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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蓬子转向”与中统头目徐恩曾有关。
鲁迅：“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拿回，你就必定不认为我说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从枕头下翻出两张，由裤兜里翻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老舍幽默文集》）
出自老舍笔下的这个“作家书屋”，是姚蓬子开办的。
姚蓬子（1891～1969），本名姚梦生，“蓬子”是笔名，意为“蓬瀛之子”，他是浙江诸暨人。现在说姚蓬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过要说他的儿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姚文元。
姚蓬子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姚汉章是晚清举人，后曾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姚蓬子早年读书于家乡诸暨县立中学以及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乃至北京大学，彼时“湖畔诗人”（浙江义乌人，杭州求学时组织了“湖畔诗社”）冯雪峰也在北大为旁听生，一些北大的浙江文学青年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文艺，姚与冯两人因此相识，并很快成为朋友。1924年夏，姚蓬子因母亲病故，不得已中断学业，经人介绍，赴上海光华书局当编辑。其时，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编辑文学刊物《幻洲》，也在光华书局出版，故姚蓬子也认识了潘汉年，而且两个人很投契。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姚蓬子也逐渐成为思想左翼的人士。1927年，他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潘汉年与冯雪峰等筹备成立“左联”，姚蓬子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后来开办湖风书店，“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冯雪峰提议由丁玲担任主编，并委派姚蓬子、沈起予两人协助，即“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丁玲《魍魉世界》）
这是姚蓬子早年的光荣历史。作为大时代的弄潮儿，他在历史转折点1927年加入共产党，又在1930年参加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运动中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外他毕竟是伺弄文字的，因此也算得上是一个左翼作家（著有作品《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还曾被委以重任——据说出任过“左联”的中共党组宣传部长。当时他在上海还是联合书店《文艺生活》月刊的主编。1932年6月，他又与周扬合编“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其间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阿英、郁达夫、沈端先（夏衍）、田汉、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左翼作家，加上他自己能文善辩，颇具才干，渐渐在左翼文学运动团体中有了声名。
关于姚蓬子，后来经常被人说到的是当年鲁迅送给他的一首诗——五言绝句《赠蓬子》，那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之请，为他写的一首即兴之作。诗中提到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诗人穆木天的夫人沈若芸带着自己的儿子乘人力车赴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集外集拾遗》）
这首诗虽然诙谐风趣，毕竟是游戏之作，本来没有什么深意，后来在批判“四人帮”时却被挖掘出来，用以针对姚文元，这也是传统的批判路数了。其实，鲁迅当时对晚辈进步文人姚蓬子、穆木天等都持友善态度。至于小子姚文元，鲁迅对他恐怕根本没什么印象吧。
鲁迅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之后的事，因为姚蓬子居然在南京的报纸上刊登声明，表示自己已脱离共产党。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晚年的他心有倾向，认为姚蓬子这个声明迹近叛变，是不齿的举动，于是中断了与他的交往。不仅于此，鲁迅还告诫友人不要再与姚蓬子交往，如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徐恩曾劝降姚蓬子的心计
姚蓬子“转向”，离开了此前的队伍，转到了另一个阵营了；至于丁玲，那是鲁迅听说丁玲被捕后消息暧昧，不仅没有如丁玲此前的爱人胡也频那樣被枪杀，反而被当局养了起来，也就起了疑心，其实是鲁迅不知其中的微妙，丁玲是被迫滞居南京，而姚蓬子居间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的回忆录中忆及当年自己的被幽禁，有一节“与姚蓬子为邻”，是说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中统”“安排”了一个住处“明瓦廊”，那是她刚刚搬进去的场景：
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说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
