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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929年7月，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余青松接替高鲁，赴南京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并主持建立天文台事宜。可没想到，他接手的是个烫手山芋。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火，却是往自己身上烧的。
刚一上任，余青松便视察了紫金山北高峰的既定天文台台址，结果发现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如果从事天体研究，必定会带来一些致命的弊端。趁着还没动工，他赶忙呈文中央研究院上报了情况。
不料，迎接他的，却是一片驳难之声——“国立第一天文台必须要建在首都”。这就算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下达了第293号训令，要求“立即建台紫金山北高峰”。
余青松陷入两难之境，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去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告诉他说：“南京既无高山，晴夜又少，湿度却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建台，将来只怕在某些天体研究领域会望天兴叹。”
“其实这些弊端我早就清楚——问题是，国府一开始主要就是从政治目的考虑，而不是按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来同意筹备此台的。”但天文学在这动荡的时局下，又不能不努力谋求发展，否则将来要怎么和欧美齐驱并进？“现在吾辈之行止，已不仅仅是斯台成败之所系。” 蔡元培心里清楚得很，但无可奈何。
余青松想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主意：“将此台分建在两处，院长你看怎么样？”
“哦？愿闻其详。”
“将此台分建在两处：一在南京紫金山北高峰，将来主要侧重颁历授时和行星的观测研究;一在国内另觅适宜高山，如匡庐、泰岳等，以后可在彼地对宇宙天体作全方位的探索……两台实为一体。”
“原来你是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蔡元培笑道。
“不，不完全是。”余青松和蔡元培细细解释了一番自己的想法，其实在国外，设施各有其注重之点，也是类似的做法，“都是于无可奈何中勉筹之变通办法”。
蔡元培同意了余青松的请求：“不过，这些都必须要等到首都台建成方可进行，个中利害，我不说你也明白。”
“太岁”头上动土
这边选址的事情勉强才算解决，那边问题又来了。
就在余青松和蔡元培谈妥的第二天，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传来消息，要将高鲁原来勘定的盘山马路沿线木桩全部毁掉。原因是：这条路在紫金山南麓，是国父孙中山寝陵所在，如果动土，会破坏整座山的风景。要想建天文台的路，可以，不过得从北路重新勘测设计，而且原定赞助修路的一半费用，也“因陵园近年经费亦感支绌，恐无力兑现”。
余青松再次陷入困境。紫金山北麓都是悬崖峭壁，深涧重重，要是在这里修路，距离远不说，还要架设桥梁，得花费更多的钱，以后全台用水，更要从城内自来水厂运过来，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直接接通山南紫霞洞的泉水。
当初高鲁在任时，陵园管理委员会还积极配合，专门派了一个工程组来帮忙，一年之后，为什么又突然变了卦？
余青松思来想去，跑去曾担任过“总理葬事筹备会”主任的杨杏佛那里，问到了答案。原来闹来闹去，都是“骄横无理，而且很迷信”的孙中山长子孙科在干预。杨杏佛还告诉他，当时蒋介石对石头城清凉山的景色大为赞赏，打算把中央研究院所有单位集中到那里去。
余青松忙道不行，清凉山的地理环境，根本就无法进行天文观测研究。最后他和杨杏佛商议一番，决定选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峰做台址，并同去考察了一番。
果然他二人勘定天堡峰台址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就做出了“令国立中央研究院一切建筑集中南京城内清凉山”的决议。杨杏佛又是几经周折，才算保住了他和余青松的计划。
却是一波三折，通向天堡峰的盘山马路初步路线刚开始测量两天，工程师就被调往镇江急用，最后余青松拿着工具，自己上场设计起来了。
牛头不对马嘴，中式风格天文台？
1929年10月6日，通往天文台的南京地区首筑第一条盘山马路修建完成后，余青松带着天文台蓝图，去见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夏光宇，对方告诉他：“天文台的设计太西洋化，我看应按陵园建筑的标准和要求，全部用中式风格重新设计绘造。”
这真是门外汉瞎指挥。天文台必须要有能360°转动的圆观测室屋顶，而“圆屋顶即非中国之体制”，“故天文台实无从完全建成中国式之特色。”余青松忙说。
夏光宇却一意孤行，认为天文台在陵园范围中，就要保持一致风格，还说：“为筹备这次‘双十’期间首都各界人士谒陵事，兄弟尚有公务在身，恕不多陪！”
余青松心灰意冷，只得离去。但20天后，夏光宇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由余青松亲手设计绘制的“中式天文台”蓝图，并附着他在美国理海大学获得的土木建筑系学士证书。
两天后，孙科下达了“同意照图开建”的训示。
好事多磨，排除了重重阻碍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终于可以开建。但因为经费短缺，营造商又多数没有建造天文台的经验，再加上要在高山上施工，公开招标竟前前后后经历了7次“流产”。
最后余青松只得亲自上阵，主持建筑工作。筹备4年之久的紫金山天文台，终于在1931年5月破土动工。这座天文台大到观测室，小到员工宿舍、蓄水池、电缆装置和防火设施，几乎所有的建筑，都由余青松绘图设计。
