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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怎样看待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
演讲:时殷弘
人们在看中国当今时期的国际环境的时候，容易有几种偏颇。一种特别多见于研究经济学和操作国民经济的人中间，他们主要（甚或只是）重视世界经济及其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思想哲理上特别侧重于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或者至多还连同一些经济领域内的安全问题，包括金融危机等等。另一方面，集中于研究国际政治和操作国家外部安全的人们更多地关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高阶政治”问题，而不那么注意和重视跨国的经济、文化、人员交往领域内的问题和广泛深入的全球化，即使他们会提到这些，并且较抽象地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还有一种偏向，在关于国际问题的“外行”和“内行”中都属常见，那就是在谈论国际环境甚至外国对华态度和政策的时候，采取一种“外在”的方式，亦即下意识地将中国“置于其外”，似乎谈论的是个完全外在的环境，没有将一个相当大并且越来越大的参数即中国放在里边。
实际上，在我们面对的环境中，中国往往是最大的参数之一;中国本身的变动，中国本身的发展轨迹，中国本身的政策、战略甚而舆论，对中国面对的基本环境有至关重要的甚至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处于几大方面基本的外部形势之中。第一大外部形势就是人们一般说的全球化。参与全球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内容，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和国内经济成长，而且实际上关系到整个中国与国际社会，甚至与跨国社会之间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互相依赖。全球化确实是双面刃:已经可以看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一些非同小可的不利后果，甚至还可能带来一些虽然现在还难以预见到、但也许若干年后将展现为巨大问题的弊端或伤害。例如，现在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因而中国在不少关键领域的技术实际上不是中国而是外国拥有的，那未来在危机状态中（甚至可以设想在战争状态中）还能不能像当今一样被中国享有就会成为大问题。但总的来说，参与全球化使中国在完成当代中国的最基本任务方面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进展，这个任务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说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已经穷了那么多年，要开始努力富裕起来。中国原来不仅很穷，而且很弱，虽然像毛泽东时代似乎相当强，但是毕竟多少是“外强中干”，“英雄气短”，持久不了。中国人还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抱负，那就是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亚洲强国和世界强国；如果做不了这样的强国，那么现在和将来无论哪一代中国人都会深怀遗憾。
因此，从满足中国人民的基本富裕的需要来看，从实现中国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的应有期望来看，参与全球化大为受益，大有必要。如果问谁是全球化的至今最大受益者，那就是美国和以美国资本为主的跨国大公司，然而第二个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国。中国有那么庞大的人口，原先那么穷，而且还有巨大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然而从邓小平南巡以来不足15年时间，现在中国巨大的经济力量和经济成就如此突出，以至差不多成了全世界广泛和频繁地谈论的头号话题。尽管谁都知道这经济力量还有不少“空洞”，而且谁也不敢保证它一定能继续足够长久地持续高速发展。但是目前确实全世界都在大谈中国的经济腾跃，连同中国由此作为未来巨型强国的崛起。决不能说这些全出于中国的内因，参与全球化是导致这局面和势头的一大决定性因素。而且，如果说中国还有比这更远大得多的未来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因素还将继续地在其实现的过程中起非常重大的作用。完全可能的是，将来当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世人就会很有理由地说中国最终证明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可以说，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是邓小平，在中国历史的当代阶段选择了参与全球化这一基本方向和基本态势，而且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特别是在其经济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全球化是中国处于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外部形势。
周边安全环境堪忧
谁都知道中国人经常为周边安全环境担忧。这是由一些基本事实决定的。其中第一个可以说是静态的基本事实，亦即地缘状态。无论说威胁也好，还是说牵制中国对外精力和资源的来源也好，地缘位置决定了中国必须经久地面对格外多方位的安全问题。在尼克松所说的除中国外，世界四大力量中心当中，有三个在中国周边:世界上最强大、也是奉行最广泛的霸权国策的美国；与中国之间有深刻的权势矛盾、利益矛盾、情感对立和强烈历史宿怨的日本;虽然权势业已大为衰减，但其未来在力量和意图两方面都不确定的俄罗斯。此外，未被尼克松列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但终究会作为巨型强国崛起的印度也在中国周边。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由于世界全球化过程产生的一大差别和对立——现代社会价值与传统穆斯林价值的差别和对立，也由于其他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近些年来中国发现自己在西北方向受到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非同小可的威胁，特别是它们发生在中国的相对薄弱地带。假如这样的威胁发生在沿海地区，那么中国的抵抗力就很强，但它们发生西北远疆，中国就面临不少受限的地方。另外，中国还有很多小邻居，它们有时候也比较麻烦，给中国带来一些不易处理的难题。其中有些是现实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些是现实抵牾与历史宿怨结合起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仅涉及有关国家的基本利益，而且涉及它们关于自身的历史意象和有时候互相抵牾的民族情感，从而特别难以处理。从过去的封建中国到近代中国再到现当代中国，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困难来看可以说没有根本改变。
