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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居龙藏和伊东忠太的争论】
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多次回忆起年轻时那次中国内陆之旅。
那是1902年，鸟居龙藏年方32。这年，他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前往苗族聚居地贵州作田野考察。鳥居龙藏从武汉进入湖南后，自洞庭湖溯流而上直达贵州镇远。尔后，一路向西，经偏桥、兴隆、平越、贵阳，抵达处于黔中地区的平坝县饭笼驿（今贵安新区天龙镇）。
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那里，鸟居龙藏看到一群装束奇特的妇女：她们身着青蓝色的服装，宽袍大袖，衣长过膝，腰间系着黑色的丝绸腰带，行走时随风飘摆。更奇特的是她们绾起的发髻上，一撮头发突起，插着凤凰状的头簪。他询问向导，向导回告：这些人是苗族的一支，叫作“凤头苗”，又叫“凤头鸡”。
然而，鸟居龙藏的学识提醒他，向导的说法多半不可信。此后经过研究，鸟居龙藏在他的著作里断言，“凤头苗”不属于苗族，而属汉族。鸟居龙藏认为，凤头苗的祖先们，是“为了国家而落户在偏僻之地”，“在贵州中部所形成的汉族地方集团，成为了凤头鸡由来的起因。那些变成了土著的屯兵的子孙，也就是今日的凤头鸡部落”。
事有凑巧。在鸟居龙藏的贵州之行半年后，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也来到了贵州安顺。在距饭笼驿100多里的镇宁县，他同样看到了一群凤头苗。伊东忠太没有带翻译，他通过笔谈的方式和镇宁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地方官员告诉伊东忠太，这些人叫凤头苗，它们与黑苗、花苗一样，都是苗族的分支。所以，当伊东忠太看到鸟居龙藏的研究成果时，自然不敢苟同——一个坚持说凤头苗是屯兵的汉人的后裔，另一个则坚持说凤头苗就是苗族分支。
孰是孰非，几十年后才渐渐尘埃落定。
建国之初，学者费孝通同样深入云贵高原考察，他也注意到了凤头苗这个族群。经他考证，鸟居龙藏的意见是正确的。凤头苗的打扮看似怪异，其实是受到兄弟民族影响的明朝汉服。凤头苗就是汉族，因为他们多居住在屯堡里，故被命名为“屯堡人”。
那么，这些屯兵的汉人是谁派遣来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朱元璋定云南】
时光要回溯到14世纪中叶的明朝初年。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号大明。尽管是大一统王朝，但明朝的疆域并不大。不要说无法与称雄一时的元朝相比，就是较之汉、唐也相形见绌（一个参考数据是：明朝最鼎盛的永乐时期，有效国土面积约710万平方公里，汉朝盛时1050万平方公里，唐朝盛时1240万平方公里，清朝盛时1380万平方公里）。明初，元帝北狩，占据北方；东北是女真族的地盘，后来虽建立了奴儿干都司，但属于羁縻性质；西北是东察合台汗国；西南是效忠元朝的梁王以及众多部落政权或割据政权的天下。以安顺为例，它便属于当时占据四川和重庆的明玉珍所建的大夏国。朱元璋要想开疆拓土，除了北伐之外，还有另一步棋，那就是西征，即把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元朝时，政府在全国设立行中书省，这也是我国设省的初始。那时的贵州并没有建省，贵州的地盘分属邻近的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不过，考虑到贵州的重要位置，元朝修建了一条从东到西横贯全境的驿道，这就是从中原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动脉。鸟居龙藏当年在贵州行进的，就是这条驿道。大约从14世纪初开始，安顺逐渐成为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371年，明军击败占据四川、重庆一带的大夏国。毗邻的普城土酋、元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向明朝投降；其后，改普定路为普定府。元朝皇帝撤回蒙古高原后，中原地区渐为朱元璋所有，而偏居一隅的云南却掌握在梁王手中，是已经走向末路的元帝国的一块飞地。朱元璋希望能兵不血刃地进军云南，他先后派出三批使者前往昆明，对梁王晓以利害，希望他归顺中央。但梁王系元朝宗室，死忠故国，不仅拒绝归顺，还把两批使者处死，原本已臣服中央的普定府，也在梁王的胁迫下，重又燃起反叛的烽火。
