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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温州一区委书记杨湘洪出国考察后称病不归，上海一位在职区委副区长居然也留下纸条后“失踪”，巧合的是，二者都是在赴法国考察之时“失踪”。于是人们不得不想到的是：官员借出国考察之名潜逃了。
杨某人为何潜逃，这几乎不会是个哥德巴赫猜想。虽然他宣称是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但这也太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智慧，像他坐在那样的官位上，存在贪污的可能性太大了，现在主动以出逃昭示天下，更是让世人揣测变成现实。令人悲哀的是，有关部门还秉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前往法国规劝其迷途知返，而现在他却潜藏不露。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一些网站上，杨湘洪作出廉政承诺的新闻还历历在目。
连续曝出官员出国事件，再次敲响了反腐的警钟。公安部去年5月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形势十分严峻。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则报道，中国前任官员携带的外逃巨款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00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腐败官员多达1万多人。中国的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已经超越危险水平，这也是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今年是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这显示出当局对当下高官腐败问题的担忧。
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蔚为壮观。但群众都知道，一些官员是“假考察、真旅游”，更有少数官员是为了外逃踩点，像杨湘洪，连逃到国外的机票钱可能都是老百姓掏腰包。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腐败可以亡党，因此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许多腐败分子的心里越来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白天他们颐指气使，晚上则绞尽脑汁出谋划策对付纪检部门的到来，他们在承受不了压力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逃亡。
现在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只有3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犯罪分子引渡协定。尤其中国腐败官员的三大藏身之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大部分没有同中国签署该协定，因此一小撮的逃亡官员起了一个恶劣的示范效应。
30年改革以来，中央在反腐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一些好的思路和模式也在渐渐的形成之中，但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反腐有时候还没有跟上步伐。譬如官员外逃，他在外逃的各个环节（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难道一点端倪都没有吗？在不少的案例中，不是老百姓没发现，奇怪的是某些纪检部门没发现。为何现在的监督机制管不了书记？为何纪检部门永远处于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为何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为何不强化党外的监督力量？
30年改革开放打破了封建专制，但并没有打破一些官僚制度、官本位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在新时期的拜金主义回潮的刺激下，得到更大的巩固。一些官员把权力当成了寻租工具，把职责当成了官帽而耀武扬威。
一条不安的消息是：2008年中国大批有志青年参加了录取比约为46∶1的公务员考试，在这些参考人员中竟然有55.8%的人看中的是公务员能够获得某些切实利益。什么切身利益？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数据显示了中国的反腐斗争更为艰巨。
如果中国不在惩治腐败上有更大举措，那么杨湘洪，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出逃的官员。
杨某人为何潜逃，这几乎不会是个哥德巴赫猜想。虽然他宣称是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但这也太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智慧，像他坐在那样的官位上，存在贪污的可能性太大了，现在主动以出逃昭示天下，更是让世人揣测变成现实。令人悲哀的是，有关部门还秉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前往法国规劝其迷途知返，而现在他却潜藏不露。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在一些网站上，杨湘洪作出廉政承诺的新闻还历历在目。
连续曝出官员出国事件，再次敲响了反腐的警钟。公安部去年5月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形势十分严峻。而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则报道，中国前任官员携带的外逃巨款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500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腐败官员多达1万多人。中国的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已经超越危险水平，这也是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今年是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这显示出当局对当下高官腐败问题的担忧。
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蔚为壮观。但群众都知道，一些官员是“假考察、真旅游”，更有少数官员是为了外逃踩点，像杨湘洪，连逃到国外的机票钱可能都是老百姓掏腰包。
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腐败可以亡党，因此加强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许多腐败分子的心里越来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白天他们颐指气使，晚上则绞尽脑汁出谋划策对付纪检部门的到来，他们在承受不了压力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逃亡。
现在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只有31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犯罪分子引渡协定。尤其中国腐败官员的三大藏身之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大部分没有同中国签署该协定，因此一小撮的逃亡官员起了一个恶劣的示范效应。
30年改革以来，中央在反腐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一些好的思路和模式也在渐渐的形成之中，但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反腐有时候还没有跟上步伐。譬如官员外逃，他在外逃的各个环节（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得身份）难道一点端倪都没有吗？在不少的案例中，不是老百姓没发现，奇怪的是某些纪检部门没发现。为何现在的监督机制管不了书记？为何纪检部门永远处于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为何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为何不强化党外的监督力量？
30年改革开放打破了封建专制，但并没有打破一些官僚制度、官本位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在新时期的拜金主义回潮的刺激下，得到更大的巩固。一些官员把权力当成了寻租工具，把职责当成了官帽而耀武扬威。
一条不安的消息是：2008年中国大批有志青年参加了录取比约为46∶1的公务员考试，在这些参考人员中竟然有55.8%的人看中的是公务员能够获得某些切实利益。什么切身利益？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数据显示了中国的反腐斗争更为艰巨。
如果中国不在惩治腐败上有更大举措，那么杨湘洪，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出逃的官员。