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北大南门朝西开》是本刊主笔李北方的一本个人文集，选入的是作者一段时间以来的思想随笔和时政评论性质的文章，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比较集中的思考和剖析了流行于媒体界的西式自由、民主、权利、市场等话语的思维定见，其思考成果对于媒体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汪晖先生特意给本书作序。在这篇序言中，汪晖教授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揭示了，不仅是一国，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因此，市场化媒体必须对于来自西方的那些貌似绝对正确的大词（自由、民主、人权等），进行批判性反思，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现实的扭曲、对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文化暴力的掩饰。
这些年，市场化媒体发展迅速，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反思。我们选编汪晖教授的这篇序言，目的就是为了凝聚共识，呼吁大家首先在思想和价值观上来一次正本清源，在媒体大变局中，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弘扬人心中向善的力量，真正为这个国家的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支撑。
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要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院的理论探索。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势，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
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今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需要区分反抗与“反抗”。霸权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渗透在从市场到社会、从国家到地区乃至全球、从资本到“大众”的所有领域，不仅对于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排序，而且也用“大众”、“民间”、“社会”等等名义对大众、民间、社会的声音进行扭曲和压抑。对于那些被经常在大众传媒中夸夸其谈甚至做苦闷沉思状的“批判者”，也必须进行批判与“批判”、反思与“反思”的辨别。
谈论媒体，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即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的腐败，后者其实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的形式而已。在全球化时代，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国家内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在许多领域造就了嚣张与取媚的多面姿态。媒体的新角色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我曾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概括这个进程，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资本及其代理人利用新旧媒体而化身公共舆论的代表，或称“资本力量的公知化”。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对言论空间的扩展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重审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绝对正确的大词，而在于像鲁迅那样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扭曲、对于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于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暴力的掩饰。在今天，政治性就存在于这些去除了大词装点的、对于实际进程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事情是否发生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能否聚焦于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创造“现实”，也必然扭曲现实。今天的暴力发生在现实中，也发生在媒体中。因此，反媒体的逻辑就是击破媒体创造的“现实”，以抵达真相，或至少呈现抵达真相的路径。对于媒体的改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媒体工作者的思考、辨别能力和道德水准无疑是这一改变的核心环节之一。媒体人如何突破今天的媒体逻辑？已经有优秀的媒体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些努力而不得不离开媒体世界。因此，除了明察的目光、分析的力度和批判的勇气，还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游击战的技巧。这也是重新政治化的前提。何谓“反媒体”？我以为那就是一种从媒体世界中诞生的、与媒体的主导逻辑—即控制媒体的双重逻辑—相反的、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诞生的能量、实践、观念及其呈现方式。
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见到北方的了，只记得他头发略长，说话激动时，面庞略显明亮。我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2008年，他出国深造前，我们见过一面;次年的夏天，我到剑桥访问，在伦敦匆匆一面，他欲言又止，有些郁闷。我因此知道：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新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復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2015年7月20日于清华园
（本文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这些年，市场化媒体发展迅速，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反思。我们选编汪晖教授的这篇序言，目的就是为了凝聚共识，呼吁大家首先在思想和价值观上来一次正本清源，在媒体大变局中，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弘扬人心中向善的力量，真正为这个国家的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支撑。
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要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院的理论探索。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势，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
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今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需要区分反抗与“反抗”。霸权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渗透在从市场到社会、从国家到地区乃至全球、从资本到“大众”的所有领域，不仅对于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排序，而且也用“大众”、“民间”、“社会”等等名义对大众、民间、社会的声音进行扭曲和压抑。对于那些被经常在大众传媒中夸夸其谈甚至做苦闷沉思状的“批判者”，也必须进行批判与“批判”、反思与“反思”的辨别。
谈论媒体，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即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的腐败，后者其实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的形式而已。在全球化时代，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国家内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在许多领域造就了嚣张与取媚的多面姿态。媒体的新角色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我曾以“去政治化的政治”概括这个进程，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资本及其代理人利用新旧媒体而化身公共舆论的代表，或称“资本力量的公知化”。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对言论空间的扩展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重审自由、民主、人权等等绝对正确的大词，而在于像鲁迅那样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扭曲、对于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于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暴力的掩饰。在今天，政治性就存在于这些去除了大词装点的、对于实际进程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事情是否发生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能否聚焦于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创造“现实”，也必然扭曲现实。今天的暴力发生在现实中，也发生在媒体中。因此，反媒体的逻辑就是击破媒体创造的“现实”，以抵达真相，或至少呈现抵达真相的路径。对于媒体的改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媒体工作者的思考、辨别能力和道德水准无疑是这一改变的核心环节之一。媒体人如何突破今天的媒体逻辑？已经有优秀的媒体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些努力而不得不离开媒体世界。因此，除了明察的目光、分析的力度和批判的勇气，还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游击战的技巧。这也是重新政治化的前提。何谓“反媒体”？我以为那就是一种从媒体世界中诞生的、与媒体的主导逻辑—即控制媒体的双重逻辑—相反的、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诞生的能量、实践、观念及其呈现方式。
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见到北方的了，只记得他头发略长，说话激动时，面庞略显明亮。我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2008年，他出国深造前，我们见过一面;次年的夏天，我到剑桥访问，在伦敦匆匆一面，他欲言又止，有些郁闷。我因此知道：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新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復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2015年7月20日于清华园
（本文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