和平进军云南成为泡影，龙颜大怒的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服。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统率步、骑兵30万讨伐云南。军抵湖广，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海等率5万人，经由四川永宁向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前进；一路由傅友德带领，从湖南沅州、辰州直驱贵州，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个战略要地就是地处黔中的普定，即今日的安顺。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人认为，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地踞省城上游，为滇南孔道，真腹地中之雄郡也”，一句话，安顺处于联结中原与云贵的交通线上，乃进出云南的门户和咽喉。当梁王失去了作为屏藩的安顺，驻守在云南东大门曲靖的元军已然无险可守。
接下来的战事顺利得异乎寻常：明军11月下普定，12月进入云南曲靖。在南盘江的一条小支流白石江畔，决定云南前途的关键一役中，明军大获全胜。消息传到昆明，绝望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部分臣属跳入滇池，自杀身亡。
挟平定梁王之余威，此后，蓝玉和沐英又攻克大理，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段誉家族的大理段氏，至此灭亡。此外，鹤庆、丽江和金齿等部族政权悉数归附。值得一提的是，梁王自杀后，部分活下来的他的家人和臣属共300多人，被朱元璋流放到耽罗——今天国人热衷的旅游度假目的地韩国济州岛。元明之际，这座孤悬大洋的岛屿，是人们视为畏途的流放地。
因平定云南有功，主将傅友德后被封为颍国公，蓝玉和沐英俱有封赏。其中，沐英留守云南。有意思的是，傅友德和蓝玉皆先后因故被朱元璋处死，蓝玉更是被“剥皮楦草”（明朝的一种酷刑，把人皮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只有远留滇中的沐英，不仅自己得了善终，其子孙也得以世代镇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被韦小宝苦苦追求的小郡主沐剑屏，按金老爷子的说法，就是沐英的后人。
在以人力和畜力作动力的明初，距首都南京两千多公里外的云贵，不仅路途迢遥，更兼地表崎岖，山河阻隔，且夷多汉少，时降时叛。对朱元璋来说，拿下云南和贵州容易，如何治理它们，反而成了一个伤脑筋的大问题。 【星罗棋布的卫所】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制订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卫所制。《明史》称：“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所谓卫所，学者钱穆的解释或许最为通俗易懂：“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5600人为一卫，1128人为一所，112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卫所制度创立后，不断加以完善和规范。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上下共计有329个卫及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东自辽左，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
当天下既定，卫所军人的职责重心就由出征打仗转向屯垦生产。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颁布屯田制，规定：全国的卫所，处于内地的，两成军士守城，八成军士耕种；处于边地的，三成军士守城，七成军士耕种。卫所制度的创立，实现了朱元璋的初衷：寓兵于农，镇守与屯垦两不误。为此，朱元璋颇为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随着云南和贵州被纳入明王朝版图，卫所制度也随之在云贵高原落地生根。按明制，每个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设2个总旗、10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单位，统率军士10人。那么，这些星罗棋布的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它们在选择屯驻地时，又本着怎样的原则呢？
如前所述，安顺地处黔中，自元末开辟驿道以来，它就是由云南穿过贵州，进而沟通中原的要津之地。在贵州设卫置所，就是为了保障云南的安全，故而对驿道的畅通和把控至关重要。因此，安顺的卫所大多沿着交通线布局。此外，由于卫所需要大量良田分配给军士，而贵州多山，耕地较少，卫所在布局时，还得考虑尽量靠近土地平旷的肥沃之地。
在今天，安顺是贵州下辖的一个普通地级市，似乎与省内其它地方并无二致。身处“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虽然安顺一带的四周仍是高耸的山峰，但在峰林峡谷间，却隔三差五地分布着一些相对平坦的盆地。譬如今天贵安新区的中心地带名叫平坝，这个县的得名，就是它得天独厚地拥有4块面积超过万亩的坝子。据统计，在贵州这个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超过万亩的山间坝子只有区区18块，平坝一县竟独得其四。
