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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1点，长途车停在上海客运站，接我的老公已在此等了一个小时了。老公没有表现出预想的激动和兴奋，无言的拥抱后，他接过我的行李，大步往前走着：“别说话，跟着我。”老公撇开“兔子”（即非法拉客的人），拖着我的行李，我们一前一后走了一站路。老公拦了辆的士，我们上了车。“这里离我们那儿“打的”只要30元，‘兔子’介绍的至少要50元，他们还必须几家拼的，路程还会弯得老远。”我很好奇这半年我老公到底经历了什么，算盘打得这么精。
车停在了普陀区长寿公园，老公牵着我走进了一排直耸云霄的公寓楼。我看着电梯里密密麻麻的键盘图，最高是38楼。电梯停在了28层，我们进了一间6室1厅的房子。走进大厅，没有沙发，没有厨房，更没有电视，整间房的家用电器就只有一台公用的洗衣机、电热水器和微波炉。大厅也被泡沫板隔成了单间，共用的大厅只剩下过道，正面对着弯弯拐拐的６扇门。推开最里面的一扇，老公对我说“就是这里”。我这才知道老公原来一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以前从未在电话中和我说过，老公租住的这间单间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外来务工人员群租楼。这间房子只有3个多平米，放一张90厘米宽的床后，只容下一个人贴墙行走。
“怎么不租大一点儿的？”我问老公。
“这个便宜，只要1200，这间还是这几天找房东刚换的，有个阳台。我原来和同事一起住隔壁，两个爷们儿挤在90厘米的床上，房间和这一般大，又没窗户，气都散不出去。”老公缓缓地说。
屋里没有空调，这么热怎么睡？“房东说了，要安装空调，必须提前支付半年的房租，每月房租提高200元。”正当我抱怨这怎么睡时，老公发话了：“你先睡，你明天还要面试，约好了早上9点，没睡好会有黑眼圈，面试没通过就麻烦了。”来不及触景生情，也没时间感怀，上海不相信眼泪。在速战速决的亲热后，我躺床上睡着了，老公怕挤着我，把几十本杂志铺满50厘米的过道，和衣躺在上面。
早上7时，老公把我拽起来。一大早他就出门，把我面试需要的资料分别复印了20份。他打开一张纸，上面记录着30多家面试单位的地址、电话和面试时间。“你还是很紧俏的，自从刊登了你的求职信，这段时间我的手机都打爆了，短信都收到了100条。”
第一家面试单位是一家财经类杂志，职位是执行总编。面试很顺利，马上谈好3天后去上班。老公不放心，让我下午又接着面试了几家：一个是浦东万国银行那边的一家国际化的保险公司，是一家全球500强的上市公司。一进去就是培训，以我采访多年的阅历推断，是卖保险的，我坐了10分钟，溜了出来。还有一家是广告公司，领了考号后，和40人一起做试卷，前面的题目倒是正常，但最后几道题都是谈具体的广告策划方案，我心里琢磨，这恐怕面试是假，套取策划案是真，我提前交了试卷。还有几家分别是出版社、网站和大型企业。回家时，老公的手机响了，是猎头公司打来的。老公有点儿吃醋：“你比我还好找工作，被猎头公司看中的是牛人中的牛人。”我的自信心空前膨胀。一番比较后，我决定选择第一个面试的单位，我相信第一眼看中的总是最好的，就像我的老公，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友。
到了晚上，和老公合居半年的密友黄庆时出现了，他说来庆祝我找到了工作。他提了几条喜头鱼过来，不客气地说：“嫂子，听张总天天念叨你，说你做的菜好吃，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今天你必须露一手，让我也解解馋。”
做饭？这里？厨房呢？炊具呢？我还在发愣，黄庆时就径自跑到厕所去洗鱼。他把合居时买的塑料砧板和电饭煲、火锅、碗筷都一并带来了。鱼和菜是洗好了。可在哪儿做，用什么做呢？老公倒是很习惯，把油倒在火锅里。不会用火锅煎鱼吧？在我想提出抗议时，鱼已经下了锅，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上。
