏剧也总随着日新月异的生活而不断变化。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期，“都市戏剧”这种求变求新的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闽剧的主要活动地点福州也是福建省的一个都市，因此，闽剧也难免带有“都市戏剧”的特点，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衍变，它重前瞻而不重后顾、重革新而不重继承，最终形成“善于吸收，勇于创新，紧跟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剧种个性。
最具特色的剧目
善于吸收、勇于革新并非就没有剧种特色，要问闽剧最具特色的剧目是哪一个，应该属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由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主演的《贻顺哥烛蒂》。最初观看，会让人感觉其好像是“文明戏”，它具有非常明显的闽剧“时装戏”特点，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闽剧“时装戏”结出来的硕果。林务夏所塑造的贻顺哥，从观察体验生活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像当年黄荫雾在“时装戏”《夜光杯》里塑造郁丽丽一样，采用的也是“新剧”（话剧）式的创作方法。这和旧戏曲由行当程式入手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表演特色很难说得清楚具体，更难一招一式地教学传承。林务夏以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把贻顺哥刻画得出神入化，一点“话剧加唱”之嫌都没有。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得《贻顺哥烛蒂》大放异彩，不仅让福州的百姓争相观看，众口交誉，而且让北京来的戏剧专家田汉、老舍、阳翰笙、曹禺等拍手叫好，题诗留念。 《贻顺哥烛蒂》是闽剧的经典之作，不管是剧本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还是表演的二度创作以及音乐唱腔、舞美设计等，都是闽剧最具鲜明个性的一个剧目，也是其它剧种最难移植的一个剧目。2013年10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精心打造新版《贻顺哥烛蒂》，应邀赴法国参加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巴黎中国传统戏剧节”，贻顺哥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朱善根荣获最佳男演员奖。
紧跟时代发展的精神
这种紧跟时代发展的精神从“时装戏”以后成为闽剧的一种传统延续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闽剧改编整理的传统戏，创作的古装戏、历史剧、现代戏，都能够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例如《炼印》《六离门》《荔枝换绛桃》《陈若霖斩皇子》《梅玉配》《洪武鞭侯》《林则徐充军》《彩云归》《曲判记》《天鹅宴》《丹青魂》《王茂生进酒》《红豆缘》《潘金莲》《别妻书》《王莲莲拜香》等等。尤其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古装戏《贬官记》，因浓厚的时代气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荣获“文化新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入选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又获首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
《贬官记》有一个传奇故事。在当今时代能够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影片，不管是国产或进口的，传奇性的故事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例如《集结号》 《拯救大兵瑞恩》等。但是，传奇性绝不是为了“奇”而胡编乱造，必须具有深刻思想文化内涵，能够发人深省。在《贬官记》的故事里，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贬官文化”和“青楼文化”。“贬官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当官执政“达则兼济天下”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出路，贬官是相当沉重的打击。然而仕途险恶，贬官又似乎是正直之士很难避免的遭遇，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就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几大家皆是屡遭贬谪的官，因此，历代的贬官留下了一份丰厚的“贬官文化”。遭贬时写下的诗文，大多悲愤难禁催人泪下，例如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贬官文化”里也有另一种乐观豁达，心胸开阔的内涵，例如，那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吟唱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被贬到当时最为荒凉的岭南，苏东坡依旧写出极其乐观的词句：“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再如岳阳楼上范仲淹奋笔而书：“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坦坦荡荡，乐观昂扬的浩然正气，千百年来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贬官记》还包涵着另一个重要的“青楼文化”，说到青楼，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一大列千古传唱的名字，她们有柳如是、顾横波、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等，这些青楼女子不仅以出色的才情，留下了诗词书画作品，更以高尚的情操，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些非凡的女性，以出众的才华情操显示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衬托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们。在 《贬官记》里，青楼女子张岫玉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娶了她，边一笑“乌纱渐小终不悔”，这个人物形象的高低衬托了边一笑情感品格的高低。她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不辞劳苦不畏人言，尽她的才华当好贬官的贤内助，以至三省巡按崔云龙对她有了了解之后，慨然而叹：“这气度，岂象青楼卖笑女？似荷花，污泥不染自风采。”“贬官文化”有关理想、事业，“青楼文化”则有关人性、爱情，具有很普遍的意义，《贬官记》因此深受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各阶层观众的欢迎。
