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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成为合法货币是在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待到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开放用钱，就有了“朝野率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的货币使用局面，虽然宝钞仍长期存在，但影响日趋式微。迨至晚清，鸦片贸易造成白银持续外流，银荒现象日重，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遭遇危机。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中有枚印花机广告币，大小和模样类似习见银元。虽然看上去不甚起眼，却是近代金融史一段关键历史的见证物。这枚广告币一面字一面图。字的那面，中间是“印花机图”四字，外周另绕一行字：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改良专式。另一面为一西式机器图案，即所谓的“印花机图”。
鸦片战争前，市场交易系银钱并用格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行使难称方便，也易在流通过程中虚耗。作为补充，鸦片战争前就有本洋，也即西班牙银元流入;鸦片战争后，因墨西哥独立导致本洋来源断绝，墨西哥鹰洋复大肆在市面流通。如此局面，吸引着地方当局去尝试采用新式机器自铸银元。
咸丰六年（1856），上海道决定自铸银币，指定沙船商王永盛、俞森盛、经正记三家负责。据该年11月29日《北华捷报》所记，是用“粗糙机器”铸造。所铸的“上海银饼”，因为产量低，且不符合已形成的用元习惯，未能推广。采用新式机器自铸银元，真正有影响的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广东开铸的“龙洋”（因其上的蟠龙纹而得名）。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已订购铸银元机器，拟自铸银元。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复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铸湖北龙洋。以后福建、吉林、浙江、安徽等也先后仿行，但各地龙洋的成色、重量并不统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初六日，张之洞在上呈清廷的一份奏折中说：“（铸币）机器于光绪十三年四月间，由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喜顿厂订购，订期十八个月造成，分三批运粤，至上年十二月底一律到齐。”奏折中说到的喜敦厂即著名的伯明翰造币厂，由罗夫·喜敦（Ralph Heaton， 1755—1832）于1794年创办，初期仅制作铜器。
张之洞进口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设备所创办的广东钱局，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广东钱局，造币的标准生产过程有七道工序，即： 熔铸、轧片、冲饼、光边、烘洗、印花以及最后的检查计数包装。对于西式冲压式造币法来说，印花工序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序。
晚清的造币方式有了一个从熔铸翻砂手工模铸到采用新式机器冲压成形的转变。印花机就是新式造币过程中的关键机器。在当时的上海，地亚士、老公茂等洋行以中介角色代理销售外国造币厂设备，它们往往会要求原厂提供广告币，以证明造币能力。在博物馆最初造册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这枚印花机广告币定名为“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改良专式印花机图银牌”，这显然是一个错误。
我们再来说说地亚士洋行。虽然今天这家洋行已经基本湮没无闻，但历史上它曾经声名显赫。1908年出版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一本书中有它的一个剖面描述：
商行的英文名称几经变更，但中文名“地亚士”始终未变。地亚士洋行实际上愿意供给一切东西，从德国制造的发卡到美国制造的机枪或者英国约翰·布朗公司制造的无畏级军舰。多年来他们供应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负责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炼钢厂，也是中国纺织机械的引入者。地亚士洋行供应并安装锯木机、榨油机、步枪和弹药制造机械以及发电设备，这方面的最新业绩是上海城厢的电灯照明。目前他们正在建造广州本地城厢的整座自来水厂。地亚士洋行也负责为那些穿不起真丝衣服的中国人提供仿丝绸衣料。当然，这种衣料由曼彻斯特供应。此外，他们从美国进口纺织品，从英格兰和孟买买进棉纱，目前正为驻扎在中国北方的德国军队供应粮食。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实力强大、业务广泛的德商洋行，我们可以顺手再举两个例子。中法战争中，浙江省为筹备海防，曾向上海地亚士洋行订购克虏伯24厘米后膛鋼炮2尊，21厘米后膛钢炮5尊。辛亥革命前夕，清海军部于1910年12月5日，经由上海地亚士洋行向奥国士他俾路免图厂订造龙湍号驱逐舰一艘，全船价值合英金63000镑，分四批交款。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除已付头批船价外，剩余款项没能及时交付，这艘舰船也就没有交付。民国肇造局乱如麻，所欠船价款亦屡次展期。迨一战爆发，中奥断交，龙湍号被奥国征用，编入奥匈舰队。战后欧洲和会时候，民国政府海军部还在为此事交涉索偿。
中国近代造币历史来说，英国伯明翰的两家企业扮演了关键角色，一家是前文的伯明翰造币厂，还有一家是退辣车伦制造厂。不出意外的，张之洞的造币事业和这两家厂都有关联。