丁玲的回忆，还记录了当时姚蓬子的述说。姚蓬子倾诉了自己“失节”的过程，他不僅“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而且是曾与潘汉年相约的所谓“假自首”，特别是在南京的监狱，领导人如李竹声侪辈（以及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杨天生、廖划平等，他们在党内的职务都比姚蓬子高出许多），被捕后悉数都叛变了，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死撑呢？于是，姚蓬子在心理上有了“失节”的合理解释了。
说到姚蓬子的“转向”，那要提到一部中共的地下斗争史了。却说姚蓬子作为“左联”元老，1932年夏又任职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却只出版了两期，忽然就失踪了，原来，“‘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丁玲《魍魉世界》）所谓“地下工作”，即当时潘汉年给他安排的角色是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以及“左联”天津支部副书记（全国“左联”的常委之一），据说后升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等。这些特殊职务，是除了党内的工作之外，还有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领导“北方左联”等职能。据冀丕扬回忆说：1933年秋，中共地下党派人赴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不久北方特科的吴成方调赴上海，华北特委书记遂由“老赵”即姚蓬子担任，但他仅工作了两个多星期就在天津被捕自首了；另据李正文回忆：北平“社联”成立后，由于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经常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有一次，宋劭文告诉我，上海的姚蓬子来北平联系我们，可是没等联系上就无影无踪了。”（《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姚蓬子此人，如后来丁玲的分析，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资格，充其量只是搞政治的票友，换言之，一个“小资”或“屌丝”式的人物而已。于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姚蓬子和洪灵菲、潘漠华等相继在天津被“中统”特务逮捕，又被押解南京，关进了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当然，又免不了要吃一些苦头（上海话的“吃生活”，即挨揍）。起初，姚蓬子还是想抗拒一下的，或者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能，在拒绝了张道藩的亲自劝降之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出场了。
徐恩曾也是浙江人（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充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加入同乡“二陈”（所谓CC系）的势力，并于1931年任“中统”调查科长，也即当时“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他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懂技术，又懂心理学等，对付共产党的被捕者，他有一些花招。面对书生才子姚蓬子，他懂得“怜才”，要给对方“面子”，于是令手下的特务不要对姚进行问刑逼供，只将他押入南京北郊燕子矶“中央反省院”拘押起来，同时又密令反省院院长授意几个在押犯（狱霸）对姚肆意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这样一来，姚蓬子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痛苦万分，此时院长姗姗来迟，呵斥了那些狱霸，又对姚蓬子好言抚慰。姚蓬子此时皮肉吃苦，头脑里更是翻江倒海，不知自己还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姚蓬子的顺利“转向”，还与徐恩曾的“风月”有关。有一个前共产党人费侠，后来成了他十分宠爱的如夫人。费侠，早年读书于北平贝满女中，后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共产党，据说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归国奉命打入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任职科员，秘密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悉数遭到破坏，费侠也被捕了，但她依靠自己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很快吸引住了徐恩曾，徐对她软硬兼施，最后迫使费侠“自首”，从此“金屋藏娇”（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的一座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彼时费侠无聊，此前她爱好文艺，尤其喜欢读一点欧美的文学作品，恰好她读过姚蓬子翻译、创作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铃》等，于是，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把姚蓬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时，费侠即劝他对姚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是一位文人，徐恩曾于是也动了恻隐之心。不久，徐恩曾亲自找姚谈话，劝他迷途知返，并暗示自己不会为难他。如此一来，思前瞻后，姚蓬子“识时务者为俊杰”，答应“自首”，并很快被保释出来（反省院副院长鲍君甫出面担保。鲍其实是中共特科的秘密人士）。姚出来后即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并且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材料中有当时徐恩曾安排姚蓬子的妻儿从上海到南京与姚团聚，而且还为姚文元的生日办过两桌酒席，甚至徐恩曾、费侠还来看望他们，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的旧闻。）
