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边塞诗派，就不能不提起陈子昂。陈子昂横扫齐梁诗风，对诗风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盛唐诗歌开辟大道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除此高功外。两度从军的陈子昂开边塞诗的端倪，并唱出了边塞诗人的壮志豪情。他将其亲身经历、体验到的战争残酷场面、塞外风光、边区民俗和社会面貌，及征人离家的各种情思发之于诗歌，有的雄奇、有的缠绵……在表达爱国精神的基础上，也从侧面反映出如将帅和士兵之间的矛盾，及兵役制度的腐败给士兵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等，使这些诗篇显现出深广的内容和时代特色。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军，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军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军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军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纵观中国文化历史，把中国西部的自然、人、文化较早置于诗人的艺术视野并成功地表现西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和谐与对立各种关系的诗派，当数唐代以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的诗人。边塞诗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不仅继承了我国诗歌创作的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在题材的拓展，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诗歌的意境丰富和深化上等，都有重大的超越。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边塞诗派的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不仅在当时推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唐诗作为唐代文学代表奠定坚实基础，而且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边塞诗派所表现的社会复杂内容以独具特色的诗风，其诗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显现其“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在中国源远流长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校：扬子)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军，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军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军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军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纵观中国文化历史，把中国西部的自然、人、文化较早置于诗人的艺术视野并成功地表现西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和谐与对立各种关系的诗派，当数唐代以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的诗人。边塞诗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不仅继承了我国诗歌创作的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在题材的拓展，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诗歌的意境丰富和深化上等，都有重大的超越。岑参、高适和王昌龄等边塞诗派的诗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不仅在当时推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唐诗作为唐代文学代表奠定坚实基础，而且为后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边塞诗派所表现的社会复杂内容以独具特色的诗风，其诗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显现其“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在中国源远流长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校：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