地处贵州腹地的安顺在拥有珍贵的盆地的同时，还具有另外的优势：古人认为它是“边鄙都会，滇黔要区”，“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形势雄远，屹为襟要”，要想控制贵州和云南，安顺是一个必须牢牢抓在手里的先决条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明代，云贵总督并不驻扎在昆明或贵阳，而是半年驻曲靖，半年驻安顺；在清代，指挥全省军队的贵州提督，其官邸也设在并非省城的安顺。
我们从另一组数据也能看出安顺地区的重要性：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政府在贵州共设立了24个卫、132个千户所及2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与之相比，四川仅设有17卫、23所，云南设20卫、28所，湖广虽有27卫，但其中6卫设在贵州境内，至于广西，则仅有10卫、22所。从这些数据分析，有明一代，贵州对西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不得不用心良苦。
曾經遍及中国的几百个卫所，随着大明王朝的灭亡而成为历史。如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存于史书典籍，或是还能找到一些残垣断壁以供凭吊，但安顺地区的卫所，却一枝独秀地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并延续至今。学者史继林就指出：“全国都有卫所，但从贵州到云南，卫所密度最高。如今，天津卫、广州卫等消失得无影无踪，安顺平坝，特别是贵安新区，还维持、保留着中原的风俗习惯，很多习惯其实还不是明代的，是元代的。集团移民、风俗代代传承，全国只有安顺平坝这里的卫所至今保存下来。”
【少数民族地区中的汉族文化认同】
和今天的义务兵制及志愿兵制完全不同，就军人的来源而言，明朝执行的是世袭的军户制。一个家庭一旦被编为军户，其子子孙孙就只能有一个职业——从军。若为军的长子死亡或老病，则由家中其他兄弟顶替。倘遇到全家男丁都死亡或衰老、生病的，就到其原籍族人中找人顶替。并且，一旦定为军籍，不仅从军者要到所属卫所服务，其家人也要随之迁居到相应卫所。
对服役的军士，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多的可达百亩，少的只有20亩，一般在50亩左右。这些土地，由军士及家人耕种，不许买卖。军屯初兴时，以示鼓励，国家不收取租赋。但从洪武七年起，也开始征收。
军屯之外，作为解决边陲将士粮饷的补充，明朝还有相应的商屯和民屯。所谓商屯，就是以盐引（相当于贩卖食盐的指标）为回报，吸引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地。久而久之，商人发现与其长途运输，不如雇人在当地耕种利润更大。于是，商屯由此产生。所谓民屯，则是由政府组织，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等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对这些移民，政府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并免税三年。
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最初的屯堡人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修撰于明朝嘉靖时期的《贵州通志》记载，安顺地区的三个卫，其所辖军人分别为平坝卫5890人，普定卫8864人，安庄卫9976人。三者相加，共有近25000人。如果加上随军的家属，再加上记载不明的商人和平民，其总数应该至少在10万以上。
根据多方记载，大体可以还原当年的情景：明朝军队凡攻占一地，即选择那些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筑城设卫。其下的各级组织，从千户所到百户所再到总旗和小旗，也以卫为中心，分布在周围以作拱卫。所也好，旗也罢，它们既是军营，也是农场；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服务于斯的一代代军人，入则为民，出则为兵，上马杀敌，下马耕田。 换言之，这些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的军人们，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都要高于毗邻的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虽然他们并非都是同乡，但共同的命运、职责和生活背景，使他们有了一种“大老乡”的文化认同。在这个系统里，外界的风吹草动很难对内部产生影响，固有的文化得以传承。于是乎，几百年后，当大明王朝的文治武功早已灰飞烟灭，我们却能从屯堡人那里感受到大明的真实存在，它像一块明朝文化的活化石，引领我们走进那个遥远年代。
