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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题中应有之义,但 “公开并不等于透明”。
每年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审议政府预算不仅时间短促,而且纷纷抱怨“看不懂”,看不懂自然没法审议。尽管舆论呼吁人大代表对看不懂的预算草案投上反对票,但这样做的人大代表毕竟是极少数,于是预算草案年年让人看不懂,却年年能够顺利通过。中央政府的预算是这样,各地方、各部门的预算也是如此。
政府预算晦涩难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此,有一种说法是预算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士自然看不懂,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就是这么说的。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每个人都能懂,预算报告也存在专业问题,不需要每个代表都能看懂。”
我们确实不懂也无需弄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我们不需要对这个高深的理论实施监督;但政府预算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就需要弄清并监督钱是怎么花的,这是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也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前提。如果“专业性”可以成为逃避预算监督的挡箭牌,那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其一,在其他一些国家,普通民众为何能够看懂政府预算?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比中国人的智商高,还是他们的政府预算编制不够专业?我想都不是,而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唯恐民众看不懂政府预算,千方百计地让预算变得通俗易懂,便于民众监督,以证明政府的廉洁和高效,赢得民众的称赞。这就如同一个仆人替主人办事,总是向主人交代清楚钱是怎么花的,以证明自己没有贪没,求得主人的好感。我们的各级各地官员经常去国外考察、学习、取经,花费公帑无数,人家的预算是如何编制的、如何公开的、如何让民众看懂的,这些好经可否取些回来?
其二,国内也有让人看得懂的政府预算,比如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政府公开的预算开支,吃饭、烟酒、矿泉水、纸笔、车费等开支一目了然,细化到“购买信纸花费1.5元”的地步,普通民众自然看得懂。乡政府能这样做,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中央部委为何不能?中央政府为何不能?顶多是账目繁杂一些、账本厚重一些罢了。当“上行下效”无行可效,那么“下行上效”总该成为一种倒逼力量和一种行政自觉。
其三,很多部委的领导也非财政专业人士,他们是否也看不懂本单位的预算,不过问、搞不清本单位的钱是怎么花的?显然不可能!那么,各地方、各部门能否将呈给领导审查的账本公之于众?我就不相信普通民众看不懂。
其四,如果“专业性”是预算公开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普通民众及人大代表看不懂政府预算实属“正常”,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预算将永远无法接受民众监督,政府花钱永远不受约束?
问题其实是明摆着的,政府预算公开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专业性”问题,所谓预算,说到底不过是计划花多少钱、实际花了多少钱、钱花在了哪里,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有关方面若有足够的诚意,自然能够深入浅出,化专业为通俗,化粗略为细致。
一些单位之所以在预算公开方面遮遮掩掩,实际上正是底气不足之缘故,有些钱花得不合理、不正当、不合法,浪费了、挪用了甚至贪污了——国家审计署每年发布的审计报告即为明证,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贪污近2个亿、每天职务消费近4万元即为典型——预算开支中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自然不能详细公开,不便让人看懂,不敢接受监督。反之,以“专业性”作为逃避预算监督的挡箭牌,便可留下巨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比如办公楼可以修得更漂亮一点,汽车可以添置得更豪华一点,出国考察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等等。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批评政府。民众监督政府的重中之重在于监督政府财政,因此,哪怕政府预算确有一定的专业性,各地方、各部门也要想方设法为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创造条件,这是政府的职责所系、义务所在,而任何妨碍民众看懂预算、监督预算的招数和借口,都是对民众知情权、监督权的侵犯,都与建设现代法治政府和现代财政体制的方向背道而驰。
政府预算公开显然不能靠自觉,中央应该拿出更有力、更明确的措施,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当然,这首先需要中央政府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以看得见的诚意、看得懂的预算公开接受民众监督。■
每年的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审议政府预算不仅时间短促,而且纷纷抱怨“看不懂”,看不懂自然没法审议。尽管舆论呼吁人大代表对看不懂的预算草案投上反对票,但这样做的人大代表毕竟是极少数,于是预算草案年年让人看不懂,却年年能够顺利通过。中央政府的预算是这样,各地方、各部门的预算也是如此。
政府预算晦涩难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此,有一种说法是预算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士自然看不懂,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就是这么说的。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说得更加直截了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每个人都能懂,预算报告也存在专业问题,不需要每个代表都能看懂。”
我们确实不懂也无需弄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我们不需要对这个高深的理论实施监督;但政府预算花的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就需要弄清并监督钱是怎么花的,这是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也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前提。如果“专业性”可以成为逃避预算监督的挡箭牌,那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其一,在其他一些国家,普通民众为何能够看懂政府预算?是这些国家的民众比中国人的智商高,还是他们的政府预算编制不够专业?我想都不是,而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唯恐民众看不懂政府预算,千方百计地让预算变得通俗易懂,便于民众监督,以证明政府的廉洁和高效,赢得民众的称赞。这就如同一个仆人替主人办事,总是向主人交代清楚钱是怎么花的,以证明自己没有贪没,求得主人的好感。我们的各级各地官员经常去国外考察、学习、取经,花费公帑无数,人家的预算是如何编制的、如何公开的、如何让民众看懂的,这些好经可否取些回来?
其二,国内也有让人看得懂的政府预算,比如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政府公开的预算开支,吃饭、烟酒、矿泉水、纸笔、车费等开支一目了然,细化到“购买信纸花费1.5元”的地步,普通民众自然看得懂。乡政府能这样做,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中央部委为何不能?中央政府为何不能?顶多是账目繁杂一些、账本厚重一些罢了。当“上行下效”无行可效,那么“下行上效”总该成为一种倒逼力量和一种行政自觉。
其三,很多部委的领导也非财政专业人士,他们是否也看不懂本单位的预算,不过问、搞不清本单位的钱是怎么花的?显然不可能!那么,各地方、各部门能否将呈给领导审查的账本公之于众?我就不相信普通民众看不懂。
其四,如果“专业性”是预算公开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普通民众及人大代表看不懂政府预算实属“正常”,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预算将永远无法接受民众监督,政府花钱永远不受约束?
问题其实是明摆着的,政府预算公开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专业性”问题,所谓预算,说到底不过是计划花多少钱、实际花了多少钱、钱花在了哪里,并不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有关方面若有足够的诚意,自然能够深入浅出,化专业为通俗,化粗略为细致。
一些单位之所以在预算公开方面遮遮掩掩,实际上正是底气不足之缘故,有些钱花得不合理、不正当、不合法,浪费了、挪用了甚至贪污了——国家审计署每年发布的审计报告即为明证,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贪污近2个亿、每天职务消费近4万元即为典型——预算开支中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自然不能详细公开,不便让人看懂,不敢接受监督。反之,以“专业性”作为逃避预算监督的挡箭牌,便可留下巨大的暗箱操作空间,比如办公楼可以修得更漂亮一点,汽车可以添置得更豪华一点,出国考察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等等。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批评政府。民众监督政府的重中之重在于监督政府财政,因此,哪怕政府预算确有一定的专业性,各地方、各部门也要想方设法为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创造条件,这是政府的职责所系、义务所在,而任何妨碍民众看懂预算、监督预算的招数和借口,都是对民众知情权、监督权的侵犯,都与建设现代法治政府和现代财政体制的方向背道而驰。
政府预算公开显然不能靠自觉,中央应该拿出更有力、更明确的措施,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当然,这首先需要中央政府身体力行,作出表率,以看得见的诚意、看得懂的预算公开接受民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