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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泽乡的人们看来，李二麻子头上的“保长”这个称号是要跟着他入土了。
然而二麻子至今都说不清保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从祖上数八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跟“长”字打过交道。
故事还要从1941年冬天说起。那年苏北的天气格外地冷，再加上日伪军疯狂地聚敛物资，缺衣少食的大泽乡已经死了几十口人。这天午后，太阳从多日的阴霾后面探出脸来，冷冷地施舍给早已冻僵的人们一点惨白的日光。二麻子忙趁着难得的阳光把床铺上的稻草搬出来晒晒，去去积攒已久的湿气。二麻子的脚有些跛，正是这一点身体上的残疾，使得他在日伪军数次的征兵中得以幸免，苟活到了现在。脚虽然跛了，但是简单的农活还是能做的，每到收获的季节，二麻子总是乐于给家里缺劳力的乡亲帮帮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淳朴到有点傻的后生。
这时，村口王家的黄狗突然狂吠起来，紧接着，犬吠声像瘟疫一样，一家一家地传开了。很快全村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咆哮中，狗们嘶哑的声音如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做最后的喘息。二麻子仿佛没听见一样的，继续着手中的活。“二黄又来觅食了。”他嘴里轻轻嘟囔了一句。二麻子所说的“二黄”指的是汪伪政府底下的治安军，他们跟在日本主子后面狐假虎威，尽充当坑害乡亲们的急先锋。这群“二黄”每个月都会打着“绥靖防共”的幌子到各个乡村要吃要喝，胡作非为。大泽乡的人们对这群汉奸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当二麻子听到汽车呼哧呼哧的轰鸣时，他突然意识到事情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二黄”是用不起汽车的，顶大的头头也只能骑个洋马抖抖威风。能坐汽车来的只会是那些日本人，看来这次大泽乡要出事。二麻子不由得想起上个月日本人在大泽乡公开处决共党的场景。那些在地上被拖着走的衣衫破烂的人使他无法相信，神出鬼没的新四军游击队竟会如此颓唐。不久他就听到一个传言，这些被处决的人都是从城里找来的饿殍。
不及二麻子多想，先遣的“二黄”们已经进了村。一个个仗着手中的烧火棍大抖威风，用枪托和刺刀驱赶着全体村民来到村头空地上。二麻子放下手中的稻草，跟着拥挤的人群往外走。空地上一片混乱，“二黄”们大喊大叫着让所有人保持肃静。然而小孩子不管这些，自顾自地啼哭着。
一个腰带上挂着手枪的小头目跳上土堆，先讲了一大段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的话，紧接着便宣布：“皇军今天要来我们大泽乡慰问，各位乡亲务必要拿出点态度，好好欢迎皇军和皇军的客人。还是跟往常一样，有共匪的情报要及时上报，举报者有赏，知情隐瞒者与共匪同罪！”说完后，他便指挥着把乡亲分成两组，夹道迎接日本人的车队进村。
从黑色铁盒子里走下两个日本人，二麻子看着他们有点眼熟。在城里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带着一帮伪军挨家挨户地封街搜查。年轻一点的日本人清了清嗓子，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讲了两句话，叽里咕噜的像鸟语。有个“二黄”忙不迭地翻译：“皇军说了，为了加强大泽乡的治安，从今天起从村里选一个代表做保长。村里的几位老人家，你们商量看看谁比较合适？”
几位老人冷冷地看了一眼，没有人说话。“二黄”见气氛尴尬，忙打圆场说：“各位都是大泽乡德高望重的前辈，这个职务事关大泽乡全体乡亲的安全，还是不要推辞为好。”话讲到这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一丝威胁之意。
老人们无奈地相互看了一眼，依旧无言。
这时，日本人不耐烦了，都已经把手放到指挥刀上了，年轻一些的军官吼了句鸟语。两边的日军和伪军都把枪从肩上取下，把枪口对准了乡亲们。老人们的身体微微颤抖，怒目而视。带着孩子的妇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忙着往人群后面躲。二麻子看看四周的人都面有惧色，便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我来当这个保长！”
这一声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二黄”见有人应声，忙对日本人说：“太君，这是大泽乡的禾丰先生，很支持皇军的政策，村里人都服他。”日本人这才把手放了下来，低声跟“二黄”头头交代了几句，便重新钻入铁盒子里面带着日军扬长而去。
从此，“保长”这个称呼取代了二麻子的真名。乡亲们都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大泽乡靠近日军重兵把守的徐州，新四军的游击队受到日寇的残酷打击。在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大部分都退到微山湖一带休整。于是大泽乡的“治安”表面上看比其他地方要好。日寇在之后的日子里便沒有经常“光顾”这里，大泽乡这才有了短暂的安宁。二麻子当保长跟没当一样，整天仍然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庄稼汉。
