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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衡》杂志创刊缘起及其宗旨
1920年东南大学教授胡步曾写了一篇长文批评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长期没有一家刊物愿意登载。胡步曾是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博士,因此,他与哈佛校友梅光迪商量,决定自己创办刊物。这个意见得到刘伯明的支持,随后吴宓加盟,并被推为总编辑。梅、刘、吴也都是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还兼校长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副校长的职务。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胡步曾写的《评尝试集》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连载。
《学衡》杂志面世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当时没有一家杂志愿意登载《评尝试集》,但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不赞成胡适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
先从《学衡》杂志标明的宗旨说起。“学衡杂志简章”中说明该刊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简章还有两段文字进一步阐述“宗旨”的具体内涵。这两段文字是: 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
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
可见,《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精华。
这个宗旨在《学衡》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中反映出来。插图依次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它采取中西文化精华的主张。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梅光迪撰写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这篇文章反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他批评说: 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归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
但是,这篇文章并不反映作者是国粹派、顽固派。作者承认吸取欧西文化、建设新文化之必要。文章说: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因此,文章主张: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所以,《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含义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的精华,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
二、《学衡》杂志与白璧德中西文化的精华指的是什么?
《学衡》杂志负责人及撰稿人多数留学美国,不少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们赞赏并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思想理论。
白璧德的学术思想远宗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近师英国文学家安诺德(MatthewArnold)。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导致重利、贫富不均等现象,安诺德颇以为忧。怎么办?梅光迪在《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中说: 安氏欲以文化救正之。文化者,求完善之谓也。……然则如何可得文化乎?安氏则以为必由智慧。彼尝谓其一生事业,在“灌输智慧于英人”。……当时科学大兴,文学与科学两者所包括智慧之多寡,两者在教育上人生上之轻重比较,乃为一紧要问题。安氏谓文学所包为多,当重文学。……彼之文学界说甚广,谓:“凡由书籍以达到吾人之智识皆为文学。……彼所重者特在文学,谓科学为工具之智慧,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无关。文学则使人性中各部分如智识、情感、美感、品德,皆可受其指示薰陶,而自得所以为人之道。……安氏既重文学,则其深信世间所思所言之最上品,必于文学中求之,自不待言,故以文学批评为止。”①白璧德接受了安诺德的观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新人文主义(NewHumanism)。白璧德认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自然主义”作祟所致。所谓“自然主义”,一则是以培根为始的“科学主义”,以征服自然、追求人类的舒适为职志;另一则是以卢梭为首的“感情主义”(sentimantilism)或曰“浪漫主义”(Romanticism)。卢梭不重内心之修养,而欲殚其精力,以谋人群之进步为己任。两者都不重视内心世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盛行。
白璧德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好学深思,进德修养,“向内做工夫”(InnerWorking),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完成人性。白璧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遏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不趋极端,不溺物欲,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克己”之道。因此,他主张研究希腊古代生活状态及其思想,以养成高尚的兴趣和审美观念。白璧德十分欣赏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提倡孔子的思想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相结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的人文主义。