在当地的寻访中，我注意到，安顺一带的地名非常奇特，除了军事意味浓重的屯、堡、所、卫之外，还有不少是以动物来命名的，诸如狗场、牛场、马场、猴场、鸡场——人们称之为“甲子场”。原来，在卫所制度实施之前，贵州夷多汉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没有。随着卫所遍地开花，商业的兴起及繁荣成为必然。以安顺为例，设卫建城后，安顺居住着众多官员、军户、民户和匠户，其日常所需，显然不可能通过自给自足来完成。至于毗邻的乡村地区，屯堡与村落交错，汉庄与苗寨相伴，有大量农副产品需要交换；而来自江南的工匠们，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品，这些都需要有集市进行贸易。
于是，在边远的黔中，集市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了区别这些集市，也为了方便人们赶场，赶场的时间便用甲子推算，每12天一场，周而复始地循环。至于赶场的地点，也是当地人约定俗成的。比如，逢子日赶场的被称为“鼠场”，逢丑日赶场的被称为“牛场”。至于“猫场”，十二生肖中没有猫，那是因为人们觉得叫“虎场”不吉利，于是以猫替虎，逢寅日赶场。
【离明朝最近的地方】
本寨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安顺城外不到20公里的地方，林立的山峰间，有一块平坦的坝子，本寨和被称为“云峰八寨”的其它七个寨子，就散落在青山绿水中。
作为明朝初年大军屯驻的核心区域，本寨及周边寨子都建有寨墙和碉楼。居民的房子看上去有点近似于江南地区的四合院，但外墙都用石头包裹，显得特别坚固。此外，巷巷相通、户户相连的结构，让人一下子就领悟到，当年的设计者是要把它打造为一座宜于固守的军事堡垒。爬上其中一座碉楼，我惊讶地看见，寨子中的不少房屋，除了墙是石头砌成的，就连房顶上盖的也是石头。这让我想起在天龙屯时听过一位老人的顺口溜：“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
在森林覆盖率很高的贵州，原住民的建筑基本采用原木结构，石头建筑是屯堡文化的产物。那些来自江南的石匠们就地取材，打造出了易守难攻的石头城。当地屯堡人之间流传一个故事：很久以前，苗族人盖房子都是用草和木头，我们老祖公来了，盖房子的技术比他们好，就用石头砌房子。苗族兄弟看了都很害怕，不敢住进去，怕石头房子塌了会砸死人，就逃到深山老林去了。
原以为，像这种石头建筑，又以备战为目的，很可能粗糙简单。但仔细观察，却并非如此。这些动辄几百年的老建筑，传递出了浓烈的江南汉文化气息：屯堡人家的门头，常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最为典型的是有吉祥含义的蝙蝠（谐音“福”）、梅花鹿（谐音“禄”）、麒麟兽（谐音“寿”）和喜鹊（谐音“喜”）。一些有身份的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他们的门板上还雕有诗词书画。这些繁复的雕刻及其图案的象征寓意，使得屯堡建筑与当地兄弟民族的民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寨所倚的靠山，是孤峰突起的云鹫山。山深草茂，云气蒸腾，登上山顶，只见一湾清流从村前的稻田旁流淌而过，这不像边远偏僻的贵州，倒像是梦里水乡的江南。
在天龙屯，我看到了曾引起鸟居龙藏极大兴趣的穿着蓝色服装的妇女，对于他曾经惊讶的屯堡妇女的发式和发簪，我在《平坝县志》里找到了证据：“明祖以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遂多为凤阳籍。又此种妇女头上束发作凤阳妆，绾一笄，故又呼之为凤阳头笄，决非苗夷之类也。”在《安顺府志》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妇人以银索绾发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妆也。”这的确说明屯堡妇女的装束，就是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汉族妇女的正常打扮。
只不过，这身装束在明朝司空见惯，但随着王朝更替，时过境迁，原本正常的装束也被视为不正常了，甚至被误以为是苗族服饰，因而也才会把屯堡人称为凤头苗。这就像鸟居龙藏给出的解释那样：“处于偏僻之地，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依然保留明代江南的民俗，原原本本的头饰发型，这对于后来人口众多的汉族移民，则感到异常稀奇。”在黑暗的历史河流中，随着时光流逝，真相往往被淹没，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崇尚女子的“三寸金莲”为美，女子缠足曾被视为一种美德的象征，而屯堡妇女从未受缠足之苦。据说，这是因为朱元璋妻子马氏自幼习武且不缠足，故从前的屯堡妇女说自己为何不缠足时，总会答：“我们的皇帝娘娘不裹脚，我们也不裹脚。”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顺的屯堡，是一个比故宮、长城和十三陵距离大明王朝更近的地方。故宫、长城和十三陵虽然都是大明遗存，但它们已失去了热量而成为冰冷的文物。唯有在安顺，在天龙屯、云峰屯、鲍家屯这些地方，大明王朝还没有走远，600多年前的生活方式仍在小范围内继续。
