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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主义实质：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
官本主义就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本主义严格来讲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权贵。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首先，中国传统是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体系。社会都要有等级，没有等级会乱套，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化。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化，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官本位等级体系，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除非你到“江湖”，只要不在“江湖”，你就要到体制中来，总有一套体系等着你，这就是官本位等级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官秩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
这套体系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一直到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如果只是把官员进行如此划分也就不稀奇，关键是也用此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在传统中国你只要进入体制内部，想光宗耀祖，想活得人模人样，单有钱是不行的，单有脸蛋也不行，必须得有官爵。这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本位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
在传统社会，官和爵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官是爵的本质，有什么官就有什么权力。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
按照传统中国的习惯，不单生前，死后的荣誉甚至更重要。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套这样的制度，官做到什么级别，官员品行如何，死了以后也有“谥号”，实际就是死后的一种荣誉。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
官本主义表现三：什么级别官员就享受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高官要想获利，首先的利益就是物质资源。所以官总是与资源配置连在一起，什么级别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在中国古代，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直接反映物质资源等级，因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来称呼，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资源分配也体现在住的方面，就是官邸。官邸规定非常严格，能有几间房子，连厢房、正房怎么配置都有规定。比如在明代，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如果违反，重者杀头，轻则革掉官职。还有出行，以前是轿子，有三十二抬大轿，八抬大轿，四抬大轿，不是因为坐轿者体重不同，而是其官爵等级不同。
官本主义表现四：不同官爵有用来衬托官员威严的不同礼仪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官爵有一套不同的礼仪。
比如服装，现在骂人有一句很流行的成语，叫“衣冠禽兽”，起初就是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没有贬义，代表你是公家的人。不同官职服装不一样，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不同的，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后来官员变得贪污腐败，百姓恨贪官，“衣冠禽兽”便变成一个贬义词。就像现在的“小姐”称呼一样，很好的一个称呼被糟蹋了。
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官员必须有一套仪仗。中国古代叫鸣锣开道，不同的官有不同的仪仗，用这套仪式来衬托官员的威严。中国传统就是上朝次序也很讲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排座位。
官本主义表现五：等级特权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
第五，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力。刚才谈到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特权分配体制。
在传统社会，除衣食住行外，等级特权还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官荫”，指父亲或爷爷当官的，子孙也可以享受官员的庇荫。不同朝代有不同规定，比如明代，父亲是正一品，儿子可以做从五品的官员，这是非常典型的特权制度。另一方面是国家办的官学。朝廷办的一些官方学校不是一般孩子能上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子女。
还有最“要命”的一个特权，就是官员犯了罪以后，可以用他的官职去抵。中国古代有“官当”和“八议”，所谓“八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凡属“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类官员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机关不得对他们进行审判，而须由皇帝裁决，并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绩对刑罚进行减免。
官本主义表现六：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和道德也高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说，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 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主持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
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编撰了《四库全书》。但后人校对时发现有很多错别字，大家觉得很奇怪，《四库全书》是由大学士纪晓岚这些饱学之士编撰的，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确实比这些饱学之士高。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也是个奴才。有些人便故意写几个错别字，由皇帝改，让他高兴。但皇帝不是每本书稿都能审看的，改不过来，所以就留下不少错别字。
不单是文化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也是这样，谁的官大，谁的道德水平就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哪怕事实上某个官员的道德真的很差，但只要官比你大，就可以教训你。
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如果说中国是官本主义，那怎么评价君主主义？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君主主义。
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官本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弊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依然值得深入研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今天我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不过，我始终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摘编自法治政府网）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官本主义就是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官本主义严格来讲是一种权力本位主义。
在官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制，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你会发现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不是商人，而是官员。1999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过去1000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坤、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权贵。