周边安全环境的第二个主要事实是动态的，由于其巨大的动能而带来安全方面的基本困难。广义的东亚是世界上最能动的地区。这个能动不是一般性的变化，而是结构性的变动，而且包括多项结构性的变动。中国作为大强国的迅速崛起并无疑问，但正在崛起的并非中国一国。印度也正在作为强国崛起，某种意义上还有日本。日本早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近几年来它的民族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民族追求正在从经济性商业性转向政治性。日本现在要追求所谓正常国家地位，就是政治大国地位，包括“正常”或大致“正常”的军事权利;日本国内某些要搞历史翻案的势力还要追求不折不扣或少有折扣的军事大国地位。国家力量与国家方向意愿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方向意愿的政治化甚或军事化将会直接导致国家力量的上扬。还有朝鲜半岛潜在的巨大动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谈论未来半岛统一的可能性；无疑半岛迟早将会统一，那时就会在中国东北一侧逐步地或快速地崛起一个作为东亚强国的半岛国家，人口接近一亿，具备韩国现在已有的较先进、较庞大的经济能量，而且如果现在的朝鲜核问题不能实现非核武化的解决，那么这个半岛国家大概还会有公开或秘密的核武库。不仅如此，还必须提到韩国和朝鲜都屡屡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韩国和朝鲜有使得它们几乎满怀民族主义的特殊历史记忆和历史意象，念念不忘自己的昔日辉煌，念念不忘自己近代以来一向受周边强国的明欺暗算。另外，还有俄罗斯。与沙俄和苏联相比，现在的俄罗斯无疑已大为衰落，但俄罗斯的有些基本资产举世罕见：辽阔的国土，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庞大的核武库。不仅如此，它有18世纪初往后超过250年的欧亚大陆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经历，留下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意向令俄罗斯人心态难平。俄罗斯未来可能有如它分别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般，大落而后大起——逐渐地或最终相当急剧地重新崛起。
因此，东亚国际政治几乎充满动能，其中有些是实在的，有些是潜在的。动能导致现今的和未来的变动，而变动包含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意味着如果处理不好将来就要出事。中国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与中国处在上述地缘政治环境中类似，显然是不利或不那么有利的。
但是，如果13亿人口的中国有一段十几二十年时间的持续高速发展，那就改变了东亚，也改变了世界。虽然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东亚的国际力量格局更不稳定，但其中的中国参数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首先表现在经济影响上，其次表现在外交影响上。东南亚对中国的态度变化很有意思：东南亚内部广泛的舆论已经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心态已从警戒中国崛起为主变成倾向于“搭车”为主，那就是搭中国之车，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太好太大了。
真正的“瓶颈”:中美之间未来战略性的关系状态
中美两国之间确实有不少矛盾，就未来而言特别重大和长期的就是人们常说的“结构性矛盾”，或曰基本的战略性竞争和对立。它们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更为强烈，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甚至潜在风暴。已有的超级强国美国也许终究会与一个崛起为大强国的中国真的干一场。
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大众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如此的根本形势中，力量趋于衰减的美国，会比冷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对华构筑和强化战略性/军事性防范的必要。无论是鉴于国际关系史还是鉴于国际政治常理，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必将（甚或已经在开始）成为美国战略家和新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它们认为美国相对而言最可以着力对付的问题。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根本矛盾将在逐步增大的分量上影响或规定中美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首先由于有了多年来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了这一发展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现在中美关系有其比较稳定的根本的良好方面，因为它们缔造和发展了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纽约时报》在布什赢得连任总统后几个小时刊登一篇文章《随美国权势衰减的一个新的亚洲》，谈论“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亚洲正在缩减的影响的后果。一种深刻的改组正在进行，中国与其扩展中的经济（还有——用该文后面的话说——‘中国的外交精明’）是其首要动力”。类似的文章最近一年来在西方和东亚国家的媒体上很多很多。总的来说中国的变化使得外部世界很多国家在经济上变得依赖与中国的交往，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多数邻国在内，也因此不得不更加尊重中国，至少在某些基本的政策和行为领域内。当然，它们也希望越来越强的中国将来不要“威胁”到它们，其中特别是美国，正在采取各种战略措施防范可能的未来“中国威胁”。
中国的外部环境来自中国自身的迅速发展
对于“中国威胁论”，一方面中国自己不能受它的过大制约，或者说不能被此类谈论“吓倒”，以至在绝对必要场合不去使用“硬的”方式追求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坚持不懈地以中国自己的妥善言行影响外部舆论，争取使外部世界比较放心中国的未来，减少中国崛起的外部阻力。
中国的外部环境与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相比，应该是大为改善了。当然，如果与中国的远大目标和世界强国抱负相比，与中国要上升为一个起码在东亚至少与美国在政治上真正平起平坐的应有前景相比，再加上考虑到中国有不少基本的内部困难，那么外部环境中不利的方面确实比较引人注目。某些现实问题的发展使得事情变得更严峻，当中包括美国对外态势病变问题、朝鲜核问题、日本国家方向变化问题、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还有例如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和现在针对中国崛起而开始强化的、在亚洲的对华外交竞争。如果将关切全放在这些问题上，那么外部环境确实会显得不利。然而，如果要全面和准确地判断外部环境对中国总的来说是不利还是相对有利，那么起码的要求是不应给出很简单的答案。应当有不同的参照，兼具不同的视角，考虑到不同的方面。如果与历史相比，中国的外部环境总的来说大为改善了，但是与中国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相比，可能的困难还是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部困难也非同小可，特别是还没有较大把握能妥善地解决中国社会内部的实在或潜在的基本“瓶颈”问题，包括社会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生态和资源困难、公民教育和社会道德问题等。但是，如果中国还有近似于邓小平的勇于改革精神，坚决发展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也基本继承1989年以后以审慎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念念不忘社会稳定的需要，并且像当今的中国最高领导那样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努力缓解和争取逐渐解决社会内在紧张问题，那么（用最谨慎的方式说）未来的安全环境，甚至总体环境就至少不会坏到使中国不能实现基本的国家目标的地步。
（作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