白璧德将他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融成一体,通过提高人品,完成人性的救世主张深深打动了梅光迪、吴宓、胡先马肃、刘伯明等中国教授。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大力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安诺德、白璧德的思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伦理。1920年9月,白璧德在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由胡先马肃译成中文,发表在第三期《学衡》杂志上,题目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这篇演说一方面批判“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感情主义”。他说: 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学教授之功课,即系细究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之往迹及其与中世脱离之情形,并按迹此后思潮之趋向,迄于今日。予尤注意于18世纪中第二次个人主义之发动。此种自16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极端之扩张,首先扩张人类之智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适与利用。此近代运动。一方则注重功利,以培根为其先觉,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组织与效率,而崇信机械之功用;一方则注重感情之扩张,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此感情扩张运动之先觉则十八世纪之卢骚是也。
综此二者而观之,人类全体须日进于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与安适,同时以友爱之精神,为扩张感情之方法,以日进于亲密。此两运动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之人生哲学之中心,复有一进步之概念。盖进步主义,实吾西方主扩张者之一种宗教也。十九世纪之人,每以为科学发明且同情心扩张,人类将日进于丁尼孙(AlfredTennyson)所言之圣神光明之域,然实则向大战场而行。结果乃渐有厌恶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有人欲问,吾西方之脱离古昔,是否曾将数种重要之元素亦随之而弃去?是否如德人所云,于倾弃浴水时,将盆中之小儿亦随之弃掷也。以有此种弃舍之故,今日之所争,乃非进步与反动之争,而为文明与野蛮之争矣。
接着,白璧德赞赏孔子的修身立行、中庸之道。他说: 吾虽知中国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国之人于旧日之教育尽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缛节。孔教教育中寻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当删去不讲,即经籍亦有宜改易之处,如礼记中所载之礼文,多有与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无关,无异于孔子之不彻姜食也。又中国之人并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学与机械等,以补中国之所缺。然吾以为虽其末节宜如此改革,然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盖其所以可贵者,以能见得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又不能倚卢骚之所谓公意及所谓全体之平均点,而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此等人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白璧德最后呼吁中国学者推动新文化运动不能忘却固有文化,同时要研究自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他说: 总之,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而提倡伪道德。若信功利主义过深,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邃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
《学衡》杂志发表这篇译文时,总编辑吴宓写了一个“按语”,对白璧德的讲话内容赞赏佩服之至。“按语”肯定白璧德指出的西洋社会弊端;肯定白璧德关于“博采东西,并览今古”,使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东方的释迦、孔子之学说“折衷而归一”的观点。他说: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主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忘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
在20年代前后,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拥有一个学者群。前面提到的刘伯明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逝世后,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撰《刘伯明先生事略》一文,其中有下列一段话: (刘伯明)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尝曰:“学者之精神应注重自得。吾国古代哲人论求学之语,愚以为最重要者则谓吾人求学不可急迫,而优游浸渍于其间。其谓资深逢源,殆即此意。自得者为己,超然于名利之外;不自得为人,而以学文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学者而后者霸道之学者也。故其于近代繁剧急促,终身役役,计功求效,相率为机械生活之风,诋之不遗余力。谓希腊国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而吾国圣哲之主张中和,亦人类至善之鹄焉。”②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成为《学衡》杂志宗旨的理论基础。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学衡》杂志负责人与撰稿人接受白璧德的理论观点,并不仅仅是在纯理论角度考虑的结果。他们还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而决定接受的。可以说,它是“经世”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学衡》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胡先马肃撰写的长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是一个极重要的证明。
胡先马肃强调“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一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他说: 在今日物质科学昌明之时,吾国之所短,自当外求。曾文正之送学生出洋,立同文馆、制造局、译书局,其宗旨即求此物质科学也。然以当时不知欧西含物质科学外,亦自有文化,遂于不知不觉中生西学即物质科学之谬解,浸而使国人群趋于功利主义之一途。……以吾自身在学校之经验言之,同学中以意气相尚者有之,以文学相尚者有之,以科学相尚者有之。或欲为实业家,或欲为政治家,或欲为学问家,高视阔步,自命不凡者,比比皆是,独无以道义相砥砺、圣贤相期许之风尚,盖功利主义中人已深矣。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为选送学生赴美留学之资,国人亲承西学之机日众。民国以还……已不须国学为猎取仕进之敲门砖,功利主义之成效,亦以银行、交通、制造各事业之日增而益著,其不为功利主义所动者又以纯粹科学为其最高洁之目的,盖不待新文化之狂潮,旧日之人文学问已浸趋于澌灭矣。