鲁迅不看好姚蓬子，正是此时。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到姚蓬子的“变化”，他说：“我看是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是鲁迅当年的一个基本看法，应该说，也是历历不爽的事实。
“自新”后的“赎罪”之举
姚蓬子在南京度过了三四年不堪回首的时光，其间充满了忏悔和矛盾。正如他对丁玲所说的，他“对共产党灰心了”，这“灰心”，不仅是认识上的，也是敏感的体会，即他意识到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刊出《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他已被自己的同志视作异类，被冷落和疏远了。他无法不感到压抑和悲哀，他要寻找另外的活法。于是，1935年，由朱家骅和徐恩曾安排，姚蓬子赴芜湖《大江日报》（由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去了（丁玲在《魍魉世界》一书中忆及该报却是《芜湖日报》，并称“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同时仍兼《钟声》副主编，这样来往于南京和芜湖之间。正是此时，丁玲被安排到姚蓬子这里同住，当然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这大概也是徐恩曾的一个刻意安排，想让姚蓬子感化丁玲吧。不过，姚、丁是熟人了，在被幽囚的状况下，丁玲虽说对姚已有了另外的看法，毕竟因为寂寞，以及想挽救姚，两人的交往还是正常的，其间姚借给丁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和接济远在湘西的丁的母亲和幼女。姚还告诉丁玲，自己曾出于愧疚和赎罪的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甚至，姚蓬子还做过好事：一天，他在夫子庙“六朝居”酒楼的宴席上无意听到“中统”骨干成员张冲（也是浙江人，曾给周恩来制造过伪造的“伍豪”启事的那个国民党特务）说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又与中共地下党接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说自己已设下计策。姚蓬子闻后坐立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人员，如果张瑞云再次被捕，必死无疑，于是他鼓起勇气，给曾是好友的剧作家洪宇发去一封匿名信，让他从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十分危险，可速速离开南京。这件事，也可以看作姚的“赎罪”之举。此外，姚蓬子还曾向徐恩曾夫妇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疏通。又据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许多言论颇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田汉是于1935年7月获释，离开南京赴上海的；丁玲则是翌年被释放，再辗转去了延安的。）以上的一些情节，通过徐恩曾的回忆如《暗斗》（英文版书名）、《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以及孟真的《中统点滴》，包括后来丁玲、冯雪峰、胡风、楼适夷等的回忆，是可以看到姚蓬子复杂的一面的。 1953年12月18日，冯雪峰曾应青年姚文元（时为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科长）之请，向其说明姚蓬子的政治表现，冯在信中说：
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是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在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形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什么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觉得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这就是“多余人”姚蓬子。
一副商人头脑
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姚蓬子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又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三日刊。武汉沦陷后，姚赴陪都任职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委”或“文工会”），随即创办“作家书屋”。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其时他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胡风说：“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1946年）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他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于是胡风先和冯雪峰商量，觉得让姚蓬子出一次也可以。“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外地已经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以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國民党的关系，停业还不至于。”