因时局动荡，经费短缺，天文台建设捉襟见肘。这年8月11日，长江中下游又发生了61年来未遇的特大水灾。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救灾办法：“全国一切非切要之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救灾专用。中央党部之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作购买赈灾公债。”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余青松又经历了几番周折，多方筹谋求助，天文台终于在1934年8月下旬完工，总造价仅19万元。
省钱归省钱，该花钱的地方，余青松一点都不吝啬，天文观测仪器用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有位日本天文学家在参观时，甚至说：“日本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有能力建出这样的天文台的人！”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落成揭幕典礼举行，中央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实况。蔡元培在祝词中赞道：“余青松先生积数年之劳苦，开远东未有之先声，终建此台……国立第一天文台独立于斯时崛起的东方，必对中国科学进步贡献巨大，建树孔多……”
天上的星星会说话
早在29岁那年，余青松便创立了恒星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协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在世界天文研究领域内被广泛应用。后来他还成为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余青松迅速开展科研工作，进行日食观测、天体研究。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他共拍摄了新星、彗星、银河星云、太阳和变星照片316张。
不久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逼近当时的首都南京，形势日紧，中央研究院也接到了内迁的命令。1938年抵达昆明后，选址再建天文台的事，被余青松提上了日程。他仍旧设计建筑图纸，并主持施工工作。
余青松很有头脑，1936年我国首次派遣日食观测队到日本北海道观测日食时，他便利用留声机发条改装成移动望远镜的动力，代替了笨重的转仪钟。在建设凤凰山天文台时，因为劳力少，他就设计了只要一个工匠就能承担制作的变星仪观测室圆顶，样子还十分美观。
这次的建造虽然没有建紫金山天文台那般周折，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也费了不少精力财力，但好歹观测工作可以继续了。
蔡元培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后，新任院长朱家骅以专家须到国外进修为由，于1941年免去了余青松天文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让同是福建人的张钰哲接替了他。虽然研究所仍聘他为研究员，并薪金不变，但余青松还是选择了离开。他先到了桂林，后来又到了重庆，负责光学仪器和教学仪器的研制工作。
1947年的中国，内战不断，局势依旧动荡，这一次，余青松选择了到加拿大和美国去继续自己的天文事业。晚年时，他致力于绘制星图，部分作品被天文学家门泽尔收录于《天文学》一书中，门泽尔还称他为“伟大的艺术家”。
后来，哈佛大学史密松天文台将1987年12月22日于橡树岭天文台发现的第3797号小行星命名为“余青松”，以纪念他为天文学所做的一切。
1929年7月，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余青松接替高鲁，赴南京任天文研究所所长并主持建立天文台事宜。可没想到，他接手的是个烫手山芋。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这火，却是往自己身上烧的。
刚一上任，余青松便视察了紫金山北高峰的既定天文台台址，结果发现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如果从事天体研究，必定会带来一些致命的弊端。趁着还没动工，他赶忙呈文中央研究院上报了情况。
不料，迎接他的，却是一片驳难之声——“国立第一天文台必须要建在首都”。这就算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下达了第293号训令，要求“立即建台紫金山北高峰”。
余青松陷入两难之境，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去找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告诉他说：“南京既无高山，晴夜又少，湿度却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建台，将来只怕在某些天体研究领域会望天兴叹。”
“其实这些弊端我早就清楚——问题是，国府一开始主要就是从政治目的考虑，而不是按科学研究的实际需要来同意筹备此台的。”但天文学在这动荡的时局下，又不能不努力谋求发展，否则将来要怎么和欧美齐驱并进？“现在吾辈之行止，已不仅仅是斯台成败之所系。” 蔡元培心里清楚得很，但无可奈何。
余青松想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主意：“将此台分建在两处，院长你看怎么样？”
“哦？愿闻其详。”
“将此台分建在两处：一在南京紫金山北高峰，将来主要侧重颁历授时和行星的观测研究;一在国内另觅适宜高山，如匡庐、泰岳等，以后可在彼地对宇宙天体作全方位的探索……两台实为一体。”
“原来你是准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蔡元培笑道。
“不，不完全是。”余青松和蔡元培细细解释了一番自己的想法，其实在国外，设施各有其注重之点，也是类似的做法，“都是于无可奈何中勉筹之变通办法”。
蔡元培同意了余青松的请求：“不过，这些都必须要等到首都台建成方可进行，个中利害，我不说你也明白。”
“太岁”头上动土
这边选址的事情勉强才算解决，那边问题又来了。
就在余青松和蔡元培谈妥的第二天，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传来消息，要将高鲁原来勘定的盘山马路沿线木桩全部毁掉。原因是：这条路在紫金山南麓，是国父孙中山寝陵所在，如果动土，会破坏整座山的风景。要想建天文台的路，可以，不过得从北路重新勘测设计，而且原定赞助修路的一半费用，也“因陵园近年经费亦感支绌，恐无力兑现”。
