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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与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扑不灭的火焰》，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租佃之间》《老长工》，孙谦的《万水千山》《伤疤的故事》《大寨英雄谱》，胡正的《汾水长流》等。这些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的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建国前后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创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风格，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主题，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文学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应当说，这些“山药蛋派”作家的成长并发展为卓有成效的文学大家，是与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不开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赵树理正在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太行区从事宣传工作。那时，边区文艺界刚刚开展了一场关于文艺创作是否需要大众化的讨论，一些从大城市到了根据地的文化人，追求文艺作品的阳春白雪，瞧不起大众化创作；而赵树理经过几年的实践，认识到，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只有走大众化道路，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作用。他在这年1月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化人大会上，不怕别人嘲笑，以真实的事例，说明文艺创作必须走群众化、大众化道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他的主张有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讲话》传到了根据地，其核心精神跟赵树理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让赵树理感到了振奋，信心更加坚定。于是，他决心用实际创作来映证《讲话》精神和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次年，赵树理发表了具有强烈反响并且成为终身代表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
而同一时期，年龄比赵树理小十几岁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都还是八路军第一二O师所属“战斗剧社”的成员。他们刚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及其附设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了近两年，回到部队后，分别在美术、编剧、演出队，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文艺宣传工作。当时，他们只是听说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具体精神还不太清楚。1942年冬天，五个人都随剧社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恰好赶上部队“精兵简政”，他们这些只喜欢文学写作却不擅长演戏、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的人员，被转业到了晋绥边区文联。
不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各解放区。晋绥边区文联按照《讲话》精神，组织起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基层工作，马烽等五人都成为团员，下到工厂和农村。马烽被派到解放区一家工厂做工会工作，组织工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此前，马烽对工业生产很陌生，初次接触工厂感到很是新鲜。他整天跟工人师傅们生活在一起，熟悉各类产品的生产程序，参加工厂的生产竞赛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比如办墙报，组织读报组和通讯组，排演小戏，教唱歌曲等等。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那种强烈的集体观念，忘我的劳动热情，使马烽的思想受到很大教育。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长。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穿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李束为则被派往河曲县第三区农会当干事，开始在鹿固村，后又在黄河畔的曲峪村蹲点，搞减租减息和民兵工作。孙谦去的是保德县三区，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胡正被分配去了静乐县二区，同样做文化抗日工作。他们五人在延安学习期间，就已经开始进行文艺创作，并且在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这一时期，他们在完成各项任务的情况下，特别注意收集创作素材，利用空闲时间写出了一批通讯报道和小型作品。应当说，这一段经历对于马烽、西戎等五人了解基层，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们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层工作了一年后，马烽等人奉命回到了晋绥边区文联。经过休整，不久，他们都被分配到报社或剧社，做报刊的编辑采访或剧本的专业创作工作。结合本职工作任务和素材积累，他们都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比如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他们的文艺创作才华开始显现，开启了作为有成就作家的第一步。
总结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几十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说，他们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走上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创作道路的，他们的创作贯穿着“三个原则”，即：让农民读者喜欢；深入生活；以对劳动人民的真诚责任感写作。而这“三个原则”，正是对《讲话》精神的最好诠释。
（二）
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从各自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们的态度用马烽的说法可以代表：“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赵树理曾经多次表示，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其他几位也都明确说过，写作就是要满足广大农民读者的阅读需要。
这些作家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们从小都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据记载，50年代末期，赵树理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而在北京受到批判，某一天开会时，外面下起冰雹，他竟然旁若无人、自言自语地说，这下老家的庄稼要遭灾了。参加会议的人们都笑他，说北京离他老家晋东南几千里，晋东南不会下冰雹的。可见他是多么牵挂农民！类似的故事，其他几位也都有过。因此，他们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格调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故事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能体现“山药蛋派”作家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马烽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既是两位作家的成名作，也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群英会上的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俩便多方搜集材料，实地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作品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吕梁英雄传》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故事里的抗日军民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这时，鸡已经叫了三遍了。
（三）
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们：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决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们在许多篇谈创作方法的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们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们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的谈话中，还是诚恳地奉劝写作者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