向前看的眼光、紧跟时代发展成为闽剧的一种传统，它使闽剧不僵化不保守，难以把剧种特色讲得清楚具体，但也因此能够与观众拉近距离。中国文联的一位著名理论家曾说，我们的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经常分离，应该尽力寻找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合点，让核心价值观被更多的普通百姓认可、接受、欢迎。在这方面，闽剧的“时装戏”曾经有过极为成功的经验，这是闽剧难得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养分，知天时尽人力，让闽剧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更清醒地向前看，更加健全地向前发展。
为什么闽剧的剧种特色难以讲清
资深闽剧艺术家认为：“闽剧虽然历史不短，但它是向前看的。”闽剧“向前看”的眼光，使它没有定型的剧种特色，具有“善于吸收，勇于革新，紧跟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创新精神。
这种不断变革的特色与闽剧的发展历史有关，尤其是与闽剧在趋于成熟时期蓬勃兴起的“时装戏”有着很大的关系。闽剧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福州西郊洪塘人曹学佺的家班“儒林班”。它经过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吸收了大量来自各地的艺术成分（包括“江湖班”、“平讲班”、民间小调以及徽班等等），到二十世纪初，形成地方剧种的成熟形态。在闽剧发展成熟的过程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蓬勃兴起的“时装戏”对闽剧“紧跟时代发展”的个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时装戏”
倘若我们留心注意一下在辛亥革命之后闽剧所上演的剧目就会发现，一种新时代的产物——“时装戏”伴随着日趋成熟的闽剧不断成长发展。“时装戏”又称“时事戏”，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现代戏”，但它更有“时事焦点”的意味。“时装戏”的选材大多是与老百姓的疾苦、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真人真事。
例如，1915年由“善传奇”闽剧班创作，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郑奕奏主演的《孤儿血》，就是剧作家严天铎根据当时的一篇新闻编写的。该剧描述了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真实故事。接下来由“宝发班”创作上演的《古田案》，则表现古田人民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侵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再后来由剧作家严天铎编剧、“庆然班”演出的《伍老与周良显》，更是在福州地区引起强烈反响。该剧根据清代乾隆末年发生在福州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创作，尖锐地揭示了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许多闽剧班争相上演，观众称它是戏剧舞台上的《官场现形记》。闽剧界创作上演的“时装戏”还有《蔡松波》《新茶花》《玻璃恨》《蒋老五殉情记》《三刺孙传芳》《马占山》《不得已》《柳絮春》《湖北彩票》《救国救民》等一大批剧目，这些剧目大多根据“时事”创作，思想积极进步，起到很好的反帝反封建宣传作用。
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闽剧界更是以“时装戏”为武器，创作上演了 《卢沟桥》《夜光杯》《马江小景》《壮烈牺牲》等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剧目，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由著名旦角黄荫雾主演的《夜光杯》，不仅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成为闽剧“时装戏”的一座里程碑。回顾福建戏剧界自革命之后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闽剧所创作上演的“时装戏”剧目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在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当中高居首位，其它剧种难以与之比拟。而且，闽剧这种善于编演“时装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初创作上演的《九命沉冤》以及后来创作上演的《红桔记》《红色少年》《红桥》等，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加工创作的。
那么，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这种居全省之冠的“时装戏”对闽剧的剧种特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头再看看“时装戏”所兴起的那个时代。
时代产物与剧种个性
自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大地发生了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大革命，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更是把思想的解放，文化的革命推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向国外学习引进先进思想文化，戏剧方面当然也不例外。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以中国留学生李叔同、曾孝谷为首的“春柳社”在日本演出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选场，首开中国人演西方话剧的先河。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春柳社”成员的陆续归国，西方话剧也被引进到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个时期的中国话剧成为“新剧”，又叫“文明戏”，以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戏曲。“新剧”自从它到中国落户的那一天起，就以它内容的现实性，思想的进步性，以及艺术形式的不断创新，为中国舞台带来一场革命。
“新剧”给“旧戏”的冲击，促使戏曲“时装戏”的诞生。“时装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与它父亲“新剧”同样的血统、同样的性格、同样的特征。而闽剧在它发育成熟的时候输进了这样的血液，这对于其剧种特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新剧”所活动的地点是在上海、苏州、常州、无锡、杭州等一些开发较早的都市，因而，“新剧”带有明显“都市戏剧”的特点。都市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比较发达先进的地方，也是容易受政治时势波动、思想文化潮流影响的地方。都市的生活追逐潮流，喜新厌旧，都市的戏剧也总随着日新月异的生活而不断变化。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期，“都市戏剧”这种求变求新的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闽剧的主要活动地点福州也是福建省的一个都市，因此，闽剧也难免带有“都市戏剧”的特点，它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衍变，它重前瞻而不重后顾、重革新而不重继承，最终形成“善于吸收，勇于创新，紧跟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剧种个性。
