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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过的真快,眨眼之间《历史教学》创刊已是50周年。孔夫子说过:“吾十有五而老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历史教学》创刊50年,已是“知天命”之年,应该祝贺的。
孔夫子说“知天命”,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大约知道了天命不可违,人要顺着天命走。《中庸》上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就是这个意思。顺着天命走就是道。只顺着走还不行。还要加以装潢、修饰,加以丰富。这就是教(丰富,不是改变)。这是儒家的大道理。
《历史教学》已创刊50年,走过了50年。《历史教学》也应该知天命了。那,《历史教学》的天命是什么?就是说:《历史教学》应知的天命是什么?我想,它就是如何办好《历史教学》,或说办好《历史教学》的方向问题。
我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历史教学》的方向应该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教学与研究并重。《历史教学》刊登的文章要两方面并重。
《历史教学》是解放后创刊最早的一份历史学刊物,比《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好像都早。50年代初,《历史教学》是威风凛凛独步天下。顾名思义,《历史教学》的内容应该是以历史教学为重。这是对的。但应该认识的是教学离不开科研。有高水平的科研,才有高水平的教学;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教学。期刊杂志,应有分工。这也是对的。但搞科研的可以离开教学,搞教学的却离不开科研。《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不管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却完全不能离开科研。50年代早期,史学名家张苑峰(政火良)、邓恭三(广铭)都作过《历史教学》的编辑,刊载过不少篇有分量的史学名作。举例言之,张政火良教授的一篇关于东汉铁官徒的文章,就常为各家所引用,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讲东汉铁官徒的能够迈过它。
解放后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就曾在重师范还是重科研之间摇摆。有一时期认为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主要是到中等学校教书的,北师大的教学围绕着中学教本和教学就好,不必搞高尖科学研究。又一时期,又提出与综合大学看齐,实际是重视科研。50年代,在党委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同志主持下的校务委员会上曾讨论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综合大学毕业生和师范大学毕业生,在中学教学中谁占优势。
当时有个调查,结论是初教书时,综合大学的学生不如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懂教学法,教学比较有条理,综合大学的学生课堂教学比较紧张,比较乱。但过个一两年,优势就转到综合大学了。综合大学的学生有后劲,有研究基础,课堂教学比较深入;师范大学的学生,没后劲,教学内容比较浅。
几十年前的这个调查和讨论,反映一条真理:师范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应该并重,有机的融合一起。有高水平的教师,才有高水平的教学。师大的教师、学生,学术水平都不能低。
我介绍北师大这段往事,在说明《历史教学》和师范大学都是搞教育的,有相通性。师范大学教学离不开科研,离开科研,师大的教学水平就不会高。《历史教学》也离不开历史研究,离开历史研究,就会无生气。
过去50年,《历史教学》大体上也正是沿着这条线走的。那就是说:《历史教学》不到50岁就早已知天命了。但希望今后能更明确地在这条线上走。
我想:(1)《历史教学》不妨不断(不一定每期)刊登些有分量的历史研究的大文章,能提高读者历史认识水平的。(2)每期辟专栏对“20世纪的史学”作作回顾和批判,按顺序对20世纪的史学家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范文澜等作作批判介绍,对20世纪的史学名著作作批判介绍。(3)辟专栏(每期或两期或半年)对国内、外史学专著或论文选重要的作作摘要或批判介绍。批判,不是只说坏话,挑毛病。批判,包括着批坏的褒扬好的。批坏的、扬好的,才是批判的真谛。
《历史教学》已走过了50年,取得很大成绩,作出不少贡献。对史学、对读者都是有功的。贺《历史教学》已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祝《历史教学》今后能取得更大成就,作出更大贡献!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汉唐兵制、佛教寺院经济史。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曾在1963年第2期《历史教学》发表《苻坚与王猛》。)责任编辑:倪金荣
孔夫子说“知天命”,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大约知道了天命不可违,人要顺着天命走。《中庸》上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就是这个意思。顺着天命走就是道。只顺着走还不行。还要加以装潢、修饰,加以丰富。这就是教(丰富,不是改变)。这是儒家的大道理。
《历史教学》已创刊50年,走过了50年。《历史教学》也应该知天命了。那,《历史教学》的天命是什么?就是说:《历史教学》应知的天命是什么?我想,它就是如何办好《历史教学》,或说办好《历史教学》的方向问题。
我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历史教学》的方向应该是:普及与提高并重,教学与研究并重。《历史教学》刊登的文章要两方面并重。
《历史教学》是解放后创刊最早的一份历史学刊物,比《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好像都早。50年代初,《历史教学》是威风凛凛独步天下。顾名思义,《历史教学》的内容应该是以历史教学为重。这是对的。但应该认识的是教学离不开科研。有高水平的科研,才有高水平的教学;没有高水平的科研,就不会有高水平的教学。期刊杂志,应有分工。这也是对的。但搞科研的可以离开教学,搞教学的却离不开科研。《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不管历史教学,《历史教学》却完全不能离开科研。50年代早期,史学名家张苑峰(政火良)、邓恭三(广铭)都作过《历史教学》的编辑,刊载过不少篇有分量的史学名作。举例言之,张政火良教授的一篇关于东汉铁官徒的文章,就常为各家所引用,至今没有一篇文章讲东汉铁官徒的能够迈过它。
解放后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就曾在重师范还是重科研之间摇摆。有一时期认为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主要是到中等学校教书的,北师大的教学围绕着中学教本和教学就好,不必搞高尖科学研究。又一时期,又提出与综合大学看齐,实际是重视科研。50年代,在党委书记、副校长何锡麟同志主持下的校务委员会上曾讨论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综合大学毕业生和师范大学毕业生,在中学教学中谁占优势。
当时有个调查,结论是初教书时,综合大学的学生不如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懂教学法,教学比较有条理,综合大学的学生课堂教学比较紧张,比较乱。但过个一两年,优势就转到综合大学了。综合大学的学生有后劲,有研究基础,课堂教学比较深入;师范大学的学生,没后劲,教学内容比较浅。
几十年前的这个调查和讨论,反映一条真理:师范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应该并重,有机的融合一起。有高水平的教师,才有高水平的教学。师大的教师、学生,学术水平都不能低。
我介绍北师大这段往事,在说明《历史教学》和师范大学都是搞教育的,有相通性。师范大学教学离不开科研,离开科研,师大的教学水平就不会高。《历史教学》也离不开历史研究,离开历史研究,就会无生气。
过去50年,《历史教学》大体上也正是沿着这条线走的。那就是说:《历史教学》不到50岁就早已知天命了。但希望今后能更明确地在这条线上走。
我想:(1)《历史教学》不妨不断(不一定每期)刊登些有分量的历史研究的大文章,能提高读者历史认识水平的。(2)每期辟专栏对“20世纪的史学”作作回顾和批判,按顺序对20世纪的史学家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郭沫若、范文澜等作作批判介绍,对20世纪的史学名著作作批判介绍。(3)辟专栏(每期或两期或半年)对国内、外史学专著或论文选重要的作作摘要或批判介绍。批判,不是只说坏话,挑毛病。批判,包括着批坏的褒扬好的。批坏的、扬好的,才是批判的真谛。
《历史教学》已走过了50年,取得很大成绩,作出不少贡献。对史学、对读者都是有功的。贺《历史教学》已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祝《历史教学》今后能取得更大成就,作出更大贡献!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汉唐兵制、佛教寺院经济史。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等。曾在1963年第2期《历史教学》发表《苻坚与王猛》。)责任编辑: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