（作者系文史学者）
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曾多次回忆起年轻时那次中国内陆之旅。
那是1902年，鸟居龙藏年方32。这年，他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前往苗族聚居地贵州作田野考察。鳥居龙藏从武汉进入湖南后，自洞庭湖溯流而上直达贵州镇远。尔后，一路向西，经偏桥、兴隆、平越、贵阳，抵达处于黔中地区的平坝县饭笼驿（今贵安新区天龙镇）。
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落。在那里，鸟居龙藏看到一群装束奇特的妇女：她们身着青蓝色的服装，宽袍大袖，衣长过膝，腰间系着黑色的丝绸腰带，行走时随风飘摆。更奇特的是她们绾起的发髻上，一撮头发突起，插着凤凰状的头簪。他询问向导，向导回告：这些人是苗族的一支，叫作“凤头苗”，又叫“凤头鸡”。
然而，鸟居龙藏的学识提醒他，向导的说法多半不可信。此后经过研究，鸟居龙藏在他的著作里断言，“凤头苗”不属于苗族，而属汉族。鸟居龙藏认为，凤头苗的祖先们，是“为了国家而落户在偏僻之地”，“在贵州中部所形成的汉族地方集团，成为了凤头鸡由来的起因。那些变成了土著的屯兵的子孙，也就是今日的凤头鸡部落”。
事有凑巧。在鸟居龙藏的贵州之行半年后，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也来到了贵州安顺。在距饭笼驿100多里的镇宁县，他同样看到了一群凤头苗。伊东忠太没有带翻译，他通过笔谈的方式和镇宁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地方官员告诉伊东忠太，这些人叫凤头苗，它们与黑苗、花苗一样，都是苗族的分支。所以，当伊东忠太看到鸟居龙藏的研究成果时，自然不敢苟同——一个坚持说凤头苗是屯兵的汉人的后裔，另一个则坚持说凤头苗就是苗族分支。
孰是孰非，几十年后才渐渐尘埃落定。
建国之初，学者费孝通同样深入云贵高原考察，他也注意到了凤头苗这个族群。经他考证，鸟居龙藏的意见是正确的。凤头苗的打扮看似怪异，其实是受到兄弟民族影响的明朝汉服。凤头苗就是汉族，因为他们多居住在屯堡里，故被命名为“屯堡人”。
那么，这些屯兵的汉人是谁派遣来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朱元璋定云南】
时光要回溯到14世纪中叶的明朝初年。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号大明。尽管是大一统王朝，但明朝的疆域并不大。不要说无法与称雄一时的元朝相比，就是较之汉、唐也相形见绌（一个参考数据是：明朝最鼎盛的永乐时期，有效国土面积约710万平方公里，汉朝盛时1050万平方公里，唐朝盛时1240万平方公里，清朝盛时1380万平方公里）。明初，元帝北狩，占据北方；东北是女真族的地盘，后来虽建立了奴儿干都司，但属于羁縻性质；西北是东察合台汗国；西南是效忠元朝的梁王以及众多部落政权或割据政权的天下。以安顺为例，它便属于当时占据四川和重庆的明玉珍所建的大夏国。朱元璋要想开疆拓土，除了北伐之外，还有另一步棋，那就是西征，即把位于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元朝时，政府在全国设立行中书省，这也是我国设省的初始。那时的贵州并没有建省，贵州的地盘分属邻近的云南行省、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不过，考虑到贵州的重要位置，元朝修建了一条从东到西横贯全境的驿道，这就是从中原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动脉。鸟居龙藏当年在贵州行进的，就是这条驿道。大约从14世纪初开始，安顺逐渐成为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1371年，明军击败占据四川、重庆一带的大夏国。毗邻的普城土酋、元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向明朝投降；其后，改普定路为普定府。元朝皇帝撤回蒙古高原后，中原地区渐为朱元璋所有，而偏居一隅的云南却掌握在梁王手中，是已经走向末路的元帝国的一块飞地。朱元璋希望能兵不血刃地进军云南，他先后派出三批使者前往昆明，对梁王晓以利害，希望他归顺中央。但梁王系元朝宗室，死忠故国，不仅拒绝归顺，还把两批使者处死，原本已臣服中央的普定府，也在梁王的胁迫下，重又燃起反叛的烽火。