“山药蛋派”作家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们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甚至认为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农村走走。赵树理从建国后就调到了北京工作，但他一年中有大半年在晋东南住着，好几个县都留下他与农民生活的足迹，他与很多农民和农村干部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马烽则在汾阳挂职县委副书记多年；西戎是把永济作为体验生活的基地；李束为由于要主持省文联的日常工作，便采取全省各地都跑的方式获取素材；孙谦是根据写作任务选择生活地方；而胡正为写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榆次张庆村扎下根。他们不用记者采访式的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五六十年代，他们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们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们“老赵”“老马”“老西”……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马烽等都进入了各自创作的黄金时期，写出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小说和电影、戏剧文学剧本，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应当说，赵树理、马烽等人的这些创作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们并称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文革”期间，赵树理含冤逝世。“文革”结束，马烽等五人年岁也大了，他们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坐上了汽车，但他们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马烽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他们二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公映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并且获得了当时的各项电影大奖，成为全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四）
赵树理、马烽等人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们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们起初发表作品时，都还是机关或部队宣传员，以后都做过报纸、杂志编辑，他们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们写作。20世纪50年代他们成为职业作家后，仍然是以对劳动人民的浓厚感情和对社会的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的。
可以说，“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自抗日战争以来所走过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们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马烽的《结婚》《饲养员赵大叔》，西戎的《宋老大进城》，李束为的《春秋图》，孙谦的《大寨英雄谱》，胡正的《两个巧媳妇》等属于前一类；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卖茶叶》，马烽的《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西戎的《赖大嫂》，李束为的《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七月古庙会》等则属于后一类。
赵树理去世后，马烽等五人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社会责任感去创作。与他们以往创作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动，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马烽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这些作品是要说明，让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央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确实重要；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于是，他们把这个思想充分体现到了创作中。在“农村三部曲”中，马烽和孙谦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整整70周年，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药蛋派”作家也已经全部离我们而去；但是，这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却给文学界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这个流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使文学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或许“山药蛋派”作家的一些写作方法已经过时，不过，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值得后辈作家学习和借鉴。
（责编 肖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以赵树理为首，包括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一批山西作家，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比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与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扑不灭的火焰》，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租佃之间》《老长工》，孙谦的《万水千山》《伤疤的故事》《大寨英雄谱》，胡正的《汾水长流》等。这些作品把表现主旨集中到反映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的性格上，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建国前后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他们认定写农民、为农民而写是自己创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风格，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主题，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非常广泛的读者，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文学界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应当说，这些“山药蛋派”作家的成长并发展为卓有成效的文学大家，是与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不开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赵树理正在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太行区从事宣传工作。那时，边区文艺界刚刚开展了一场关于文艺创作是否需要大众化的讨论，一些从大城市到了根据地的文化人，追求文艺作品的阳春白雪，瞧不起大众化创作；而赵树理经过几年的实践，认识到，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只有走大众化道路，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作用。他在这年1月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化人大会上，不怕别人嘲笑，以真实的事例，说明文艺创作必须走群众化、大众化道路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他的主张有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讲话》传到了根据地，其核心精神跟赵树理的主张完全一致，这让赵树理感到了振奋，信心更加坚定。于是，他决心用实际创作来映证《讲话》精神和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次年，赵树理发表了具有强烈反响并且成为终身代表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艺界的重要地位，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
而同一时期，年龄比赵树理小十几岁的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都还是八路军第一二O师所属“战斗剧社”的成员。他们刚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及其附设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了近两年，回到部队后，分别在美术、编剧、演出队，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文艺宣传工作。当时，他们只是听说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具体精神还不太清楚。1942年冬天，五个人都随剧社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恰好赶上部队“精兵简政”，他们这些只喜欢文学写作却不擅长演戏、唱歌、跳舞、器乐演奏的人员，被转业到了晋绥边区文联。
不久，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各解放区。晋绥边区文联按照《讲话》精神，组织起一个文艺工作团，到基层工作，马烽等五人都成为团员，下到工厂和农村。马烽被派到解放区一家工厂做工会工作，组织工人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此前，马烽对工业生产很陌生，初次接触工厂感到很是新鲜。他整天跟工人师傅们生活在一起，熟悉各类产品的生产程序，参加工厂的生产竞赛和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比如办墙报，组织读报组和通讯组，排演小戏，教唱歌曲等等。在这段时间里，工人们那种强烈的集体观念，忘我的劳动热情，使马烽的思想受到很大教育。西戎被分配到保德县四区抗联当文化部长。在保德四区工作的几个月里，西戎换上当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袄棉裤，扎上腰带，穿上“牛鼻子”山鞋，翻沟越峁，走村串户，努力工作，跟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李束为则被派往河曲县第三区农会当干事，开始在鹿固村，后又在黄河畔的曲峪村蹲点，搞减租减息和民兵工作。孙谦去的是保德县三区，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胡正被分配去了静乐县二区，同样做文化抗日工作。他们五人在延安学习期间，就已经开始进行文艺创作，并且在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这一时期，他们在完成各项任务的情况下，特别注意收集创作素材，利用空闲时间写出了一批通讯报道和小型作品。应当说，这一段经历对于马烽、西戎等五人了解基层，特别是了解新旧制度交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极为重要，为他们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层工作了一年后，马烽等人奉命回到了晋绥边区文联。经过休整，不久，他们都被分配到报社或剧社，做报刊的编辑采访或剧本的专业创作工作。结合本职工作任务和素材积累，他们都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文艺作品，比如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他们的文艺创作才华开始显现，开启了作为有成就作家的第一步。