同时，冯雪峰也以为：“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他们就去看许广平。最后，商量提出的条件是：“版税20%，贴印花，纸型要付纸型费，因为翻版一次就要受一次损耗。”许广平还提出要胡风和冯雪峰做担保人，因为姚蓬子如果事后赖账，许广平对付不了他，必须胡、冯再出面。最后，姚蓬子在10月份将《鲁迅全集》印出了一版，是蓝土布封面，印了2000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胡风回忆当时他矛盾的心情，说：“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的方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却说抗战时文化人群集陪都重庆，而唯一一家大型的定期文艺刊物便是“文抗”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从中得到“总发行”的便利，而姚蓬子又精明地适时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的订户首次要交五百元，即可作自由订户每期寄发，若交到一千元则能享受优待。后来“作家书屋”办得如火如荼，它也出版了不少好作品，遂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家新书店。自然，姚蓬子也发了一笔财，可是它为之服务的“作家”们呢？其时，官办书店与老书店在大后方分占纸张配额的大半，进步的中小书店仅能分沾一杯残羹，“图书杂志审查会”又神气活现起来，“生活书店”等名牌进步书店时遭封门之苦，进步作家的作品难以发表，吃饭便成为头号的问题，老舍情急之下曾带头发起过“斗米千字”的运动，他在文章中字字血泪地说：“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自凭良心吧！”（《病》）
“作家书屋”既无正常的会计制度，也不适时结算实售书本的总数，以便支付作家版税和稿酬，往往是作家饥肠辘辘地讨将上去，姚蓬子在身上乱摸几下口袋，摸到几张就塞给你几张，如同对付叫花子一样。原先入股的老舍对姚蓬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多次，姚为人落拓惯了，还是那副样子，老舍忍不住，警告他说：“那么我退股。”姚蓬子不以为然，第二天果然拿了老舍入股时的20元钱还给老舍，说：“以后你不用管我了。”那时老舍深受作家穷困的刺激（洪深因贫困自杀未遂等），打算在“光复”后自办一家书店，把作家的版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只要你存心不要剥削作者或少剥削些，再高也可能的，我办书店就要为作者服务，完全为作者服务。”（锡金《一个难忘的人》）然而终究是乌托邦吧。倒是姚蓬子这个“三面刀”，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随后又在沧桑变迁中抢“第一桶金”，抢译了许多有关俄文经济方面的书籍，以符合时潮所需，因此销路极畅，姚蓬子可谓又发财了。
1954年出版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当时“作家书屋”被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则成为该出版社的职员，生活也算“小康”。1955年，因为轰动全国的“潘、扬反党集团”案件，姚蓬子也遭了殃，这是因为他当年曾是潘汉年手下的“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于是受到怀疑。后来他被释放，一度成了无业者，遂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重操旧业，以译著和写作为生，后经有关部门安排，姚蓬子在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以迄1969年郁郁而终，时年64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鲁迅：“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拿回，你就必定不认为我说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从枕头下翻出两张，由裤兜里翻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老舍幽默文集》）
出自老舍笔下的这个“作家书屋”，是姚蓬子开办的。
姚蓬子（1891～1969），本名姚梦生，“蓬子”是笔名，意为“蓬瀛之子”，他是浙江诸暨人。现在说姚蓬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过要说他的儿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姚文元。
姚蓬子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姚汉章是晚清举人，后曾在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姚蓬子早年读书于家乡诸暨县立中学以及绍兴越材中学、上海中国公学，乃至北京大学，彼时“湖畔诗人”（浙江义乌人，杭州求学时组织了“湖畔诗社”）冯雪峰也在北大为旁听生，一些北大的浙江文学青年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文艺，姚与冯两人因此相识，并很快成为朋友。1924年夏，姚蓬子因母亲病故，不得已中断学业，经人介绍，赴上海光华书局当编辑。其时，创造社出版部的潘汉年编辑文学刊物《幻洲》，也在光华书局出版，故姚蓬子也认识了潘汉年，而且两个人很投契。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姚蓬子也逐渐成为思想左翼的人士。1927年，他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潘汉年与冯雪峰等筹备成立“左联”，姚蓬子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兼总务部长。后来开办湖风书店，“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创刊，冯雪峰提议由丁玲担任主编，并委派姚蓬子、沈起予两人协助，即“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丁玲《魍魉世界》）