胡先马肃进一步指明提高道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文章中说: 吾人今日皆知痛诋政府官僚之腐败,而鲜察国民道德之堕落已至何等程度,复不知政府之所以腐败,国民道德之所以堕落,完全由于崇尚功利主义之故,尤不知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今日中国之现象,固不仅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已也。人欲横流,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洪宪党人之阿谀袁氏,固已丑态百出,然今日之堂堂国务总理,即洪宪罪魁也。苟非以武人之反对则此洪宪罪魁且继续居总揆之地位矣。……在昔日,士君子苟有一、二较此为小之失德,即足使至友绝交、社会不齿;在今日不但友人不加深责,即社会亦漠然视之,以为官吏之固然,宁非国民之社会观念日趋退化乎?不但素以腐败著称之官吏腐败至于此极也,今试观一般之社会,金钱之崇拜、投机事业之发达、拐骗欺诈罪恶之日增、诲淫诲盗之戏剧小说之风行……凡此皆为国民道德堕落之证也。……实则崇拜功利主义、鄙弃节制的道德有以酝成之也。在文章中,胡先马肃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达”。他说: 吾辈……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对社会亦宜提倡节制的道德、中正的学说,使一般少年不致为功利主义、浪漫主义之奴隶,庶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时发达,则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修明,虽目前未能实现,二三十年后终能成也。
因此,我们可以说,《学衡》杂志以批评新文化运动开始,其深层次的目的则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挽救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提高日益落后的道德水平。
四、《学衡》杂志与新儒家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学说十分盛行。论者往往将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视为这种学说的源头。
如果分析一下新儒家学说的特点,可能发现它的源头应提前到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
新儒学的提倡者始终反对全盘西化。他们认为,五四时期,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中,同时丢弃了儒家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之学,实即人文精神维系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命脉;创造性地重建传统是当代儒家的共性。正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综合各家见解,新儒学具有三个特点:
1返宗儒学,即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
2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其“心性之学”,即人文精神。
3融合中西哲学,即融合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每曰融合中西印哲学。用吴宓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问题,的确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但是五四运动提出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导致功利主义盛行,人文主义精神消失,则是片面的。新儒学的出现正是纠正这一片面。从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倡导融合中西印人文主义思想,重建传统,这个关键观点上看,早在1922年《学衡》发刊,就已经把它发挥得相当明确了。
① 见《学衡》第14期。
② 见《学衡》第26期。
(茅家琦,1927年生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通史》、《台湾30年(1949—1979)》等,曾在《历史教学》发表多篇论文。)责任编辑:蔡世华
1920年东南大学教授胡步曾写了一篇长文批评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长期没有一家刊物愿意登载。胡步曾是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博士,因此,他与哈佛校友梅光迪商量,决定自己创办刊物。这个意见得到刘伯明的支持,随后吴宓加盟,并被推为总编辑。梅、刘、吴也都是东南大学教授,刘伯明还兼校长室副主任,实际上是副校长的职务。1922年《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胡步曾写的《评尝试集》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连载。
《学衡》杂志面世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当时没有一家杂志愿意登载《评尝试集》,但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不赞成胡适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
先从《学衡》杂志标明的宗旨说起。“学衡杂志简章”中说明该刊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简章还有两段文字进一步阐述“宗旨”的具体内涵。这两段文字是: 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
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
可见,《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精华。
这个宗旨在《学衡》创刊号正文前的插图中反映出来。插图依次为孔子和苏格拉底像,象征它采取中西文化精华的主张。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梅光迪撰写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这篇文章反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他批评说: 彼等以推翻古人与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归文学为死文学,放言高论,以骇众而眩俗。然夷考其实,乃为最下乘之模仿家。
但是,这篇文章并不反映作者是国粹派、顽固派。作者承认吸取欧西文化、建设新文化之必要。文章说: 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吾国数千年来,以地理关系,凡其邻近,皆文化程度远逊于我,故孤行创造,不求外助,以成此灿烂伟大之文化。先民之才智魄力,与其惨淡经营之功,盖有足使吾人自豪者。今则东西邮通,较量观摩,凡人之长,皆足用以补我之短,乃吾文化史上千载一时之遭遇,国人所当欢舞庆幸者也。……欧西文化亦源远流长,自希腊以迄今日,各国各时,皆有足备吾人采择者。
因此,文章主张: 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睹也。
所以,《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含义就是采择并融贯中西文化的精华,这一点是非常明白的。
二、《学衡》杂志与白璧德中西文化的精华指的是什么?