第一顿喜头鱼汤很丰盛，鱼＋豆腐＋平菇，味道先不说，最主要的是便宜，还能吃饱。那一餐，我们3个人吃了不到20元。
鱼汤的香味飘过了大厅，其他5户的室友此时都下班回来了，大家都是名校刚毕业的小青年。我厚着脸皮请其他们喝这个廉价的鱼汤，倒还真有一位不客气的。一位小伙子搬来自己房间的凳子、端着自己的碗筷，凑了过来。隔壁的一对小情侣刚进门，女的是“搜狐”的编辑，男的是网站程序员。听到我们的邀请后，女孩笑着说：“别客气了，我们也准备做晚饭呢！”她还邀请我去参观她刚架起来的“厨房”。在这个仅6平米、没有阳台的单间，她在窗台上搭了块防火板，上面除了放了个电磁炉，就是一堆调料瓶。窗户被挖了个口子，塞进一个还能运作的抽油烟机。“这个是买的二手的，才30元，窗户是我们自己挖的。”真是强人，正当我感叹的当口，蹭饭的小白从微波炉里拿出热腾腾的米饭。用微波炉煮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解释说：“微波炉是房东提供的。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吃，看到它我就动了脑筋，除了煮饭外，我还研究出很多微波炉食谱呢。”那顿饭，吃出了一屋子的哲学家，大家一边吃一边感叹：“生活啊，就是一座学校，能让饭来张口的男子汉变成煮饭婆，能让下堂妻变成CEO。”
上班了，忙到脚不沾地。来上海半个月后，妈妈打来电话，问起我的工作进展，当然说得更多的是我的女儿。女儿自从我走后，大病了一场。感冒，低烧，挂了一个星期的吊瓶，还和妹妹打了一架，起因是妹妹说我给女儿做的手工娃娃太难看。“不准说我妈妈不好，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不理你了，妈妈要接我到上海去呢。”听妈妈说，女儿病好后，逢人便说：“妈妈马上要接我去上海了。”
放下电话，我和老公商量，趁着女儿还没开学，接她来玩一段时间。老公听完，白了我一眼，说了句：“孩子住哪儿？”望着3平米的房子，我长叹了一口气。
终于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看着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我打趣地对老公说：“你老婆好歹也是个万元户了，我们搬家吧！找个大房子，接女儿过来。”
后天是我们租房月结的日子，我赶紧把寻租和出租的信息挂在网上。那天中午我就开始搜房，一个寻求拼租的信息映入眼帘：2000元，12平米，带厨卫，不会是做梦吧，太划算了。
一下班，就约好了和老公去看房。到了地点，是一座2层楼的小别墅。开门的是一位女孩，叫余静，是二房东，拼租的还有一对小情侣戴辉和章晓红。楼下进门是厨房、餐厅、卫生间，余静带我们上楼，楼上有两间房加一个阁楼。其中一间略小的是打算租给我们的。我一看，虽说才10个平方米，比老家的卧室还小，可当时在我眼中那是一望无际的宽敞啊，还有我向往了好久的空调。
余静拿出和房东签的出租合同，一共5800元，我们和余静各2000元，男生戴辉住在阁楼，1800元。他们并没有联系过中介公司，可在网上留下的寻租电话都被篡改成中介公司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我买了菜邀请三位老乡聚餐，一聊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余静还是戴辉和章晓红的媒人。
回到房间，我立马扑倒在1米5的大床上。这才是真正的床啊，太亲切了。说是床，其实是两块铁皮、两根铁柱架着麻绳编的席梦思。临睡前，我的八卦瘾犯了，琢磨着：“你说章晓红和余静住一起，戴辉和她怎么那个啊？”老公说：“你管别人那个干吗，我们不也好久没那个了吗？”
夏日的暖风拂过脸颊，梧桐叶沙沙作响，知了煽情地催促着。月色树影遮窗棂，只是未到消魂处。
正当我们爱的咏叹调此起彼伏，直逼极致的天堂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最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哐当！床断了，整个往下塌。