几年后，日本人终于败了。又过了几年，国民党也逃了。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正式接管了大泽乡，在乡里设立了政权。此时，二麻子已经结婚了。
又过了好多年，全国建起了人民公社。二麻子成了大泽乡仓库的保管员，每天负责根据上头的指令收发物资。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这天，县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问到谁负责看守仓库时，书记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是‘保长’值班。”领导当时就变了脸色，二话没说带着民兵来到仓库，把正在做账的二麻子绑了起来，回过脸来对书记大声斥责道：“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保长来看管革命果实，你们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书记费了好半天才终于跟领导解释清楚这个“保长”的来历。二麻子在一旁已经被绑得七荤八素了。
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的狂潮离大泽乡似乎还很远。县里给了大泽乡一个“斗争”的指标，书记找二麻子谈话，希望让他来担任这个斗争对象。
“凭啥斗争我啊！”二麻子觉得委屈。
“我们乡就数你做过保长见过世面，这是上面的指标。你就多担当一点吧。这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啊。”书记安慰他说。
“我这辈子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啥还要斗我呢？”
“都是自己人斗自己人，还能让你吃亏了？这样吧，你们家每年多领一口子工分。这也算党对你的关怀嘛。”
“这……”
就这样，二麻子成了斗争对象。但他一直没把这当回事，权当为革命做贡献了。直到隔壁村的后生们戴着红袖章和铁锤冲到他家门口时，他才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革命小将们抓住二麻子不放，说要提他去游街。闻讯赶来的书记忙跟这些年轻人们解释：“他不是坏人，当时是为了完成指标才让他上去的。诸位不要冲动，二麻子是我们大泽乡的好人。”革命小将们一听便炸了窝：“这还了得！这次我们小老虎团不仅揪出了一个老资格右派，还挖出了大泽乡一条反革命黑线！”
一个个挥舞着家伙便要捆人。书记忙上前阻拦，被一锤子砸中脑门，顿时鲜血直流。周围的乡亲看不过去了，一齐拥上来要捉这些革命小将们见官。年轻人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瞬间作鸟兽散了。
从此以后，二麻子做过保长又成了反派的事在各个村里传开了。总会有年轻人时不时来二麻子这里骚扰，搞得他不厌其烦却也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七八年，一纸平反通知书送到二麻子手上。二麻子把它悄悄收到箱底，一边埋怨老书记坑了他这么多年。但此时，老书记早已离开人世。
然而二麻子至今都说不清保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从祖上数八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来没有跟“长”字打过交道。
故事还要从1941年冬天说起。那年苏北的天气格外地冷，再加上日伪军疯狂地聚敛物资，缺衣少食的大泽乡已经死了几十口人。这天午后，太阳从多日的阴霾后面探出脸来，冷冷地施舍给早已冻僵的人们一点惨白的日光。二麻子忙趁着难得的阳光把床铺上的稻草搬出来晒晒，去去积攒已久的湿气。二麻子的脚有些跛，正是这一点身体上的残疾，使得他在日伪军数次的征兵中得以幸免，苟活到了现在。脚虽然跛了，但是简单的农活还是能做的，每到收获的季节，二麻子总是乐于给家里缺劳力的乡亲帮帮忙，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淳朴到有点傻的后生。
这时，村口王家的黄狗突然狂吠起来，紧接着，犬吠声像瘟疫一样，一家一家地传开了。很快全村陷入了此起彼伏的咆哮中，狗们嘶哑的声音如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做最后的喘息。二麻子仿佛没听见一样的，继续着手中的活。“二黄又来觅食了。”他嘴里轻轻嘟囔了一句。二麻子所说的“二黄”指的是汪伪政府底下的治安军，他们跟在日本主子后面狐假虎威，尽充当坑害乡亲们的急先锋。这群“二黄”每个月都会打着“绥靖防共”的幌子到各个乡村要吃要喝，胡作非为。大泽乡的人们对这群汉奸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当二麻子听到汽车呼哧呼哧的轰鸣时，他突然意识到事情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二黄”是用不起汽车的，顶大的头头也只能骑个洋马抖抖威风。能坐汽车来的只会是那些日本人，看来这次大泽乡要出事。二麻子不由得想起上个月日本人在大泽乡公开处决共党的场景。那些在地上被拖着走的衣衫破烂的人使他无法相信，神出鬼没的新四军游击队竟会如此颓唐。不久他就听到一个传言，这些被处决的人都是从城里找来的饿殍。
不及二麻子多想，先遣的“二黄”们已经进了村。一个个仗着手中的烧火棍大抖威风，用枪托和刺刀驱赶着全体村民来到村头空地上。二麻子放下手中的稻草，跟着拥挤的人群往外走。空地上一片混乱，“二黄”们大喊大叫着让所有人保持肃静。然而小孩子不管这些，自顾自地啼哭着。