《学衡》杂志负责人及撰稿人多数留学美国,不少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们赞赏并接受哈佛大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t)的思想理论。
白璧德的学术思想远宗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近师英国文学家安诺德(MatthewArnold)。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导致重利、贫富不均等现象,安诺德颇以为忧。怎么办?梅光迪在《安诺德之文化论》一文中说: 安氏欲以文化救正之。文化者,求完善之谓也。……然则如何可得文化乎?安氏则以为必由智慧。彼尝谓其一生事业,在“灌输智慧于英人”。……当时科学大兴,文学与科学两者所包括智慧之多寡,两者在教育上人生上之轻重比较,乃为一紧要问题。安氏谓文学所包为多,当重文学。……彼之文学界说甚广,谓:“凡由书籍以达到吾人之智识皆为文学。……彼所重者特在文学,谓科学为工具之智慧,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无关。文学则使人性中各部分如智识、情感、美感、品德,皆可受其指示薰陶,而自得所以为人之道。……安氏既重文学,则其深信世间所思所言之最上品,必于文学中求之,自不待言,故以文学批评为止。”①白璧德接受了安诺德的观点并加以发展,形成了他的新人文主义(NewHumanism)。白璧德认为:当代所有的混乱现象,都是“自然主义”作祟所致。所谓“自然主义”,一则是以培根为始的“科学主义”,以征服自然、追求人类的舒适为职志;另一则是以卢梭为首的“感情主义”(sentimantilism)或曰“浪漫主义”(Romanticism)。卢梭不重内心之修养,而欲殚其精力,以谋人群之进步为己任。两者都不重视内心世界的修养,结果造成急功好利、放纵自我之风盛行。
白璧德认为要拨乱反正,必须好学深思,进德修养,“向内做工夫”(InnerWorking),以培养高尚的人格,完成人性。白璧德认为:人性中善恶两种自我不断斗争。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遏制本能冲动的恶的自我,不趋极端,不溺物欲,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克己”之道。因此,他主张研究希腊古代生活状态及其思想,以养成高尚的兴趣和审美观念。白璧德十分欣赏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提倡孔子的思想与亚里斯多德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学者的思想相结合,甚至赞扬孔子之道优于西方的人文主义。
白璧德将他的新人文主义和中国儒家的伦理思想融成一体,通过提高人品,完成人性的救世主张深深打动了梅光迪、吴宓、胡先马肃、刘伯明等中国教授。他们在《学衡》杂志上大力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安诺德、白璧德的思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伦理。1920年9月,白璧德在美国东部中国学生年会上发表演说。这篇演说由胡先马肃译成中文,发表在第三期《学衡》杂志上,题目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这篇演说一方面批判“功利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感情主义”。他说: 近二三十年中,予在哈佛大学教授之功课,即系细究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之往迹及其与中世脱离之情形,并按迹此后思潮之趋向,迄于今日。予尤注意于18世纪中第二次个人主义之发动。此种自16世纪以来之西方运动,其性质为极端之扩张,首先扩张人类之智识与管理自然界之能力,以增加安适与利用。此近代运动。一方则注重功利,以培根为其先觉,其信徒之主旨,在注重组织与效率,而崇信机械之功用;一方则注重感情之扩张,对人则尚博爱,对己则尚个性之表现,此感情扩张运动之先觉则十八世纪之卢骚是也。
综此二者而观之,人类全体须日进于管理自然界而增加利用与安适,同时以友爱之精神,为扩张感情之方法,以日进于亲密。此两运动合而论之,可称为人道主义。在其人道主义之人生哲学之中心,复有一进步之概念。盖进步主义,实吾西方主扩张者之一种宗教也。十九世纪之人,每以为科学发明且同情心扩张,人类将日进于丁尼孙(AlfredTennyson)所言之圣神光明之域,然实则向大战场而行。结果乃渐有厌恶之者。今日西方思想中最有趣之发展,即为对于前二百年来所谓进步思想之形质,渐有怀疑之倾向。有人欲问,吾西方之脱离古昔,是否曾将数种重要之元素亦随之而弃去?是否如德人所云,于倾弃浴水时,将盆中之小儿亦随之弃掷也。以有此种弃舍之故,今日之所争,乃非进步与反动之争,而为文明与野蛮之争矣。