官本主义表现一：社会等级体系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
首先，中国传统是官本位的等级社会体系。社会都要有等级，没有等级会乱套，现代政治的理性就是科层化。但中国传统社会不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化，而是整个社会都纳入到官本位等级体系，整个社会的等级体系都建立在权力本位之上。进入官方体制之内的任何人都被分成三六九等，所有这些等级最终都可以用官秩等级来折算。除非你到“江湖”，只要不在“江湖”，你就要到体制中来，总有一套体系等着你，这就是官本位等级体系，体系内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官秩来衡量你的社会地位。
这套体系从西周春秋就开始形成，一直到清代。清朝将所有官员分为九品十八级，如果只是把官员进行如此划分也就不稀奇，关键是也用此划定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的等级地位。在传统中国你只要进入体制内部，想光宗耀祖，想活得人模人样，单有钱是不行的，单有脸蛋也不行，必须得有官爵。这就是官本位的等级体系。
官本主义表现二：官越大社会荣誉越高
第二，社会的荣誉体系也建立在官本位之上，官越大，荣誉越高。
在传统社会，官和爵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虽然官职并不直接与其爵号等同，但通常只有拥有一定官职的人才能封爵，官是爵的本质，有什么官就有什么权力。历朝历代的达官贵人除了本职外，通常还有形形色色的爵位、散阶、官号、名位、加衔等，后者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荣誉。
按照传统中国的习惯，不单生前，死后的荣誉甚至更重要。每一个朝代都有一套这样的制度，官做到什么级别，官员品行如何，死了以后也有“谥号”，实际就是死后的一种荣誉。对达官贵人死后的名号，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制度，即“谥法”。“生无爵，死无谥”，几乎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定例。
官本主义表现三：什么级别官员就享受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第三，官本位的资源分配体系。高官要想获利，首先的利益就是物质资源。所以官总是与资源配置连在一起，什么级别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权。
在中国古代，官阶与官秩总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些朝代官秩就直接反映物质资源等级，因为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就是粮食，汉代的官职常常以“二千石”、“比二千石”、“一千石”、“比一千石”等来称呼，汉朝的职官制十分详尽规定了不同级别的官员所对应的俸禄。到了传统社会的晚期，官秩则同时以货币和食物计算，而以货币为主。按照清定制，最高官爵的亲王，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正一品文官，岁俸银180两禄米180斛；从九品官，岁俸银31两5钱禄米31斛半。
资源分配也体现在住的方面，就是官邸。官邸规定非常严格，能有几间房子，连厢房、正房怎么配置都有规定。比如在明代，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三间，五架。如果违反，重者杀头，轻则革掉官职。还有出行，以前是轿子，有三十二抬大轿，八抬大轿，四抬大轿，不是因为坐轿者体重不同，而是其官爵等级不同。
官本主义表现四：不同官爵有用来衬托官员威严的不同礼仪
第四，官本位的社会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官爵有一套不同的礼仪。
比如服装，现在骂人有一句很流行的成语，叫“衣冠禽兽”，起初就是明朝官服的法定礼仪，没有贬义，代表你是公家的人。不同官职服装不一样，从正一品到从九品是不同的，文官服装绣禽，武官服装绘兽。后来官员变得贪污腐败，百姓恨贪官，“衣冠禽兽”便变成一个贬义词。就像现在的“小姐”称呼一样，很好的一个称呼被糟蹋了。
仪仗体现官员的威严，官员必须有一套仪仗。中国古代叫鸣锣开道，不同的官有不同的仪仗，用这套仪式来衬托官员的威严。中国传统就是上朝次序也很讲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排座位。
官本主义表现五：等级特权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
第五，官本位的等级特权体系。总体上说，传统政治就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无处不在。在官本主义条件下，特权实质上体现为官僚的等级权力。刚才谈到的资源分配体制，就是一种特权分配体制。
在传统社会，除衣食住行外，等级特权还分布在社会各个重要领域，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官荫”，指父亲或爷爷当官的，子孙也可以享受官员的庇荫。不同朝代有不同规定，比如明代，父亲是正一品，儿子可以做从五品的官员，这是非常典型的特权制度。另一方面是国家办的官学。朝廷办的一些官方学校不是一般孩子能上的，也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子女。
还有最“要命”的一个特权，就是官员犯了罪以后，可以用他的官职去抵。中国古代有“官当”和“八议”，所谓“八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凡属“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类官员一旦犯罪，普通的司法机关不得对他们进行审判，而须由皇帝裁决，并按照犯人的身份功绩对刑罚进行减免。
官本主义表现六：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和道德也高
第六，官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官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说，谁的官大，谁的权力大，谁的学问也大。 传统体制下谁的官最大？皇帝最大，所以皇帝的学问也最大。皇帝不仅是民之“人主”，也是思想的导师和道德的楷模。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而且十分专断残暴，但他成功地建立了明王朝，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因而，他便有资格主持编著《御制大诰》，让举国上下人人学习传诵。
大家都知道乾隆朝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编撰了《四库全书》。但后人校对时发现有很多错别字，大家觉得很奇怪，《四库全书》是由大学士纪晓岚这些饱学之士编撰的，怎么会有错别字呢？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乾隆皇帝要审稿，他审出错别字，就特高兴，觉得自己的学问确实比这些饱学之士高。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是大学士，但在皇帝面前也是个奴才。有些人便故意写几个错别字，由皇帝改，让他高兴。但皇帝不是每本书稿都能审看的，改不过来，所以就留下不少错别字。
不单是文化知识水平，道德水平也是这样，谁的官大，谁的道德水平就高，谁的官职高，谁就拥有更大的道德裁量权，哪怕事实上某个官员的道德真的很差，但只要官比你大，就可以教训你。
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如果说中国是官本主义，那怎么评价君主主义？官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君主主义。
在整个官僚体系中，君主居于最高权力地位，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总代表。皇帝是“人主”，不仅是民的主人，也是官的主人，君主主义是官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官本主义是君主主义的日常形态，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是官本主义。
官本主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几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官本主义这种传统体制最终被我们中华民族无情抛弃了，分别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官本主义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和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弊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影响，依然值得深入研究。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今天我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重新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不过，我始终认为，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义的惟一途径。
（摘编自法治政府网）
俞可平，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政府创新等，以著作《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