所谓“鸦片耗银于外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使得铸造制钱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亏本。这样一来，各地督抚们对铸造制钱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如此局面造成了一个结果， 机制铜元作为替代品大行其道。
1902年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铜币局，向退辣车伦制造厂（Taylor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藏中有枚印花机广告币，大小和模样类似习见银元。虽然看上去不甚起眼，却是近代金融史一段关键历史的见证物。这枚广告币一面字一面图。字的那面，中间是“印花机图”四字，外周另绕一行字：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改良专式。另一面为一西式机器图案，即所谓的“印花机图”。
鸦片战争前，市场交易系银钱并用格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白银作为称量货币，行使难称方便，也易在流通过程中虚耗。作为补充，鸦片战争前就有本洋，也即西班牙银元流入;鸦片战争后，因墨西哥独立导致本洋来源断绝，墨西哥鹰洋复大肆在市面流通。如此局面，吸引着地方当局去尝试采用新式机器自铸银元。
咸丰六年（1856），上海道决定自铸银币，指定沙船商王永盛、俞森盛、经正记三家负责。据该年11月29日《北华捷报》所记，是用“粗糙机器”铸造。所铸的“上海银饼”，因为产量低，且不符合已形成的用元习惯，未能推广。采用新式机器自铸银元，真正有影响的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广东开铸的“龙洋”（因其上的蟠龙纹而得名）。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已订购铸银元机器，拟自铸银元。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复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铸湖北龙洋。以后福建、吉林、浙江、安徽等也先后仿行，但各地龙洋的成色、重量并不统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初六日，张之洞在上呈清廷的一份奏折中说：“（铸币）机器于光绪十三年四月间，由使英大臣刘瑞芬向英国喜顿厂订购，订期十八个月造成，分三批运粤，至上年十二月底一律到齐。”奏折中说到的喜敦厂即著名的伯明翰造币厂，由罗夫·喜敦（Ralph Heaton， 1755—1832）于1794年创办，初期仅制作铜器。
张之洞进口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设备所创办的广东钱局，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要地位。在广东钱局，造币的标准生产过程有七道工序，即： 熔铸、轧片、冲饼、光边、烘洗、印花以及最后的检查计数包装。对于西式冲压式造币法来说，印花工序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序。
晚清的造币方式有了一个从熔铸翻砂手工模铸到采用新式机器冲压成形的转变。印花机就是新式造币过程中的关键机器。在当时的上海，地亚士、老公茂等洋行以中介角色代理销售外国造币厂设备，它们往往会要求原厂提供广告币，以证明造币能力。在博物馆最初造册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这枚印花机广告币定名为“上海德商地亚士洋行改良专式印花机图银牌”，这显然是一个错误。
我们再来说说地亚士洋行。虽然今天这家洋行已经基本湮没无闻，但历史上它曾经声名显赫。1908年出版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一本书中有它的一个剖面描述：
商行的英文名称几经变更，但中文名“地亚士”始终未变。地亚士洋行实际上愿意供给一切东西，从德国制造的发卡到美国制造的机枪或者英国约翰·布朗公司制造的无畏级军舰。多年来他们供应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负责建造了中国第一座炼钢厂，也是中国纺织机械的引入者。地亚士洋行供应并安装锯木机、榨油机、步枪和弹药制造机械以及发电设备，这方面的最新业绩是上海城厢的电灯照明。目前他们正在建造广州本地城厢的整座自来水厂。地亚士洋行也负责为那些穿不起真丝衣服的中国人提供仿丝绸衣料。当然，这种衣料由曼彻斯特供应。此外，他们从美国进口纺织品，从英格兰和孟买买进棉纱，目前正为驻扎在中国北方的德国军队供应粮食。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实力强大、业务广泛的德商洋行，我们可以顺手再举两个例子。中法战争中，浙江省为筹备海防，曾向上海地亚士洋行订购克虏伯24厘米后膛鋼炮2尊，21厘米后膛钢炮5尊。辛亥革命前夕，清海军部于1910年12月5日，经由上海地亚士洋行向奥国士他俾路免图厂订造龙湍号驱逐舰一艘，全船价值合英金63000镑，分四批交款。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除已付头批船价外，剩余款项没能及时交付，这艘舰船也就没有交付。民国肇造局乱如麻，所欠船价款亦屡次展期。迨一战爆发，中奥断交，龙湍号被奥国征用，编入奥匈舰队。战后欧洲和会时候，民国政府海军部还在为此事交涉索偿。
中国近代造币历史来说，英国伯明翰的两家企业扮演了关键角色，一家是前文的伯明翰造币厂，还有一家是退辣车伦制造厂。不出意外的，张之洞的造币事业和这两家厂都有关联。
所谓“鸦片耗银于外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使得铸造制钱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还要亏本。这样一来，各地督抚们对铸造制钱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如此局面造成了一个结果， 机制铜元作为替代品大行其道。
1902年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铜币局，向退辣车伦制造厂（Tay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