余青松再次陷入困境。紫金山北麓都是悬崖峭壁，深涧重重，要是在这里修路，距离远不说，还要架设桥梁，得花费更多的钱，以后全台用水，更要从城内自来水厂运过来，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直接接通山南紫霞洞的泉水。
当初高鲁在任时，陵园管理委员会还积极配合，专门派了一个工程组来帮忙，一年之后，为什么又突然变了卦？
余青松思来想去，跑去曾担任过“总理葬事筹备会”主任的杨杏佛那里，问到了答案。原来闹来闹去，都是“骄横无理，而且很迷信”的孙中山长子孙科在干预。杨杏佛还告诉他，当时蒋介石对石头城清凉山的景色大为赞赏，打算把中央研究院所有单位集中到那里去。
余青松忙道不行，清凉山的地理环境，根本就无法进行天文观测研究。最后他和杨杏佛商议一番，决定选紫金山第三峰天堡峰做台址，并同去考察了一番。
果然他二人勘定天堡峰台址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就做出了“令国立中央研究院一切建筑集中南京城内清凉山”的决议。杨杏佛又是几经周折，才算保住了他和余青松的计划。
却是一波三折，通向天堡峰的盘山马路初步路线刚开始测量两天，工程师就被调往镇江急用，最后余青松拿着工具，自己上场设计起来了。
牛头不对马嘴，中式风格天文台？
1929年10月6日，通往天文台的南京地区首筑第一条盘山马路修建完成后，余青松带着天文台蓝图，去见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夏光宇，对方告诉他：“天文台的设计太西洋化，我看应按陵园建筑的标准和要求，全部用中式风格重新设计绘造。”
这真是门外汉瞎指挥。天文台必须要有能360°转动的圆观测室屋顶，而“圆屋顶即非中国之体制”，“故天文台实无从完全建成中国式之特色。”余青松忙说。
夏光宇却一意孤行，认为天文台在陵园范围中，就要保持一致风格，还说：“为筹备这次‘双十’期间首都各界人士谒陵事，兄弟尚有公务在身，恕不多陪！”
余青松心灰意冷，只得离去。但20天后，夏光宇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由余青松亲手设计绘制的“中式天文台”蓝图，并附着他在美国理海大学获得的土木建筑系学士证书。
两天后，孙科下达了“同意照图开建”的训示。
好事多磨，排除了重重阻碍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终于可以开建。但因为经费短缺，营造商又多数没有建造天文台的经验，再加上要在高山上施工，公开招标竟前前后后经历了7次“流产”。
最后余青松只得亲自上阵，主持建筑工作。筹备4年之久的紫金山天文台，终于在1931年5月破土动工。这座天文台大到观测室，小到员工宿舍、蓄水池、电缆装置和防火设施，几乎所有的建筑，都由余青松绘图设计。
因时局动荡，经费短缺，天文台建设捉襟见肘。这年8月11日，长江中下游又发生了61年来未遇的特大水灾。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救灾办法：“全国一切非切要之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救灾专用。中央党部之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作购买赈灾公债。”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余青松又经历了几番周折，多方筹谋求助，天文台终于在1934年8月下旬完工，总造价仅19万元。
省钱归省钱，该花钱的地方，余青松一点都不吝啬，天文观测仪器用的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有位日本天文学家在参观时，甚至说：“日本目前还找不到一个有能力建出这样的天文台的人！”
1934年9月1日，紫金山天文台落成揭幕典礼举行，中央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实况。蔡元培在祝词中赞道：“余青松先生积数年之劳苦，开远东未有之先声，终建此台……国立第一天文台独立于斯时崛起的东方，必对中国科学进步贡献巨大，建树孔多……”
天上的星星会说话
早在29岁那年，余青松便创立了恒星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协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在世界天文研究领域内被广泛应用。后来他还成为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余青松迅速开展科研工作，进行日食观测、天体研究。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夕，他共拍摄了新星、彗星、银河星云、太阳和变星照片316张。
不久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逼近当时的首都南京，形势日紧，中央研究院也接到了内迁的命令。1938年抵达昆明后，选址再建天文台的事，被余青松提上了日程。他仍旧设计建筑图纸，并主持施工工作。
余青松很有头脑，1936年我国首次派遣日食观测队到日本北海道观测日食时，他便利用留声机发条改装成移动望远镜的动力，代替了笨重的转仪钟。在建设凤凰山天文台时，因为劳力少，他就设计了只要一个工匠就能承担制作的变星仪观测室圆顶，样子还十分美观。
这次的建造虽然没有建紫金山天文台那般周折，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也费了不少精力财力，但好歹观测工作可以继续了。
蔡元培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后，新任院长朱家骅以专家须到国外进修为由，于1941年免去了余青松天文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让同是福建人的张钰哲接替了他。虽然研究所仍聘他为研究员，并薪金不变，但余青松还是选择了离开。他先到了桂林，后来又到了重庆，负责光学仪器和教学仪器的研制工作。
1947年的中国，内战不断，局势依旧动荡，这一次，余青松选择了到加拿大和美国去继续自己的天文事业。晚年时，他致力于绘制星图，部分作品被天文学家门泽尔收录于《天文学》一书中，门泽尔还称他为“伟大的艺术家”。
后来，哈佛大学史密松天文台将1987年12月22日于橡树岭天文台发现的第3797号小行星命名为“余青松”，以纪念他为天文学所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