接着,白璧德赞赏孔子的修身立行、中庸之道。他说: 吾虽知中国事不多,然吾深信今中国之人于旧日之教育尽可淘汰其浮表之繁文缛节。孔教教育中寻章摘句、辨析毫末之事,亦当删去不讲,即经籍亦有宜改易之处,如礼记中所载之礼文,多有与士君子修身立行之原理无关,无异于孔子之不彻姜食也。又中国之人并宜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科学与机械等,以补中国之所缺。然吾以为虽其末节宜如此改革,然中国旧学中根本之正义则务宜保存而勿失也。盖其所以可贵者,以能见得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又不能倚卢骚之所谓公意及所谓全体之平均点,而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此等人笃信天命而能克己,凭修养之功成为伟大之人格。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则因其能认明中庸之道必先之以克己及知命也。
白璧德最后呼吁中国学者推动新文化运动不能忘却固有文化,同时要研究自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他说: 总之,中国之人为文艺复兴运动,决不可忽略道德,不可盲从今日欧西流行之说而提倡伪道德。若信功利主义过深,则中国所得于西方者,止不过打字机、电话、汽车等机器,或且因新式机器之精美,中国人亦以此眼光观察西方之文学,而膜拜卢骚以下之狂徒。治此病之法,在勿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固有之文化,再求进而研究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之文化,则见此二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有合,可总称为邃古以来所积累之智慧也。
《学衡》杂志发表这篇译文时,总编辑吴宓写了一个“按语”,对白璧德的讲话内容赞赏佩服之至。“按语”肯定白璧德指出的西洋社会弊端;肯定白璧德关于“博采东西,并览今古”,使西方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与东方的释迦、孔子之学说“折衷而归一”的观点。他说: 今将由何处而可得此为人之正道乎?曰宜博采东西,并览今古,然后折衷而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其说主精确、平正而通达,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德之名义虽忘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人文教育即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与纯教物质之律者相对而言。
在20年代前后,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拥有一个学者群。前面提到的刘伯明就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逝世后,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撰《刘伯明先生事略》一文,其中有下列一段话: (刘伯明)力持人文主义以救今之倡实用主义者之弊。尝曰:“学者之精神应注重自得。吾国古代哲人论求学之语,愚以为最重要者则谓吾人求学不可急迫,而优游浸渍于其间。其谓资深逢源,殆即此意。自得者为己,超然于名利之外;不自得为人,而以学文为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学者而后者霸道之学者也。故其于近代繁剧急促,终身役役,计功求效,相率为机械生活之风,诋之不遗余力。谓希腊国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而吾国圣哲之主张中和,亦人类至善之鹄焉。”②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成为《学衡》杂志宗旨的理论基础。
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学衡》杂志负责人与撰稿人接受白璧德的理论观点,并不仅仅是在纯理论角度考虑的结果。他们还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而决定接受的。可以说,它是“经世”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学衡》杂志第4期上发表的胡先马肃撰写的长文《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是一个极重要的证明。
胡先马肃强调“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一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他说: 在今日物质科学昌明之时,吾国之所短,自当外求。曾文正之送学生出洋,立同文馆、制造局、译书局,其宗旨即求此物质科学也。然以当时不知欧西含物质科学外,亦自有文化,遂于不知不觉中生西学即物质科学之谬解,浸而使国人群趋于功利主义之一途。……以吾自身在学校之经验言之,同学中以意气相尚者有之,以文学相尚者有之,以科学相尚者有之。或欲为实业家,或欲为政治家,或欲为学问家,高视阔步,自命不凡者,比比皆是,独无以道义相砥砺、圣贤相期许之风尚,盖功利主义中人已深矣。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为选送学生赴美留学之资,国人亲承西学之机日众。民国以还……已不须国学为猎取仕进之敲门砖,功利主义之成效,亦以银行、交通、制造各事业之日增而益著,其不为功利主义所动者又以纯粹科学为其最高洁之目的,盖不待新文化之狂潮,旧日之人文学问已浸趋于澌灭矣。