这是姚蓬子早年的光荣历史。作为大时代的弄潮儿，他在历史转折点1927年加入共产党，又在1930年参加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运动中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外他毕竟是伺弄文字的，因此也算得上是一个左翼作家（著有作品《银铃》《蓬子诗钞》《剪影集》等），还曾被委以重任——据说出任过“左联”的中共党组宣传部长。当时他在上海还是联合书店《文艺生活》月刊的主编。1932年6月，他又与周扬合编“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其间结识了鲁迅、茅盾、冯雪峰、阿英、郁达夫、沈端先（夏衍）、田汉、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许多左翼作家，加上他自己能文善辩，颇具才干，渐渐在左翼文学运动团体中有了声名。
关于姚蓬子，后来经常被人说到的是当年鲁迅送给他的一首诗——五言绝句《赠蓬子》，那是1932年鲁迅应姚蓬子之请，为他写的一首即兴之作。诗中提到的，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诗人穆木天的夫人沈若芸带着自己的儿子乘人力车赴姚蓬子家寻找丈夫的事：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集外集拾遗》）
这首诗虽然诙谐风趣，毕竟是游戏之作，本来没有什么深意，后来在批判“四人帮”时却被挖掘出来，用以针对姚文元，这也是传统的批判路数了。其实，鲁迅当时对晚辈进步文人姚蓬子、穆木天等都持友善态度。至于小子姚文元，鲁迅对他恐怕根本没什么印象吧。
鲁迅对姚蓬子产生反感，是两年之后的事，因为姚蓬子居然在南京的报纸上刊登声明，表示自己已脱离共产党。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晚年的他心有倾向，认为姚蓬子这个声明迹近叛变，是不齿的举动，于是中断了与他的交往。不仅于此，鲁迅还告诫友人不要再与姚蓬子交往，如1934年11月12日，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说：“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徐恩曾劝降姚蓬子的心计
姚蓬子“转向”，离开了此前的队伍，转到了另一个阵营了；至于丁玲，那是鲁迅听说丁玲被捕后消息暧昧，不仅没有如丁玲此前的爱人胡也频那樣被枪杀，反而被当局养了起来，也就起了疑心，其实是鲁迅不知其中的微妙，丁玲是被迫滞居南京，而姚蓬子居间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的回忆录中忆及当年自己的被幽禁，有一节“与姚蓬子为邻”，是说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中统”“安排”了一个住处“明瓦廊”，那是她刚刚搬进去的场景：
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呵！我一下跑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以后，我说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像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蓬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
丁玲的回忆，还记录了当时姚蓬子的述说。姚蓬子倾诉了自己“失节”的过程，他不僅“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而且是曾与潘汉年相约的所谓“假自首”，特别是在南京的监狱，领导人如李竹声侪辈（以及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杨天生、廖划平等，他们在党内的职务都比姚蓬子高出许多），被捕后悉数都叛变了，那么，自己为什么要死撑呢？于是，姚蓬子在心理上有了“失节”的合理解释了。
说到姚蓬子的“转向”，那要提到一部中共的地下斗争史了。却说姚蓬子作为“左联”元老，1932年夏又任职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却只出版了两期，忽然就失踪了，原来，“‘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同志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丁玲《魍魉世界》）所谓“地下工作”，即当时潘汉年给他安排的角色是中共特科河北省交通联络员，以及“左联”天津支部副书记（全国“左联”的常委之一），据说后升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等。这些特殊职务，是除了党内的工作之外，还有开展抗日救国运动、领导“北方左联”等职能。据冀丕扬回忆说：1933年秋，中共地下党派人赴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不久北方特科的吴成方调赴上海，华北特委书记遂由“老赵”即姚蓬子担任，但他仅工作了两个多星期就在天津被捕自首了；另据李正文回忆：北平“社联”成立后，由于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经常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有一次，宋劭文告诉我，上海的姚蓬子来北平联系我们，可是没等联系上就无影无踪了。”（《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2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
姚蓬子此人，如后来丁玲的分析，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人的资格，充其量只是搞政治的票友，换言之，一个“小资”或“屌丝”式的人物而已。于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姚蓬子和洪灵菲、潘漠华等相继在天津被“中统”特务逮捕，又被押解南京，关进了夫子庙附近瞻园内的看守所，当然，又免不了要吃一些苦头（上海话的“吃生活”，即挨揍）。起初，姚蓬子还是想抗拒一下的，或者这是“共产党人”的本能，在拒绝了张道藩的亲自劝降之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出场了。