和平进军云南成为泡影，龙颜大怒的朱元璋决定以武力征服。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统率步、骑兵30万讨伐云南。军抵湖广，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胡海等率5万人，经由四川永宁向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前进；一路由傅友德带领，从湖南沅州、辰州直驱贵州，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这个战略要地就是地处黔中的普定，即今日的安顺。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人认为，安顺“襟带楚粤，控制滇蜀，地踞省城上游，为滇南孔道，真腹地中之雄郡也”，一句话，安顺处于联结中原与云贵的交通线上，乃进出云南的门户和咽喉。当梁王失去了作为屏藩的安顺，驻守在云南东大门曲靖的元军已然无险可守。
接下来的战事顺利得异乎寻常：明军11月下普定，12月进入云南曲靖。在南盘江的一条小支流白石江畔，决定云南前途的关键一役中，明军大获全胜。消息传到昆明，绝望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和部分臣属跳入滇池，自杀身亡。
挟平定梁王之余威，此后，蓝玉和沐英又攻克大理，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段誉家族的大理段氏，至此灭亡。此外，鹤庆、丽江和金齿等部族政权悉数归附。值得一提的是，梁王自杀后，部分活下来的他的家人和臣属共300多人，被朱元璋流放到耽罗——今天国人热衷的旅游度假目的地韩国济州岛。元明之际，这座孤悬大洋的岛屿，是人们视为畏途的流放地。
因平定云南有功，主将傅友德后被封为颍国公，蓝玉和沐英俱有封赏。其中，沐英留守云南。有意思的是，傅友德和蓝玉皆先后因故被朱元璋处死，蓝玉更是被“剥皮楦草”（明朝的一种酷刑，把人皮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只有远留滇中的沐英，不仅自己得了善终，其子孙也得以世代镇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被韦小宝苦苦追求的小郡主沐剑屏，按金老爷子的说法，就是沐英的后人。
在以人力和畜力作动力的明初，距首都南京两千多公里外的云贵，不仅路途迢遥，更兼地表崎岖，山河阻隔，且夷多汉少，时降时叛。对朱元璋来说，拿下云南和贵州容易，如何治理它们，反而成了一个伤脑筋的大问题。 【星罗棋布的卫所】
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制订了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卫所制。《明史》称：“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所谓卫所，学者钱穆的解释或许最为通俗易懂：“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5600人为一卫，1128人为一所，112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卫所制度创立后，不断加以完善和规范。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上下共计有329个卫及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东自辽左，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
当天下既定，卫所军人的职责重心就由出征打仗转向屯垦生产。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颁布屯田制，规定：全国的卫所，处于内地的，两成军士守城，八成军士耕种；处于边地的，三成军士守城，七成军士耕种。卫所制度的创立，实现了朱元璋的初衷：寓兵于农，镇守与屯垦两不误。为此，朱元璋颇为自豪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随着云南和贵州被纳入明王朝版图，卫所制度也随之在云贵高原落地生根。按明制，每个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120人为一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设2个总旗、10个小旗，小旗是最基本的单位，统率军士10人。那么，这些星罗棋布的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和小旗，它们在选择屯驻地时，又本着怎样的原则呢？
如前所述，安顺地处黔中，自元末开辟驿道以来，它就是由云南穿过贵州，进而沟通中原的要津之地。在贵州设卫置所，就是为了保障云南的安全，故而对驿道的畅通和把控至关重要。因此，安顺的卫所大多沿着交通线布局。此外，由于卫所需要大量良田分配给军士，而贵州多山，耕地较少，卫所在布局时，还得考虑尽量靠近土地平旷的肥沃之地。
在今天，安顺是贵州下辖的一个普通地级市，似乎与省内其它地方并无二致。身处“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虽然安顺一带的四周仍是高耸的山峰，但在峰林峡谷间，却隔三差五地分布着一些相对平坦的盆地。譬如今天贵安新区的中心地带名叫平坝，这个县的得名，就是它得天独厚地拥有4块面积超过万亩的坝子。据统计，在贵州这个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超过万亩的山间坝子只有区区18块，平坝一县竟独得其四。