最具特色的剧目
善于吸收、勇于革新并非就没有剧种特色，要问闽剧最具特色的剧目是哪一个，应该属福建省实验闽剧院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由著名闽剧表演艺术家林务夏主演的《贻顺哥烛蒂》。最初观看，会让人感觉其好像是“文明戏”，它具有非常明显的闽剧“时装戏”特点，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闽剧“时装戏”结出来的硕果。林务夏所塑造的贻顺哥，从观察体验生活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像当年黄荫雾在“时装戏”《夜光杯》里塑造郁丽丽一样，采用的也是“新剧”（话剧）式的创作方法。这和旧戏曲由行当程式入手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此，表演特色很难说得清楚具体，更难一招一式地教学传承。林务夏以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把贻顺哥刻画得出神入化，一点“话剧加唱”之嫌都没有。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得《贻顺哥烛蒂》大放异彩，不仅让福州的百姓争相观看，众口交誉，而且让北京来的戏剧专家田汉、老舍、阳翰笙、曹禺等拍手叫好，题诗留念。 《贻顺哥烛蒂》是闽剧的经典之作，不管是剧本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还是表演的二度创作以及音乐唱腔、舞美设计等，都是闽剧最具鲜明个性的一个剧目，也是其它剧种最难移植的一个剧目。2013年10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精心打造新版《贻顺哥烛蒂》，应邀赴法国参加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巴黎中国传统戏剧节”，贻顺哥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朱善根荣获最佳男演员奖。
紧跟时代发展的精神
这种紧跟时代发展的精神从“时装戏”以后成为闽剧的一种传统延续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闽剧改编整理的传统戏，创作的古装戏、历史剧、现代戏，都能够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例如《炼印》《六离门》《荔枝换绛桃》《陈若霖斩皇子》《梅玉配》《洪武鞭侯》《林则徐充军》《彩云归》《曲判记》《天鹅宴》《丹青魂》《王茂生进酒》《红豆缘》《潘金莲》《别妻书》《王莲莲拜香》等等。尤其是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古装戏《贬官记》，因浓厚的时代气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荣获“文化新剧目奖”、“五个一工程奖”，入选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剧目，又获首届“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
《贬官记》有一个传奇故事。在当今时代能够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影片，不管是国产或进口的，传奇性的故事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例如《集结号》 《拯救大兵瑞恩》等。但是，传奇性绝不是为了“奇”而胡编乱造，必须具有深刻思想文化内涵，能够发人深省。在《贬官记》的故事里，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贬官文化”和“青楼文化”。“贬官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当官执政“达则兼济天下”是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出路，贬官是相当沉重的打击。然而仕途险恶，贬官又似乎是正直之士很难避免的遭遇，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就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几大家皆是屡遭贬谪的官，因此，历代的贬官留下了一份丰厚的“贬官文化”。遭贬时写下的诗文，大多悲愤难禁催人泪下，例如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贬官文化”里也有另一种乐观豁达，心胸开阔的内涵，例如，那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吟唱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被贬到当时最为荒凉的岭南，苏东坡依旧写出极其乐观的词句：“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再如岳阳楼上范仲淹奋笔而书：“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坦坦荡荡，乐观昂扬的浩然正气，千百年来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贬官记》还包涵着另一个重要的“青楼文化”，说到青楼，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一大列千古传唱的名字，她们有柳如是、顾横波、李香君、董小宛、杜十娘等，这些青楼女子不仅以出色的才情，留下了诗词书画作品，更以高尚的情操，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些非凡的女性，以出众的才华情操显示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衬托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们。在 《贬官记》里，青楼女子张岫玉是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娶了她，边一笑“乌纱渐小终不悔”，这个人物形象的高低衬托了边一笑情感品格的高低。她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不辞劳苦不畏人言，尽她的才华当好贬官的贤内助，以至三省巡按崔云龙对她有了了解之后，慨然而叹：“这气度，岂象青楼卖笑女？似荷花，污泥不染自风采。”“贬官文化”有关理想、事业，“青楼文化”则有关人性、爱情，具有很普遍的意义，《贬官记》因此深受大江南北、海峡两岸各阶层观众的欢迎。
向前看的眼光、紧跟时代发展成为闽剧的一种传统，它使闽剧不僵化不保守，难以把剧种特色讲得清楚具体，但也因此能够与观众拉近距离。中国文联的一位著名理论家曾说，我们的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经常分离，应该尽力寻找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合点，让核心价值观被更多的普通百姓认可、接受、欢迎。在这方面，闽剧的“时装戏”曾经有过极为成功的经验，这是闽剧难得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养分，知天时尽人力，让闽剧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更清醒地向前看，更加健全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