我的头砸在了床架的铁皮上，最可怜的是腰，似乎断了。老公连忙起身，我躺在地上“挺尸”，老乡听动静，像是地震，忙敲门。老公把门打开，他们一看这架势，马上明白了，戴辉向我老公翘起了大拇指：“你够猛！”两位女生的脸刷的红了。若干年后，每每说起这段经历，老公总笑着说，上海人也太抠门，连出租给人睡的床都是水货，坏人“好事”。
（摘自蓝天出版社《有一种职业叫妈妈》 作者：刘慧芳）
车停在了普陀区长寿公园，老公牵着我走进了一排直耸云霄的公寓楼。我看着电梯里密密麻麻的键盘图，最高是38楼。电梯停在了28层，我们进了一间6室1厅的房子。走进大厅，没有沙发，没有厨房，更没有电视，整间房的家用电器就只有一台公用的洗衣机、电热水器和微波炉。大厅也被泡沫板隔成了单间，共用的大厅只剩下过道，正面对着弯弯拐拐的６扇门。推开最里面的一扇，老公对我说“就是这里”。我这才知道老公原来一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以前从未在电话中和我说过，老公租住的这间单间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外来务工人员群租楼。这间房子只有3个多平米，放一张90厘米宽的床后，只容下一个人贴墙行走。
“怎么不租大一点儿的？”我问老公。
“这个便宜，只要1200，这间还是这几天找房东刚换的，有个阳台。我原来和同事一起住隔壁，两个爷们儿挤在90厘米的床上，房间和这一般大，又没窗户，气都散不出去。”老公缓缓地说。
屋里没有空调，这么热怎么睡？“房东说了，要安装空调，必须提前支付半年的房租，每月房租提高200元。”正当我抱怨这怎么睡时，老公发话了：“你先睡，你明天还要面试，约好了早上9点，没睡好会有黑眼圈，面试没通过就麻烦了。”来不及触景生情，也没时间感怀，上海不相信眼泪。在速战速决的亲热后，我躺床上睡着了，老公怕挤着我，把几十本杂志铺满50厘米的过道，和衣躺在上面。
早上7时，老公把我拽起来。一大早他就出门，把我面试需要的资料分别复印了20份。他打开一张纸，上面记录着30多家面试单位的地址、电话和面试时间。“你还是很紧俏的，自从刊登了你的求职信，这段时间我的手机都打爆了，短信都收到了100条。”
第一家面试单位是一家财经类杂志，职位是执行总编。面试很顺利，马上谈好3天后去上班。老公不放心，让我下午又接着面试了几家：一个是浦东万国银行那边的一家国际化的保险公司，是一家全球500强的上市公司。一进去就是培训，以我采访多年的阅历推断，是卖保险的，我坐了10分钟，溜了出来。还有一家是广告公司，领了考号后，和40人一起做试卷，前面的题目倒是正常，但最后几道题都是谈具体的广告策划方案，我心里琢磨，这恐怕面试是假，套取策划案是真，我提前交了试卷。还有几家分别是出版社、网站和大型企业。回家时，老公的手机响了，是猎头公司打来的。老公有点儿吃醋：“你比我还好找工作，被猎头公司看中的是牛人中的牛人。”我的自信心空前膨胀。一番比较后，我决定选择第一个面试的单位，我相信第一眼看中的总是最好的，就像我的老公，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友。
到了晚上，和老公合居半年的密友黄庆时出现了，他说来庆祝我找到了工作。他提了几条喜头鱼过来，不客气地说：“嫂子，听张总天天念叨你，说你做的菜好吃，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今天你必须露一手，让我也解解馋。”
做饭？这里？厨房呢？炊具呢？我还在发愣，黄庆时就径自跑到厕所去洗鱼。他把合居时买的塑料砧板和电饭煲、火锅、碗筷都一并带来了。鱼和菜是洗好了。可在哪儿做，用什么做呢？老公倒是很习惯，把油倒在火锅里。不会用火锅煎鱼吧？在我想提出抗议时，鱼已经下了锅，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上。
第一顿喜头鱼汤很丰盛，鱼＋豆腐＋平菇，味道先不说，最主要的是便宜，还能吃饱。那一餐，我们3个人吃了不到20元。