地处贵州腹地的安顺在拥有珍贵的盆地的同时，还具有另外的优势：古人认为它是“边鄙都会，滇黔要区”，“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形势雄远，屹为襟要”，要想控制贵州和云南，安顺是一个必须牢牢抓在手里的先决条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明代，云贵总督并不驻扎在昆明或贵阳，而是半年驻曲靖，半年驻安顺；在清代，指挥全省军队的贵州提督，其官邸也设在并非省城的安顺。
我们从另一组数据也能看出安顺地区的重要性：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政府在贵州共设立了24个卫、132个千户所及2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与之相比，四川仅设有17卫、23所，云南设20卫、28所，湖广虽有27卫，但其中6卫设在贵州境内，至于广西，则仅有10卫、22所。从这些数据分析，有明一代，贵州对西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不得不用心良苦。
曾經遍及中国的几百个卫所，随着大明王朝的灭亡而成为历史。如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存于史书典籍，或是还能找到一些残垣断壁以供凭吊，但安顺地区的卫所，却一枝独秀地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并延续至今。学者史继林就指出：“全国都有卫所，但从贵州到云南，卫所密度最高。如今，天津卫、广州卫等消失得无影无踪，安顺平坝，特别是贵安新区，还维持、保留着中原的风俗习惯，很多习惯其实还不是明代的，是元代的。集团移民、风俗代代传承，全国只有安顺平坝这里的卫所至今保存下来。”
【少数民族地区中的汉族文化认同】
和今天的义务兵制及志愿兵制完全不同，就军人的来源而言，明朝执行的是世袭的军户制。一个家庭一旦被编为军户，其子子孙孙就只能有一个职业——从军。若为军的长子死亡或老病，则由家中其他兄弟顶替。倘遇到全家男丁都死亡或衰老、生病的，就到其原籍族人中找人顶替。并且，一旦定为军籍，不仅从军者要到所属卫所服务，其家人也要随之迁居到相应卫所。
对服役的军士，国家分配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多的可达百亩，少的只有20亩，一般在50亩左右。这些土地，由军士及家人耕种，不许买卖。军屯初兴时，以示鼓励，国家不收取租赋。但从洪武七年起，也开始征收。
军屯之外，作为解决边陲将士粮饷的补充，明朝还有相应的商屯和民屯。所谓商屯，就是以盐引（相当于贩卖食盐的指标）为回报，吸引商人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地。久而久之，商人发现与其长途运输，不如雇人在当地耕种利润更大。于是，商屯由此产生。所谓民屯，则是由政府组织，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等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对这些移民，政府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并免税三年。
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最初的屯堡人规模到底有多大呢？据修撰于明朝嘉靖时期的《贵州通志》记载，安顺地区的三个卫，其所辖军人分别为平坝卫5890人，普定卫8864人，安庄卫9976人。三者相加，共有近25000人。如果加上随军的家属，再加上记载不明的商人和平民，其总数应该至少在10万以上。
根据多方记载，大体可以还原当年的情景：明朝军队凡攻占一地，即选择那些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筑城设卫。其下的各级组织，从千户所到百户所再到总旗和小旗，也以卫为中心，分布在周围以作拱卫。所也好，旗也罢，它们既是军营，也是农场；既是作战单位，也是生产单位。服务于斯的一代代军人，入则为民，出则为兵，上马杀敌，下马耕田。 换言之，这些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的军人们，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都要高于毗邻的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虽然他们并非都是同乡，但共同的命运、职责和生活背景，使他们有了一种“大老乡”的文化认同。在这个系统里，外界的风吹草动很难对内部产生影响，固有的文化得以传承。于是乎，几百年后，当大明王朝的文治武功早已灰飞烟灭，我们却能从屯堡人那里感受到大明的真实存在，它像一块明朝文化的活化石，引领我们走进那个遥远年代。