徐恩曾也是浙江人（湖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归国后在上海充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加入同乡“二陈”（所谓CC系）的势力，并于1931年任“中统”调查科长，也即当时“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他老谋深算，深藏不露，懂技术，又懂心理学等，对付共产党的被捕者，他有一些花招。面对书生才子姚蓬子，他懂得“怜才”，要给对方“面子”，于是令手下的特务不要对姚进行问刑逼供，只将他押入南京北郊燕子矶“中央反省院”拘押起来，同时又密令反省院院长授意几个在押犯（狱霸）对姚肆意寻衅，打骂、罚跪，百般折磨。这样一来，姚蓬子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痛苦万分，此时院长姗姗来迟，呵斥了那些狱霸，又对姚蓬子好言抚慰。姚蓬子此时皮肉吃苦，头脑里更是翻江倒海，不知自己还能硬撑到什么时候。
姚蓬子的顺利“转向”，还与徐恩曾的“风月”有关。有一个前共产党人费侠，后来成了他十分宠爱的如夫人。费侠，早年读书于北平贝满女中，后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共产党，据说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归国奉命打入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任职科员，秘密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悉数遭到破坏，费侠也被捕了，但她依靠自己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很快吸引住了徐恩曾，徐对她软硬兼施，最后迫使费侠“自首”，从此“金屋藏娇”（南京城西清凉山下的一座幽静的法国式小别墅）。彼时费侠无聊，此前她爱好文艺，尤其喜欢读一点欧美的文学作品，恰好她读过姚蓬子翻译、创作的《屠格涅夫散文选萃》《可爱的朋友》《银铃》等，于是，当徐恩曾在她面前夸耀自己如何把姚蓬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时，费侠即劝他对姚网开一面，予以善待，因为姚是一位文人，徐恩曾于是也动了恻隐之心。不久，徐恩曾亲自找姚谈话，劝他迷途知返，并暗示自己不会为难他。如此一来，思前瞻后，姚蓬子“识时务者为俊杰”，答应“自首”，并很快被保释出来（反省院副院长鲍君甫出面担保。鲍其实是中共特科的秘密人士）。姚出来后即被安排在半官方的《钟声》月刊任副主编，并且有了一份不菲的薪水。（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时，材料中有当时徐恩曾安排姚蓬子的妻儿从上海到南京与姚团聚，而且还为姚文元的生日办过两桌酒席，甚至徐恩曾、费侠还来看望他们，费侠还认姚文元为干儿子的旧闻。）
鲁迅不看好姚蓬子，正是此时。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谈到姚蓬子的“变化”，他说：“我看是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是鲁迅当年的一个基本看法，应该说，也是历历不爽的事实。
“自新”后的“赎罪”之举
姚蓬子在南京度过了三四年不堪回首的时光，其间充满了忏悔和矛盾。正如他对丁玲所说的，他“对共产党灰心了”，这“灰心”，不仅是认识上的，也是敏感的体会，即他意识到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刊出《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后，他已被自己的同志视作异类，被冷落和疏远了。他无法不感到压抑和悲哀，他要寻找另外的活法。于是，1935年，由朱家骅和徐恩曾安排，姚蓬子赴芜湖《大江日报》（由国民党中宣部控股）任常务副主编去了（丁玲在《魍魉世界》一书中忆及该报却是《芜湖日报》，并称“这报是国民党办的，他去当主编，却没有实权；他原也不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去，只是表明他听话，俯首帖耳跟着国民党”），同时仍兼《钟声》副主编，这样来往于南京和芜湖之间。正是此时，丁玲被安排到姚蓬子这里同住，当然她仍处于“中统”特务的监控之下，这大概也是徐恩曾的一个刻意安排，想让姚蓬子感化丁玲吧。不过，姚、丁是熟人了，在被幽囚的状况下，丁玲虽说对姚已有了另外的看法，毕竟因为寂寞，以及想挽救姚，两人的交往还是正常的，其间姚借给丁两百元钱用于治病和接济远在湘西的丁的母亲和幼女。姚还告诉丁玲，自己曾出于愧疚和赎罪的心理，暗中资助过洪灵菲（已牺牲）和潘漠华的家小。甚至，姚蓬子还做过好事：一天，他在夫子庙“六朝居”酒楼的宴席上无意听到“中统”骨干成员张冲（也是浙江人，曾给周恩来制造过伪造的“伍豪”启事的那个国民党特务）说近日要抓捕因怀孕而被保释又与中共地下党接头的女共产党员张瑞云，并说自己已设下计策。姚蓬子闻后坐立不安，他知道张瑞云是钱壮飞的情报人员，如果张瑞云再次被捕，必死无疑，于是他鼓起勇气，给曾是好友的剧作家洪宇发去一封匿名信，让他从速转告张瑞云，其处境十分危险，可速速离开南京。这件事，也可以看作姚的“赎罪”之举。此外，姚蓬子还曾向徐恩曾夫妇进言，为囚禁中的丁玲、田汉等疏通。又据海外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披露：当年在南京“自新”的姚蓬子，私下许多言论颇同情中共，甚至多次为丁玲等人说情。（田汉是于1935年7月获释，离开南京赴上海的；丁玲则是翌年被释放，再辗转去了延安的。）以上的一些情节，通过徐恩曾的回忆如《暗斗》（英文版书名）、《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以及孟真的《中统点滴》，包括后来丁玲、冯雪峰、胡风、楼适夷等的回忆，是可以看到姚蓬子复杂的一面的。 1953年12月18日，冯雪峰曾应青年姚文元（时为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科长）之请，向其说明姚蓬子的政治表现，冯在信中说：
