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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笔者曾经有幸聆听了徐显明教授的“人权理念”讲座，但对人权的研究始终非我所长，可能是因为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大关怀吧。所以，《我们时代的人权》其开卷之机也并非学术，只是这本书的时评色彩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特别是《一个乡下人在城里的人权际遇》一文，让我看到了论文行文的另一种可能。
论文的主人公是“90后的德才”，是的，我没有搞错，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有主人公的法学论文。“德才”是“东莞打工仔林崇喜”的儿子，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林家虽然只有德才一个男孩，但从不娇生惯养。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从小吃的是进口奶粉，上的是双语幼儿园，小学、初中是省市重点，而这些林家都做不到。可以说，德才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德才7岁进了五岭小学，13岁升入初中。五岭小学自然比不了城市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是太好，上初中后德才在班上的成绩老是排在倒数10名左右，因此，德才觉得念初中很没意思。”正百无聊赖时，“网吧让德才找到了生活的乐趣，那年流行的是‘反恐精英’和‘侠盗飞车’。”
“网吧，中国青少年最大的训练营，为厌学、辍学的少年提供了社会最初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偷盗、抢劫、凶杀和性暴力。”于是，德才“自然而然”地第一次随人抢劫，也“自然而然”地第一次进了看守所。大约半个月之后，“德才辍学了那年他14岁”。
“辍学后的德才与几个老乡阿强、阿兵等在佛山闲住，三五天上街找一次钱，偷什么、抢什么都不固定，只要是钱或能换钱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猎物。”得手之后，他们就吃喝玩乐，做所有想做的事情，除了吸毒，因为毒品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太贵。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了半年。“一天，德才和这帮老乡带着工具剪断了西郊城外的电缆，将3000多米的电缆卖了1500块钱，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却导致了四十多家工厂停电8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对于这起重大案件，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阿强连夜逃到了广州，而阿兵却被逮个正着，判了三年有期。
蹲公安局的滋味德才尝过，他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于是17岁的德才决定去广州找父亲。见到儿子，林崇喜自然非常高兴，他和德才一起吃了一顿黄焖狗肉。几天后，“林崇喜托一个叔伯给儿子在一个小区找了个保安的职位，月薪1600，包吃包住。”但好景不长，德才因与业主发生冲突，被人打伤，“当晚，物业经理给了德才300块钱后叫他走人，只干了一个半月的工作又没了。”
一年半之后，阿兵提前出狱，并“在越秀区一家名为‘浴足阁休闲中心’的洗脚城做保安。”德才在阿兵的推荐下，也到了这家洗脚城上班。“可是有一天，一个客人的手机不见了，老板要搜身，那天上班的所有小姐脱得只剩下内衣内裤，保安全部脱光。”这些人一排排站着，看上去就像“一群刚生下来的白花花的猪仔”。德才在心中想：“既然都是人，为什么打工仔和城里人就不一样?”
什么是人权?你拿这个问题来问法学院的教授，他会告诉你：很复杂。而你拿这个问题来问德才，他会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你：人权就是小学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老师；就是13岁上初中的时候还可以有父母在旁；就是在网吧里疯狂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样不对；就是失败后有所归属，不用在城市中游荡；就是做保安不会像狗似的被人随便打骂；就是一个人丢了东西，用不着让一群人脱得像“白花花的猪仔”一样……
为什么打工仔和城里人就不一样?14岁就辍学的德才也许一生也想不明白。他也许相信，城市这么大，凭着自己年轻的身体和一腔热血，总可以打拼出一片天地，获得幸福的生活。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城市其实很小，在城市与他之间横亘着“很多山峦与鸿沟，而其中有些是难以逾越的”。
在城市的山峦与鸿沟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高考、公务员考试和户籍制度。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高考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最为公平的考试，而随着高校的连年扩招，上大学再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德才知道，在他的面前有一扇门正在悄悄地关闭。“虽然中国每个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报名时只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但农村的孩子通过这样一次考试谈何容易?德才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吹着山风，快乐地玩耍，但城里的同龄人却早已将他五年后的所有课程熟记于心。不要说德才考不上高中，就算他进入重点学校，也无力在三年的时间里记住别人十几年记住的东西。更不用说，城里的孩子参加了各式的培训，他们掌握着德才难以想象的“考试技巧”。
公务员考试与户籍更是为城里人量身定制，它们与高考共同形成了悬于德才头上的“透明的天花板”。德才是90后的农村孩子，现代科技让他有机会见到黄土地之外的花花世界，而因为德才是打工仔的孩子，这又注定了他“上不了大学、朝里无人、经商无本，所以只有一辈子站在‘透明的天花板’下仲视上面的人，规规矩矩地生活。”然而。德才和同他一样的年轻人还抱有理想，于是他们决定尝试通过非正常途径往上移动。“非正常途径”当然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成功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在“透明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于是他们愤怒。
随便走在广州的街头上，与形色外貌迥异，却同样愤怒的“德才”擦肩而过，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地沟油和有毒蔬菜侵蚀着我们的健康权；扒手和飞车贼威胁着我们的财产权；随处出现的强盗不时地夺走亲朋好友的生命权。事实证明防盗门和监控器不能保护我们的平静生活；但谁又想过，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夺去了无数“德才”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就业权和尊严?
