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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8月9日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已升高1.1℃，在未来20年内或升高超过1.5℃，若不能立即、迅速、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升温限制在接近1.5℃甚至是2℃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气候变化影响已非常显著。尤其是今年以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肆虐，“气候临界”加速迫近，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与社会的“全域级联”效应进一步凸显，气候危机正在引发系统性国际安全风险涌现。
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十年前的预测和评估水平。据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监测报告，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其中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的水平约高出1.2℃。温升主要来自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二氧化碳全球平均摩尔分数已超过410ppm，且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延续过去的增长态势，将在2021年达到或超过414ppm（工业化前的水平为278 ppm），快速逼近“气候临界”。
IPCC警告，全球温升一旦突破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将打破生态平衡危及动植物生存，破坏生物多样性，并对地球上的水资源、能源、碳和其他元素循环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包括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西伯利亚冻土层等），已有9个被激活。
超过临界点会引发诸多连带效应，比如物理气候与生态系统级联效应正急速增强并放大，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与社会的“全域级联”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的研究，气候危机带来的风险正贯穿大气圈、水圈、冰冻圈、陆地生物圈等多个圈层，对地球系统带来系统性风险。
当前，全球正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叠加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日益迫近的威胁。2020年，极端天气加上疫情给数百万人造成了双重打击，与疫情有关的经济衰退未能抑制住气候变化驱动因素和不断加速的影响，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仍创历史新高，经济衰退对大气浓度没有明显的影响。这进一步证明即使全球经济陷入完全停摆，也可能无法阻碍气候危机“灰犀牛”的到来。不断加速的系统性风险，将给国际安全带来更加紧迫的威胁。
当地球已拉响气候紧急状态的警报，标志着气候危机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大变局正在来临。国际气候与安全军事委员会（IMCCS）报告警告，气候变化与其他全球风险的融合带来复合安全威胁。这种复合性的国际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国际安全机制重构、国际战略平衡和国际安全架构等方面。
第一，气候危机给军事基础设施、部队战备、军事行动和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带来风险。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报告已将气候变化确定为最大挑战之一，五角大楼评估认为其军事全球供应链受到气候变化威胁；兰德公司发布的《环境、地理和未来战争》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成为导致国家崩溃或地缘冲突的“倍增器”，并可能加剧世界不稳定。为此，美国总统拜登1月27日颁布行政令，要求美国在制定国防战略时，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考虑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
美军将加大投资以提升美全球军事基地的关键基础设施气候适应能力，制定战略提升空军能力以在北极作战，并将气候变化和特大城市相关风险纳入规划中，提出以采取缓解气候变化为优先事项的国家安全战略。北约也在积极制定气候安全计划。北约呼吁该联盟重振、重新评估和修订其绿色防御框架，以增强气候变化下的集体防御能力。
第二，气候安全对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核安全等带来连锁效应，气候危机对国际安全的核心驱动效应日趋凸显，以“气候安全”为支柱构建新的国际安全架构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焦点。
美国为争取在气候安全合作中的领导力，于今年4月22日地球日当天牵头召开领导人气候峰会，峰会专门设立了“气候安全”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主持会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英国、日本等国的高级安全官员，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参加了分组会议，专门讨论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安全挑战及对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气候变化加剧了现有冲突、增加了新冲突的可能性，需将气候危机放在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心来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美国国务院将动员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种资源，为印度、孟加拉国、安哥拉等国提供清洁能源发展援助，还计划助力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小岛屿国家建设气候灾害预警和相应系统，美国将以“气候安全”为议题积极介入地缘政治热点地区。
第三，美国正在积极寻求以气候安全合作撬动大国战略平衡。美国总统拜登认为，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全球的不稳定，而且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也是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6月举行的美俄峰会中，两国领导人认为气候变化合作是其罕见合作点，拜登利用气候安全议题让俄罗斯参与其主导的多边议程，《美俄应对气候挑战联合声明》提到，两国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和二十国集团（G20）的运转。
7月15日，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启动了美德气候与能源伙伴关系，计划加强两国在气候行动、转型能源技术、新兴经济体的能源转型等三个关键领域合作。美俄、美德在气候领域合作，将对现有的大国关系平衡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也恐威胁到地区安全格局稳定。
第四，国际安全合作框架正在重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迫切建立关于气候安全的新对话空间，美國于是在领导人气候峰会期间提出以“准备和预防责任”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框架（R2P2）。美国还积极在联合国安理会主导国际气候移民框架制定，极力支持执行难民与移民协定与西半球区域协定，主导构建解决全球气候移民问题的框架。
为增强在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力，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将加强在七国集团（G7）、G20、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及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机制中的政策协调。为此，美国计划通过支持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加强国外气候适应能力来提升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
在应对气候危机上，如果延续美西方“权力的游戏”逻辑，以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排他性多边主义）为旗号，以维护所谓的“气候正义”为舆论标签，以维护霸权体系为战略目标，国际社会多年形成的气候合作共识将受到严重冲击，气候治理框架的基石也将受到威胁，继而无法遏制加速的气候危机系统性风险，更会诱发国际安全局势的动荡。因此，在全球性大危机下，国际社会应从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的角度思考和推动新的国际安全理念和秩序。
环球同此凉热，气候变化是人类在21世纪面对的最大共同安全威胁。要战胜气候危机，需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来推动全球的安全、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要从人与自然二者系统互动中寻找应对机制。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为应对全球环境治理困境指明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了理论指引。
改变人类从工业文明以来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推动国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全球性危机，将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加速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历史性跨越。