一个腰带上挂着手枪的小头目跳上土堆，先讲了一大段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的话，紧接着便宣布：“皇军今天要来我们大泽乡慰问，各位乡亲务必要拿出点态度，好好欢迎皇军和皇军的客人。还是跟往常一样，有共匪的情报要及时上报，举报者有赏，知情隐瞒者与共匪同罪！”说完后，他便指挥着把乡亲分成两组，夹道迎接日本人的车队进村。
从黑色铁盒子里走下两个日本人，二麻子看着他们有点眼熟。在城里的有时候看到他们带着一帮伪军挨家挨户地封街搜查。年轻一点的日本人清了清嗓子，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讲了两句话，叽里咕噜的像鸟语。有个“二黄”忙不迭地翻译：“皇军说了，为了加强大泽乡的治安，从今天起从村里选一个代表做保长。村里的几位老人家，你们商量看看谁比较合适？”
几位老人冷冷地看了一眼，没有人说话。“二黄”见气氛尴尬，忙打圆场说：“各位都是大泽乡德高望重的前辈，这个职务事关大泽乡全体乡亲的安全，还是不要推辞为好。”话讲到这里，已经隐隐露出了一丝威胁之意。
老人们无奈地相互看了一眼，依旧无言。
这时，日本人不耐烦了，都已经把手放到指挥刀上了，年轻一些的军官吼了句鸟语。两边的日军和伪军都把枪从肩上取下，把枪口对准了乡亲们。老人们的身体微微颤抖，怒目而视。带着孩子的妇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忙着往人群后面躲。二麻子看看四周的人都面有惧色，便下意识地大喊一声：“我来当这个保长！”
这一声把他自己吓了一大跳。“二黄”见有人应声，忙对日本人说：“太君，这是大泽乡的禾丰先生，很支持皇军的政策，村里人都服他。”日本人这才把手放了下来，低声跟“二黄”头头交代了几句，便重新钻入铁盒子里面带着日军扬长而去。
从此，“保长”这个称呼取代了二麻子的真名。乡亲们都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大泽乡靠近日军重兵把守的徐州，新四军的游击队受到日寇的残酷打击。在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大部分都退到微山湖一带休整。于是大泽乡的“治安”表面上看比其他地方要好。日寇在之后的日子里便沒有经常“光顾”这里，大泽乡这才有了短暂的安宁。二麻子当保长跟没当一样，整天仍然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庄稼汉。
几年后，日本人终于败了。又过了几年，国民党也逃了。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正式接管了大泽乡，在乡里设立了政权。此时，二麻子已经结婚了。
又过了好多年，全国建起了人民公社。二麻子成了大泽乡仓库的保管员，每天负责根据上头的指令收发物资。这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这天，县里的领导来检查工作，问到谁负责看守仓库时，书记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是‘保长’值班。”领导当时就变了脸色，二话没说带着民兵来到仓库，把正在做账的二麻子绑了起来，回过脸来对书记大声斥责道：“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保长来看管革命果实，你们的党性都到哪里去了？”书记费了好半天才终于跟领导解释清楚这个“保长”的来历。二麻子在一旁已经被绑得七荤八素了。
一九六六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的狂潮离大泽乡似乎还很远。县里给了大泽乡一个“斗争”的指标，书记找二麻子谈话，希望让他来担任这个斗争对象。
“凭啥斗争我啊！”二麻子觉得委屈。
“我们乡就数你做过保长见过世面，这是上面的指标。你就多担当一点吧。这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啊。”书记安慰他说。
“我这辈子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啥还要斗我呢？”
“都是自己人斗自己人，还能让你吃亏了？这样吧，你们家每年多领一口子工分。这也算党对你的关怀嘛。”
“这……”
就这样，二麻子成了斗争对象。但他一直没把这当回事，权当为革命做贡献了。直到隔壁村的后生们戴着红袖章和铁锤冲到他家门口时，他才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革命小将们抓住二麻子不放，说要提他去游街。闻讯赶来的书记忙跟这些年轻人们解释：“他不是坏人，当时是为了完成指标才让他上去的。诸位不要冲动，二麻子是我们大泽乡的好人。”革命小将们一听便炸了窝：“这还了得！这次我们小老虎团不仅揪出了一个老资格右派，还挖出了大泽乡一条反革命黑线！”
一个个挥舞着家伙便要捆人。书记忙上前阻拦，被一锤子砸中脑门，顿时鲜血直流。周围的乡亲看不过去了，一齐拥上来要捉这些革命小将们见官。年轻人们见势不妙，一声口哨，瞬间作鸟兽散了。
从此以后，二麻子做过保长又成了反派的事在各个村里传开了。总会有年轻人时不时来二麻子这里骚扰，搞得他不厌其烦却也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七八年，一纸平反通知书送到二麻子手上。二麻子把它悄悄收到箱底，一边埋怨老书记坑了他这么多年。但此时，老书记早已离开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