胡先马肃进一步指明提高道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在文章中说: 吾人今日皆知痛诋政府官僚之腐败,而鲜察国民道德之堕落已至何等程度,复不知政府之所以腐败,国民道德之所以堕落,完全由于崇尚功利主义之故,尤不知挽救今日政治腐败之法,厥维提倡已视为腐旧而以节制为元素之旧道德。今日中国之现象,固不仅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已也。人欲横流,廉耻道丧,已至于极点。洪宪党人之阿谀袁氏,固已丑态百出,然今日之堂堂国务总理,即洪宪罪魁也。苟非以武人之反对则此洪宪罪魁且继续居总揆之地位矣。……在昔日,士君子苟有一、二较此为小之失德,即足使至友绝交、社会不齿;在今日不但友人不加深责,即社会亦漠然视之,以为官吏之固然,宁非国民之社会观念日趋退化乎?不但素以腐败著称之官吏腐败至于此极也,今试观一般之社会,金钱之崇拜、投机事业之发达、拐骗欺诈罪恶之日增、诲淫诲盗之戏剧小说之风行……凡此皆为国民道德堕落之证也。……实则崇拜功利主义、鄙弃节制的道德有以酝成之也。在文章中,胡先马肃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发达”。他说: 吾辈……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求有适当之精神修养,万不可以程朱为腐儒,以克己复礼为迂阔。一人固可同时为牛顿、达尔文、瓦特、爱迪生与孔子、孟子也。对社会亦宜提倡节制的道德、中正的学说,使一般少年不致为功利主义、浪漫主义之奴隶,庶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时发达,则新旧文化咸能稳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修明,虽目前未能实现,二三十年后终能成也。
因此,我们可以说,《学衡》杂志以批评新文化运动开始,其深层次的目的则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挽救日益腐败的社会风气,提高日益落后的道德水平。
四、《学衡》杂志与新儒家思想
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新儒家学说十分盛行。论者往往将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视为这种学说的源头。
如果分析一下新儒家学说的特点,可能发现它的源头应提前到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
新儒学的提倡者始终反对全盘西化。他们认为,五四时期,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中,同时丢弃了儒家人文主义。他们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之学,实即人文精神维系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命脉;创造性地重建传统是当代儒家的共性。正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综合各家见解,新儒学具有三个特点:
1返宗儒学,即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
2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其“心性之学”,即人文精神。
3融合中西哲学,即融合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每曰融合中西印哲学。用吴宓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一言一行都遵照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问题,的确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但是五四运动提出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导致功利主义盛行,人文主义精神消失,则是片面的。新儒学的出现正是纠正这一片面。从反对全盘否定传统、反对全盘西化,倡导融合中西印人文主义思想,重建传统,这个关键观点上看,早在1922年《学衡》发刊,就已经把它发挥得相当明确了。
① 见《学衡》第14期。
② 见《学衡》第26期。
(茅家琦,1927年生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通史》、《台湾30年(1949—1979)》等,曾在《历史教学》发表多篇论文。)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