《我们时代的人权》合卷之时，那些理性且整齐的文字已不再重要。也许当小人物遇到人权，他只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让受暴者成为施暴者的故事不再蔓延。
论文的主人公是“90后的德才”，是的，我没有搞错，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篇有主人公的法学论文。“德才”是“东莞打工仔林崇喜”的儿子，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林家虽然只有德才一个男孩，但从不娇生惯养。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从小吃的是进口奶粉，上的是双语幼儿园，小学、初中是省市重点，而这些林家都做不到。可以说，德才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德才7岁进了五岭小学，13岁升入初中。五岭小学自然比不了城市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是太好，上初中后德才在班上的成绩老是排在倒数10名左右，因此，德才觉得念初中很没意思。”正百无聊赖时，“网吧让德才找到了生活的乐趣，那年流行的是‘反恐精英’和‘侠盗飞车’。”
“网吧，中国青少年最大的训练营，为厌学、辍学的少年提供了社会最初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偷盗、抢劫、凶杀和性暴力。”于是，德才“自然而然”地第一次随人抢劫，也“自然而然”地第一次进了看守所。大约半个月之后，“德才辍学了那年他14岁”。
“辍学后的德才与几个老乡阿强、阿兵等在佛山闲住，三五天上街找一次钱，偷什么、抢什么都不固定，只要是钱或能换钱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猎物。”得手之后，他们就吃喝玩乐，做所有想做的事情，除了吸毒，因为毒品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太贵。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了半年。“一天，德才和这帮老乡带着工具剪断了西郊城外的电缆，将3000多米的电缆卖了1500块钱，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却导致了四十多家工厂停电8小时，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对于这起重大案件，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阿强连夜逃到了广州，而阿兵却被逮个正着，判了三年有期。
蹲公安局的滋味德才尝过，他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于是17岁的德才决定去广州找父亲。见到儿子，林崇喜自然非常高兴，他和德才一起吃了一顿黄焖狗肉。几天后，“林崇喜托一个叔伯给儿子在一个小区找了个保安的职位，月薪1600，包吃包住。”但好景不长，德才因与业主发生冲突，被人打伤，“当晚，物业经理给了德才300块钱后叫他走人，只干了一个半月的工作又没了。”
一年半之后，阿兵提前出狱，并“在越秀区一家名为‘浴足阁休闲中心’的洗脚城做保安。”德才在阿兵的推荐下，也到了这家洗脚城上班。“可是有一天，一个客人的手机不见了，老板要搜身，那天上班的所有小姐脱得只剩下内衣内裤，保安全部脱光。”这些人一排排站着，看上去就像“一群刚生下来的白花花的猪仔”。德才在心中想：“既然都是人，为什么打工仔和城里人就不一样?”
什么是人权?你拿这个问题来问法学院的教授，他会告诉你：很复杂。而你拿这个问题来问德才，他会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你：人权就是小学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老师；就是13岁上初中的时候还可以有父母在旁；就是在网吧里疯狂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样不对；就是失败后有所归属，不用在城市中游荡；就是做保安不会像狗似的被人随便打骂；就是一个人丢了东西，用不着让一群人脱得像“白花花的猪仔”一样……
为什么打工仔和城里人就不一样?14岁就辍学的德才也许一生也想不明白。他也许相信，城市这么大，凭着自己年轻的身体和一腔热血，总可以打拼出一片天地，获得幸福的生活。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城市其实很小，在城市与他之间横亘着“很多山峦与鸿沟，而其中有些是难以逾越的”。
在城市的山峦与鸿沟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高考、公务员考试和户籍制度。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高考可以说是现在中国最为公平的考试，而随着高校的连年扩招，上大学再也不是一件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德才知道，在他的面前有一扇门正在悄悄地关闭。“虽然中国每个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报名时只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户口本”，但农村的孩子通过这样一次考试谈何容易?德才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吹着山风，快乐地玩耍，但城里的同龄人却早已将他五年后的所有课程熟记于心。不要说德才考不上高中，就算他进入重点学校，也无力在三年的时间里记住别人十几年记住的东西。更不用说，城里的孩子参加了各式的培训，他们掌握着德才难以想象的“考试技巧”。
公务员考试与户籍更是为城里人量身定制，它们与高考共同形成了悬于德才头上的“透明的天花板”。德才是90后的农村孩子，现代科技让他有机会见到黄土地之外的花花世界，而因为德才是打工仔的孩子，这又注定了他“上不了大学、朝里无人、经商无本，所以只有一辈子站在‘透明的天花板’下仲视上面的人，规规矩矩地生活。”然而。德才和同他一样的年轻人还抱有理想，于是他们决定尝试通过非正常途径往上移动。“非正常途径”当然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成功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都在“透明的天花板”上撞得头破血流，于是他们愤怒。
随便走在广州的街头上，与形色外貌迥异，却同样愤怒的“德才”擦肩而过，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地沟油和有毒蔬菜侵蚀着我们的健康权；扒手和飞车贼威胁着我们的财产权；随处出现的强盗不时地夺走亲朋好友的生命权。事实证明防盗门和监控器不能保护我们的平静生活；但谁又想过，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夺去了无数“德才”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就业权和尊严?
《我们时代的人权》合卷之时，那些理性且整齐的文字已不再重要。也许当小人物遇到人权，他只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让受暴者成为施暴者的故事不再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