总结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几十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说，他们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走上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创作道路的，他们的创作贯穿着“三个原则”，即：让农民读者喜欢；深入生活；以对劳动人民的真诚责任感写作。而这“三个原则”，正是对《讲话》精神的最好诠释。
（二）
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从各自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们的态度用马烽的说法可以代表：“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赵树理曾经多次表示，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其他几位也都明确说过，写作就是要满足广大农民读者的阅读需要。
这些作家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们从小都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据记载，50年代末期，赵树理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创作原则而在北京受到批判，某一天开会时，外面下起冰雹，他竟然旁若无人、自言自语地说，这下老家的庄稼要遭灾了。参加会议的人们都笑他，说北京离他老家晋东南几千里，晋东南不会下冰雹的。可见他是多么牵挂农民！类似的故事，其他几位也都有过。因此，他们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格调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故事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能体现“山药蛋派”作家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1945年到1946年马烽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既是两位作家的成名作，也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群英会上的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俩便多方搜集材料，实地采访受表彰的先进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1945年6月，《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作品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的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吕梁英雄传》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故事里的抗日军民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这时，鸡已经叫了三遍了。
（三）
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们：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决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们在许多篇谈创作方法的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们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们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的谈话中，还是诚恳地奉劝写作者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
“山药蛋派”作家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们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甚至认为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农村走走。赵树理从建国后就调到了北京工作，但他一年中有大半年在晋东南住着，好几个县都留下他与农民生活的足迹，他与很多农民和农村干部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马烽则在汾阳挂职县委副书记多年；西戎是把永济作为体验生活的基地；李束为由于要主持省文联的日常工作，便采取全省各地都跑的方式获取素材；孙谦是根据写作任务选择生活地方；而胡正为写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榆次张庆村扎下根。他们不用记者采访式的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五六十年代，他们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们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们“老赵”“老马”“老西”……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在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马烽等都进入了各自创作的黄金时期，写出了许多影响很大的小说和电影、戏剧文学剧本，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应当说，赵树理、马烽等人的这些创作成就，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们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也是后来人们把他们并称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文革”期间，赵树理含冤逝世。“文革”结束，马烽等五人年岁也大了，他们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坐上了汽车，但他们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马烽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他们二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公映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并且获得了当时的各项电影大奖，成为全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四）
赵树理、马烽等人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们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们起初发表作品时，都还是机关或部队宣传员，以后都做过报纸、杂志编辑，他们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们写作。20世纪50年代他们成为职业作家后，仍然是以对劳动人民的浓厚感情和对社会的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的。
可以说，“山药蛋派”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自抗日战争以来所走过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们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马烽的《结婚》《饲养员赵大叔》，西戎的《宋老大进城》，李束为的《春秋图》，孙谦的《大寨英雄谱》，胡正的《两个巧媳妇》等属于前一类；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卖茶叶》，马烽的《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西戎的《赖大嫂》，李束为的《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七月古庙会》等则属于后一类。
赵树理去世后，马烽等五人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社会责任感去创作。与他们以往创作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动，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马烽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这些作品是要说明，让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中央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确实重要；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于是，他们把这个思想充分体现到了创作中。在“农村三部曲”中，马烽和孙谦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发表整整70周年，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药蛋派”作家也已经全部离我们而去；但是，这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却给文学界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这个流派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真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它的所有特色，都是由这个本质派生出来的，比如着重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的创作宗旨，比如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比如致力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形式，等等，都是要通过文学这种形式，帮助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卸掉身上的历史重负，改变自身的落后面貌。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讲话》精神，使文学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或许“山药蛋派”作家的一些写作方法已经过时，不过，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值得后辈作家学习和借鉴。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