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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体现了对人类自身进步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反思。这种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怀疑和抛弃，也反映了人类对今后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的憧憬和向往。
蕾切尔·卡逊用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明灯
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
1962年，一位瘦弱的、身患癌症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用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第一次对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这在当时引发众多争议。由于触犯了农药产业的经济效益，著作出版后，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
197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
同年，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
“里约精神”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共同的未来的期望和对过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反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再次组织和召开了一次全球性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便是“里约环发峰会”。这次会议在重申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基础之上，又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3个公约。
《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中明确了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的承诺。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行动计划，确立了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原则。里约峰会中所体现的各国的共同愿景是人类进入更高文明形态的体现。其开创性体现在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性认识。
首先，旧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潜在的隐患。全球性的“绿色革命”主要通过大幅采用先进的生化技术提高产量，通过大量增施化肥与农药来提高农业机械化。里约精神与宣传使人们对过去的农业文明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看清了其威胁，从而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的新道路。
其次，旧的工业发展模式给全球带来了灾难。两次产业革命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同时也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与会者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与发展必须并重。
再次，自然环境的退化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认识到只取不给的单向发展模式，忽视了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条件无异于破坏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必将成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制约。
里约峰会共识的核心是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
一次性国际会议的意义不在于会议当下已经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而在于它的远见与开创性。里约峰会上来之不易的共识与成果是人类以发展的眼光理性地审视自身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关系的结果，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共同的未来的期望和对过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反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今后人类如何走向“我们憧憬的未来”，取决于南北阵营对“里约精神”的执行力
自1992年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很多积极的进展。特别是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重申了“里约精神”的持久价值，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承诺。
在“里约精神”的感召下，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预防全球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防治荒漠化的“里约三公约”开始生效；各国对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度加强。同时，从各国的环保战略中可以看出，对环境污染的解决从“末端治理”逐渐转为要求“全程清洁”安全生产；从当初的污染防治转为对生态系统整体恢复力的保护；管理上转为多部门协调管理；总体战略上强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的同步进行，即协调的发展观。除此之外，环保履约与合作将不断加强。各国都意识到国家间的生态、生物、食品安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污染源、外来入侵种、转基因有害生物的跨境转移问题必须依赖各国及区域组织的通力合作。
自里约峰会过去已有20年，在全球环境问题不断涌现，金融危机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和气候变化等背景下，为了继续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各国决定相聚共议，一同面对人类未来的挑战。
因此，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于当年6月“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峰会秘书长沙祖康强调：“可持续发展不是任由取舍的选择！全人类要在这一个星球上过像样的生活，这是唯一途径。峰会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机会选择这个途径。”由此，与会各方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与“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就20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进展与差距、分歧进行讨论，通过了由193个国家领袖签署的题为《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里约+20峰会虽然如期举行，也通过了成果文本，但各类分歧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南北双方政治互信的缺失，发达国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明确的政治意愿。发达国家有借可持续发展进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考虑，发展中国家虽渴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忧其在基本能力和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条件下急于追求可持续发展，反而会陷入发展的泥淖。
今后人类如何走向“我们憧憬的未来”，取决于南北阵营对“里约精神”的执行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本着达则兼济天下、同舟共济与公平的态度，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对不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督促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承诺的同时，求人不如求己，不断创新，走适合各自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摘编自蒋高明网易博客、百度百科）
蕾切尔·卡逊用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明灯
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
1962年，一位瘦弱的、身患癌症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用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第一次对这一观念提出了质疑，这在当时引发众多争议。由于触犯了农药产业的经济效益，著作出版后，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书中描述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这本书同时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
1972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达成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的共识。
同年，国际著名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
“里约精神”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共同的未来的期望和对过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反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再次组织和召开了一次全球性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便是“里约环发峰会”。这次会议在重申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基础之上，又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3个公约。
《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中明确了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的承诺。制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行动计划，确立了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原则。里约峰会中所体现的各国的共同愿景是人类进入更高文明形态的体现。其开创性体现在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性认识。
首先，旧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潜在的隐患。全球性的“绿色革命”主要通过大幅采用先进的生化技术提高产量，通过大量增施化肥与农药来提高农业机械化。里约精神与宣传使人们对过去的农业文明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看清了其威胁，从而提出了发展生态农业的新道路。
其次，旧的工业发展模式给全球带来了灾难。两次产业革命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同时也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与会者一致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与发展必须并重。
再次，自然环境的退化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认识到只取不给的单向发展模式，忽视了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条件无异于破坏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必将成为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制约。
里约峰会共识的核心是要以公平的原则，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以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
一次性国际会议的意义不在于会议当下已经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而在于它的远见与开创性。里约峰会上来之不易的共识与成果是人类以发展的眼光理性地审视自身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关系的结果，反映了人类对自己共同的未来的期望和对过去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反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
今后人类如何走向“我们憧憬的未来”，取决于南北阵营对“里约精神”的执行力
自1992年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很多积极的进展。特别是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重申了“里约精神”的持久价值，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承诺。
在“里约精神”的感召下，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预防全球变暖、保护生物多样性与防治荒漠化的“里约三公约”开始生效；各国对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度加强。同时，从各国的环保战略中可以看出，对环境污染的解决从“末端治理”逐渐转为要求“全程清洁”安全生产；从当初的污染防治转为对生态系统整体恢复力的保护；管理上转为多部门协调管理；总体战略上强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环境改善的同步进行，即协调的发展观。除此之外，环保履约与合作将不断加强。各国都意识到国家间的生态、生物、食品安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污染源、外来入侵种、转基因有害生物的跨境转移问题必须依赖各国及区域组织的通力合作。
自里约峰会过去已有20年，在全球环境问题不断涌现，金融危机频频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和气候变化等背景下，为了继续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各国决定相聚共议，一同面对人类未来的挑战。
因此，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于当年6月“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峰会秘书长沙祖康强调：“可持续发展不是任由取舍的选择！全人类要在这一个星球上过像样的生活，这是唯一途径。峰会给我们这一代人提供机会选择这个途径。”由此，与会各方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与“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就20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进展与差距、分歧进行讨论，通过了由193个国家领袖签署的题为《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成果文件。
里约+20峰会虽然如期举行，也通过了成果文本，但各类分歧却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南北双方政治互信的缺失，发达国家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明确的政治意愿。发达国家有借可持续发展进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考虑，发展中国家虽渴望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担忧其在基本能力和物质基础尚不具备的条件下急于追求可持续发展，反而会陷入发展的泥淖。
今后人类如何走向“我们憧憬的未来”，取决于南北阵营对“里约精神”的执行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如何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本着达则兼济天下、同舟共济与公平的态度，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对不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督促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承诺的同时，求人不如求己，不断创新，走适合各自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摘编自蒋高明网易博客、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