在当地的寻访中，我注意到，安顺一带的地名非常奇特，除了军事意味浓重的屯、堡、所、卫之外，还有不少是以动物来命名的，诸如狗场、牛场、马场、猴场、鸡场——人们称之为“甲子场”。原来，在卫所制度实施之前，贵州夷多汉少，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业十分落后，甚至可以说没有。随着卫所遍地开花，商业的兴起及繁荣成为必然。以安顺为例，设卫建城后，安顺居住着众多官员、军户、民户和匠户，其日常所需，显然不可能通过自给自足来完成。至于毗邻的乡村地区，屯堡与村落交错，汉庄与苗寨相伴，有大量农副产品需要交换；而来自江南的工匠们，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品，这些都需要有集市进行贸易。
于是，在边远的黔中，集市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了区别这些集市，也为了方便人们赶场，赶场的时间便用甲子推算，每12天一场，周而复始地循环。至于赶场的地点，也是当地人约定俗成的。比如，逢子日赶场的被称为“鼠场”，逢丑日赶场的被称为“牛场”。至于“猫场”，十二生肖中没有猫，那是因为人们觉得叫“虎场”不吉利，于是以猫替虎，逢寅日赶场。
【离明朝最近的地方】
本寨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安顺城外不到20公里的地方，林立的山峰间，有一块平坦的坝子，本寨和被称为“云峰八寨”的其它七个寨子，就散落在青山绿水中。
作为明朝初年大军屯驻的核心区域，本寨及周边寨子都建有寨墙和碉楼。居民的房子看上去有点近似于江南地区的四合院，但外墙都用石头包裹，显得特别坚固。此外，巷巷相通、户户相连的结构，让人一下子就领悟到，当年的设计者是要把它打造为一座宜于固守的军事堡垒。爬上其中一座碉楼，我惊讶地看见，寨子中的不少房屋，除了墙是石头砌成的，就连房顶上盖的也是石头。这让我想起在天龙屯时听过一位老人的顺口溜：“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
在森林覆盖率很高的贵州，原住民的建筑基本采用原木结构，石头建筑是屯堡文化的产物。那些来自江南的石匠们就地取材，打造出了易守难攻的石头城。当地屯堡人之间流传一个故事：很久以前，苗族人盖房子都是用草和木头，我们老祖公来了，盖房子的技术比他们好，就用石头砌房子。苗族兄弟看了都很害怕，不敢住进去，怕石头房子塌了会砸死人，就逃到深山老林去了。
原以为，像这种石头建筑，又以备战为目的，很可能粗糙简单。但仔细观察，却并非如此。这些动辄几百年的老建筑，传递出了浓烈的江南汉文化气息：屯堡人家的门头，常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最为典型的是有吉祥含义的蝙蝠（谐音“福”）、梅花鹿（谐音“禄”）、麒麟兽（谐音“寿”）和喜鹊（谐音“喜”）。一些有身份的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他们的门板上还雕有诗词书画。这些繁复的雕刻及其图案的象征寓意，使得屯堡建筑与当地兄弟民族的民居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寨所倚的靠山，是孤峰突起的云鹫山。山深草茂，云气蒸腾，登上山顶，只见一湾清流从村前的稻田旁流淌而过，这不像边远偏僻的贵州，倒像是梦里水乡的江南。
在天龙屯，我看到了曾引起鸟居龙藏极大兴趣的穿着蓝色服装的妇女，对于他曾经惊讶的屯堡妇女的发式和发簪，我在《平坝县志》里找到了证据：“明祖以安徽凤阳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遂多为凤阳籍。又此种妇女头上束发作凤阳妆，绾一笄，故又呼之为凤阳头笄，决非苗夷之类也。”在《安顺府志》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妇人以银索绾发髻，分三绺，长簪大环，皆凤阳妆也。”这的确说明屯堡妇女的装束，就是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汉族妇女的正常打扮。
只不过，这身装束在明朝司空见惯，但随着王朝更替，时过境迁，原本正常的装束也被视为不正常了，甚至被误以为是苗族服饰，因而也才会把屯堡人称为凤头苗。这就像鸟居龙藏给出的解释那样：“处于偏僻之地，难以接触到新的文化，依然保留明代江南的民俗，原原本本的头饰发型，这对于后来人口众多的汉族移民，则感到异常稀奇。”在黑暗的历史河流中，随着时光流逝，真相往往被淹没，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以崇尚女子的“三寸金莲”为美，女子缠足曾被视为一种美德的象征，而屯堡妇女从未受缠足之苦。据说，这是因为朱元璋妻子马氏自幼习武且不缠足，故从前的屯堡妇女说自己为何不缠足时，总会答：“我们的皇帝娘娘不裹脚，我们也不裹脚。”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顺的屯堡，是一个比故宮、长城和十三陵距离大明王朝更近的地方。故宫、长城和十三陵虽然都是大明遗存，但它们已失去了热量而成为冰冷的文物。唯有在安顺，在天龙屯、云峰屯、鲍家屯这些地方，大明王朝还没有走远，600多年前的生活方式仍在小范围内继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