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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到今年正好100年。
五四運动之前，一场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启蒙运动，已经干柴烈火般地爆燃了足足3年。这是一场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脉相承的思想革命。如果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文化运动则通过知识精英内部以及知识精英与军阀强权之间的战斗，呼唤了个人的觉醒。
人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人是个体，不是家族和国家的附属物。人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光辉，照耀至今。
鲁迅在北京扔掉了他的古碑抄本，发表了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教人认清旧礼教对人的禁锢和摧残。
吴虞在成都受到启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海啸般的口号。
胡适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振聋发聩：“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聚集在北大，一个叫蔡元培的校长张开羽翼为他们遮风挡雨。犹如一把利刃的钱玄同、“真的猛士”刘半农，被召唤而来，两人在《新青年》上的一出漂亮的双簧戏，对旧文化发动了摧枯拉朽般的攻击。
蔡先生也没有排斥旧学人，辜鸿铭、梁漱溟、黄侃等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一样被任命为教授。
不卑不亢、学贯中西的傲骨文人辜鸿铭先生，一番“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的言说，令四座沉默无声。陈独秀说他复古后退“很可笑”，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国二千五百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五四运动爆发后，梁漱溟先生坚持认为学生不该纵火、打人，因此应当主动投案，引发舆论哗然，但他始终不改立场。看似迂腐，却也体现着原则不移的学人风范。
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对于新文化明星胡适，他最为不屑，时常针锋相对，言语讥讽。他说胡适提倡白话文并非出于真心，果真如此，那应该改名为“往哪里去”，而不应该继续叫胡适。
作为激进派之一的鲁迅先生，一面批判“孔教”，一面也说“孔夫子是全天下最可怜的人”。
就学问底蕴而言，先贤们其实都统一在爱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是所谓激进者更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因而也就不足以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挺直脊梁。所以他们呼吁人们相信科学、向往自由、追求进步、放眼世界、积极入世、现实理性。
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照亮苍茫中国的名词。反对《新青年》的人说新文化旗手们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破坏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陈先生说，“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这样的气魄，这样江河直下的批判力，让人想起《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图”，“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而陈独秀先生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李大钊先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者，李先生这位年轻的学者，还给了这个后来改变中国的政党以名字，他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说：“就叫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倘若没有精英群体中的个体觉醒，没有为更多个体争取自由与尊严的使命感，没有敢于公开说明真理的勇气，就不会有一种磅礴理想的诞生。
回顾中外历史，但凡文明创造力最旺盛、思想成果积累最丰富的时代，莫不是一个自由、无畏的时代。正是各种立场、观点无所畏惧的交锋，唤醒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百年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还在眼前飞扬，让人心旌摇晃。
五四運动之前，一场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启蒙运动，已经干柴烈火般地爆燃了足足3年。这是一场和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脉相承的思想革命。如果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文化运动则通过知识精英内部以及知识精英与军阀强权之间的战斗，呼唤了个人的觉醒。
人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牛马；人是个体，不是家族和国家的附属物。人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光辉，照耀至今。
鲁迅在北京扔掉了他的古碑抄本，发表了惊世骇俗的《狂人日记》，教人认清旧礼教对人的禁锢和摧残。
吴虞在成都受到启发，喊出了“打倒孔家店”这一海啸般的口号。
胡适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振聋发聩：“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聚集在北大，一个叫蔡元培的校长张开羽翼为他们遮风挡雨。犹如一把利刃的钱玄同、“真的猛士”刘半农，被召唤而来，两人在《新青年》上的一出漂亮的双簧戏，对旧文化发动了摧枯拉朽般的攻击。
蔡先生也没有排斥旧学人，辜鸿铭、梁漱溟、黄侃等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一样被任命为教授。
不卑不亢、学贯中西的傲骨文人辜鸿铭先生，一番“老夫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的言说，令四座沉默无声。陈独秀说他复古后退“很可笑”，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国二千五百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五四运动爆发后，梁漱溟先生坚持认为学生不该纵火、打人，因此应当主动投案，引发舆论哗然，但他始终不改立场。看似迂腐，却也体现着原则不移的学人风范。
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对于新文化明星胡适，他最为不屑，时常针锋相对，言语讥讽。他说胡适提倡白话文并非出于真心，果真如此，那应该改名为“往哪里去”，而不应该继续叫胡适。
作为激进派之一的鲁迅先生，一面批判“孔教”，一面也说“孔夫子是全天下最可怜的人”。
就学问底蕴而言，先贤们其实都统一在爱护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是所谓激进者更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因而也就不足以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挺直脊梁。所以他们呼吁人们相信科学、向往自由、追求进步、放眼世界、积极入世、现实理性。
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照亮苍茫中国的名词。反对《新青年》的人说新文化旗手们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破坏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陈先生说，“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这样的气魄，这样江河直下的批判力，让人想起《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图”，“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而陈独秀先生和比他年轻得多的李大钊先生，正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者，李先生这位年轻的学者，还给了这个后来改变中国的政党以名字，他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说：“就叫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倘若没有精英群体中的个体觉醒，没有为更多个体争取自由与尊严的使命感，没有敢于公开说明真理的勇气，就不会有一种磅礴理想的诞生。
回顾中外历史，但凡文明创造力最旺盛、思想成果积累最丰富的时代，莫不是一个自由、无畏的时代。正是各种立场、观点无所畏惧的交锋，唤醒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百年了，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还在眼前飞扬，让人心旌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