鱼汤的香味飘过了大厅，其他5户的室友此时都下班回来了，大家都是名校刚毕业的小青年。我厚着脸皮请其他们喝这个廉价的鱼汤，倒还真有一位不客气的。一位小伙子搬来自己房间的凳子、端着自己的碗筷，凑了过来。隔壁的一对小情侣刚进门，女的是“搜狐”的编辑，男的是网站程序员。听到我们的邀请后，女孩笑着说：“别客气了，我们也准备做晚饭呢！”她还邀请我去参观她刚架起来的“厨房”。在这个仅6平米、没有阳台的单间，她在窗台上搭了块防火板，上面除了放了个电磁炉，就是一堆调料瓶。窗户被挖了个口子，塞进一个还能运作的抽油烟机。“这个是买的二手的，才30元，窗户是我们自己挖的。”真是强人，正当我感叹的当口，蹭饭的小白从微波炉里拿出热腾腾的米饭。用微波炉煮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解释说：“微波炉是房东提供的。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吃，看到它我就动了脑筋，除了煮饭外，我还研究出很多微波炉食谱呢。”那顿饭，吃出了一屋子的哲学家，大家一边吃一边感叹：“生活啊，就是一座学校，能让饭来张口的男子汉变成煮饭婆，能让下堂妻变成CEO。”
上班了，忙到脚不沾地。来上海半个月后，妈妈打来电话，问起我的工作进展，当然说得更多的是我的女儿。女儿自从我走后，大病了一场。感冒，低烧，挂了一个星期的吊瓶，还和妹妹打了一架，起因是妹妹说我给女儿做的手工娃娃太难看。“不准说我妈妈不好，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不理你了，妈妈要接我到上海去呢。”听妈妈说，女儿病好后，逢人便说：“妈妈马上要接我去上海了。”
放下电话，我和老公商量，趁着女儿还没开学，接她来玩一段时间。老公听完，白了我一眼，说了句：“孩子住哪儿？”望着3平米的房子，我长叹了一口气。
终于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看着银行卡上的一串数字，我打趣地对老公说：“你老婆好歹也是个万元户了，我们搬家吧！找个大房子，接女儿过来。”
后天是我们租房月结的日子，我赶紧把寻租和出租的信息挂在网上。那天中午我就开始搜房，一个寻求拼租的信息映入眼帘：2000元，12平米，带厨卫，不会是做梦吧，太划算了。
一下班，就约好了和老公去看房。到了地点，是一座2层楼的小别墅。开门的是一位女孩，叫余静，是二房东，拼租的还有一对小情侣戴辉和章晓红。楼下进门是厨房、餐厅、卫生间，余静带我们上楼，楼上有两间房加一个阁楼。其中一间略小的是打算租给我们的。我一看，虽说才10个平方米，比老家的卧室还小，可当时在我眼中那是一望无际的宽敞啊，还有我向往了好久的空调。
余静拿出和房东签的出租合同，一共5800元，我们和余静各2000元，男生戴辉住在阁楼，1800元。他们并没有联系过中介公司，可在网上留下的寻租电话都被篡改成中介公司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们就搬了家，我买了菜邀请三位老乡聚餐，一聊才知道，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余静还是戴辉和章晓红的媒人。
回到房间，我立马扑倒在1米5的大床上。这才是真正的床啊，太亲切了。说是床，其实是两块铁皮、两根铁柱架着麻绳编的席梦思。临睡前，我的八卦瘾犯了，琢磨着：“你说章晓红和余静住一起，戴辉和她怎么那个啊？”老公说：“你管别人那个干吗，我们不也好久没那个了吗？”
夏日的暖风拂过脸颊，梧桐叶沙沙作响，知了煽情地催促着。月色树影遮窗棂，只是未到消魂处。
正当我们爱的咏叹调此起彼伏，直逼极致的天堂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最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哐当！床断了，整个往下塌。
我的头砸在了床架的铁皮上，最可怜的是腰，似乎断了。老公连忙起身，我躺在地上“挺尸”，老乡听动静，像是地震，忙敲门。老公把门打开，他们一看这架势，马上明白了，戴辉向我老公翘起了大拇指：“你够猛！”两位女生的脸刷的红了。若干年后，每每说起这段经历，老公总笑着说，上海人也太抠门，连出租给人睡的床都是水货，坏人“好事”。
（摘自蓝天出版社《有一种职业叫妈妈》 作者：刘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