（摘自《环球》2021年第17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气候变化影响已非常显著。尤其是今年以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肆虐，“气候临界”加速迫近，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与社会的“全域级联”效应进一步凸显，气候危机正在引发系统性国际安全风险涌现。
“气候临界”加速迫近
当前，气候变化的速度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十年前的预测和评估水平。据世界气象组织（WMO）最新监测报告，2011—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其中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一，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1900年）的水平约高出1.2℃。温升主要来自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二氧化碳全球平均摩尔分数已超过410ppm，且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延续过去的增长态势，将在2021年达到或超过414ppm（工业化前的水平为278 ppm），快速逼近“气候临界”。
IPCC警告，全球温升一旦突破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将打破生态平衡危及动植物生存，破坏生物多样性，并对地球上的水资源、能源、碳和其他元素循环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全球15个“气候临界点”（包括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西伯利亚冻土层等），已有9个被激活。
超过临界点会引发诸多连带效应，比如物理气候与生态系统级联效应正急速增强并放大，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与社会的“全域级联”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根据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的研究，气候危机带来的风险正贯穿大气圈、水圈、冰冻圈、陆地生物圈等多个圈层，对地球系统带来系统性风险。
当前，全球正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叠加气候变化系统性风险日益迫近的威胁。2020年，极端天气加上疫情给数百万人造成了双重打击，与疫情有关的经济衰退未能抑制住气候变化驱动因素和不断加速的影响，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仍创历史新高，经济衰退对大气浓度没有明显的影响。这进一步证明即使全球经济陷入完全停摆，也可能无法阻碍气候危机“灰犀牛”的到来。不断加速的系统性风险，将给国际安全带来更加紧迫的威胁。
气候安全成博弈焦点
当地球已拉响气候紧急状态的警报，标志着气候危机给国际安全带来的大变局正在来临。国际气候与安全军事委员会（IMCCS）报告警告，气候变化与其他全球风险的融合带来复合安全威胁。这种复合性的国际安全威胁，主要体现在军事安全、国际安全机制重构、国际战略平衡和国际安全架构等方面。
第一，气候危机给军事基础设施、部队战备、军事行动和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带来风险。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报告已将气候变化确定为最大挑战之一，五角大楼评估认为其军事全球供应链受到气候变化威胁；兰德公司发布的《环境、地理和未来战争》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成为导致国家崩溃或地缘冲突的“倍增器”，并可能加剧世界不稳定。为此，美国总统拜登1月27日颁布行政令，要求美国在制定国防战略时，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考虑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
美军将加大投资以提升美全球军事基地的关键基础设施气候适应能力，制定战略提升空军能力以在北极作战，并将气候变化和特大城市相关风险纳入规划中，提出以采取缓解气候变化为优先事项的国家安全战略。北约也在积极制定气候安全计划。北约呼吁该联盟重振、重新评估和修订其绿色防御框架，以增强气候变化下的集体防御能力。
第二，气候安全对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核安全等带来连锁效应，气候危机对国际安全的核心驱动效应日趋凸显，以“气候安全”为支柱构建新的国际安全架构正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焦点。
美国为争取在气候安全合作中的领导力，于今年4月22日地球日当天牵头召开领导人气候峰会，峰会专门设立了“气候安全”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主持会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英国、日本等国的高级安全官员，以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参加了分组会议，专门讨论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安全挑战及对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气候变化加剧了现有冲突、增加了新冲突的可能性，需将气候危机放在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中心来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美国国务院将动员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多种资源，为印度、孟加拉国、安哥拉等国提供清洁能源发展援助，还计划助力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小岛屿国家建设气候灾害预警和相应系统，美国将以“气候安全”为议题积极介入地缘政治热点地区。
第三，美国正在积极寻求以气候安全合作撬动大国战略平衡。美国总统拜登认为，气候变化不仅会加剧全球的不稳定，而且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也是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6月举行的美俄峰会中，两国领导人认为气候变化合作是其罕见合作点，拜登利用气候安全议题让俄罗斯参与其主导的多边议程，《美俄应对气候挑战联合声明》提到，两国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COP26）和二十国集团（G20）的运转。
7月15日，拜登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启动了美德气候与能源伙伴关系，计划加强两国在气候行动、转型能源技术、新兴经济体的能源转型等三个关键领域合作。美俄、美德在气候领域合作，将对现有的大国关系平衡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也恐威胁到地区安全格局稳定。
第四，国际安全合作框架正在重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迫切建立关于气候安全的新对话空间，美國于是在领导人气候峰会期间提出以“准备和预防责任”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框架（R2P2）。美国还积极在联合国安理会主导国际气候移民框架制定，极力支持执行难民与移民协定与西半球区域协定，主导构建解决全球气候移民问题的框架。
为增强在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力，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将加强在七国集团（G7）、G20、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及北极理事会等多边机制中的政策协调。为此，美国计划通过支持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加强国外气候适应能力来提升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
走出气候危机之路
在应对气候危机上，如果延续美西方“权力的游戏”逻辑，以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排他性多边主义）为旗号，以维护所谓的“气候正义”为舆论标签，以维护霸权体系为战略目标，国际社会多年形成的气候合作共识将受到严重冲击，气候治理框架的基石也将受到威胁，继而无法遏制加速的气候危机系统性风险，更会诱发国际安全局势的动荡。因此，在全球性大危机下，国际社会应从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的角度思考和推动新的国际安全理念和秩序。
环球同此凉热，气候变化是人类在21世纪面对的最大共同安全威胁。要战胜气候危机，需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来推动全球的安全、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要从人与自然二者系统互动中寻找应对机制。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为应对全球环境治理困境指明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社会在21世纪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找到了理论指引。
改变人类从工业文明以来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方式，推动国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全球性危机，将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加速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历史性跨越。
（摘自《环球》2021年第17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