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后曾编过一个国民党的小报纸，但自首是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此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逐步脱离。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政治上仍是无所谓，但对进步出版界（如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等）也帮过一些忙，所以说他现在还是统战的对象。
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怕牺牲，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形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而且，据我所知，他常因此受辱而不觉得什么什么似的。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因为过去是朋友，后来他也还帮忙我，掩护我，所以常常严厉地劝戒他，刺激他。他有几次在我面前流泪痛哭，好像他也很心痛，但我觉得效果很小，仍然爱钱和糊涂。在解放后，我曾尽过稍微的力，使他和各方的关系不致太坏，这也不是为私谊，为他个人，是为了他也仍可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这就是“多余人”姚蓬子。
一副商人头脑
抗战爆发后，1938年3月，姚蓬子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又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三日刊。武汉沦陷后，姚赴陪都任职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委”或“文工会”），随即创办“作家书屋”。
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其时他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胡风说：“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1946年）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他还发誓说：‘我绝不是为了赚钞票。’”于是胡风先和冯雪峰商量，觉得让姚蓬子出一次也可以。“因为，进步的书店都受到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外地已经开始禁卖进步书刊，这些书店很可能被迫停业，所以不能再去向他们提出全集的事。姚蓬子有國民党的关系，停业还不至于。”同时，冯雪峰也以为：“我们应该帮助他进步，不要让他跟着国民党危害人民。”于是，他们就去看许广平。最后，商量提出的条件是：“版税20%，贴印花，纸型要付纸型费，因为翻版一次就要受一次损耗。”许广平还提出要胡风和冯雪峰做担保人，因为姚蓬子如果事后赖账，许广平对付不了他，必须胡、冯再出面。最后，姚蓬子在10月份将《鲁迅全集》印出了一版，是蓝土布封面，印了2000册，后面印上了“作家书屋发行”的字眼。胡风回忆当时他矛盾的心情，说：“说实在的，我和雪峰看了心里都不舒服。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的方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却说抗战时文化人群集陪都重庆，而唯一一家大型的定期文艺刊物便是“文抗”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从中得到“总发行”的便利，而姚蓬子又精明地适时开办“书屋”读书会，要求《抗战文艺》的订户首次要交五百元，即可作自由订户每期寄发，若交到一千元则能享受优待。后来“作家书屋”办得如火如荼，它也出版了不少好作品，遂成为大后方引人瞩目的一家新书店。自然，姚蓬子也发了一笔财，可是它为之服务的“作家”们呢？其时，官办书店与老书店在大后方分占纸张配额的大半，进步的中小书店仅能分沾一杯残羹，“图书杂志审查会”又神气活现起来，“生活书店”等名牌进步书店时遭封门之苦，进步作家的作品难以发表，吃饭便成为头号的问题，老舍情急之下曾带头发起过“斗米千字”的运动，他在文章中字字血泪地说：“我患了相当厉害的贫血病……我只知道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若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自凭良心吧！”（《病》）
“作家书屋”既无正常的会计制度，也不适时结算实售书本的总数，以便支付作家版税和稿酬，往往是作家饥肠辘辘地讨将上去，姚蓬子在身上乱摸几下口袋，摸到几张就塞给你几张，如同对付叫花子一样。原先入股的老舍对姚蓬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多次，姚为人落拓惯了，还是那副样子，老舍忍不住，警告他说：“那么我退股。”姚蓬子不以为然，第二天果然拿了老舍入股时的20元钱还给老舍，说：“以后你不用管我了。”那时老舍深受作家穷困的刺激（洪深因贫困自杀未遂等），打算在“光复”后自办一家书店，把作家的版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只要你存心不要剥削作者或少剥削些，再高也可能的，我办书店就要为作者服务，完全为作者服务。”（锡金《一个难忘的人》）然而终究是乌托邦吧。倒是姚蓬子这个“三面刀”，1945年抗战胜利，迁“作家书屋”至上海继续营业，随后又在沧桑变迁中抢“第一桶金”，抢译了许多有关俄文经济方面的书籍，以符合时潮所需，因此销路极畅，姚蓬子可谓又发财了。
1954年出版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当时“作家书屋”被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姚蓬子、周修文夫妇则成为该出版社的职员，生活也算“小康”。1955年，因为轰动全国的“潘、扬反党集团”案件，姚蓬子也遭了殃，这是因为他当年曾是潘汉年手下的“中共特科交通联络员”，于是受到怀疑。后来他被释放，一度成了无业者，遂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重操旧业，以译著和写作为生，后经有关部门安排，姚蓬子在上海师院中文系任兼课讲师，以迄1969年郁郁而终，时年64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